丝绸之路上，听敦煌出土简牍“窃窃私语”，诉说质子与公主、神秘精绝国的故事

有这样一位穿越时空的“信使”，她仔细聆听着那些在河西走廊风沙中沉寂了2000年的汉简的“窃窃私语”，有意向我们讲述一段有声有色的丝绸之路。

她就是《“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以下简称《“简”读中国》）一书作者、年轻的甘肃学者马丽。近些年，当全世界越来越关注古老的东方智慧，马丽通过对42枚汉简中“大事件”与“小细节”的精彩解读，勾勒出秦汉时期的社会形态，让泱泱中华文明在读者面前更加真切而鲜活。

《“简”读中国：敦煌汉简里的丝绸之路》 马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于汉简中看到自己

循着汉简里的只字片语追溯，我看到丝绸之路上的热闹熙攘和战乱纷争，看到王侯将相，也看到普通人和自己

上书房：作为年轻的敦煌学者，您简直太幸运了，可以近距离接触大量汉简，倾听丝绸之路上简牍的“窃窃私语”，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马丽（《“简”读中国》作者、甘肃简牍博物馆馆员）：我看过的汉简有上千枚，深入研究过的不止100枚。

循着汉简里的只字片语追溯，我看到丝绸之路上的热闹熙攘和战乱纷争，看到王侯将相，也看到普通人，甚至看到我自己。这是一个神奇的体验，我也觉得自己很幸运，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

上书房：先讲几个汉简里的故事？

马丽：那就先说说朝廷接待解忧公主之女的故事吧。

一枚1990年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木简，三栏两行，汉字清晰而内容明确：

右使者到县置，共舍弟（第）一传。大县异传舍如式。龟兹王、王夫人舍次使者传。堂上置八尺床卧一张，皁若青帷。阁内（方框）上四卧，皆张帷。床内置传舍门内张帷，可为贵人坐者。吏二人道。

简文主要讲述龟兹王夫妇路过敦煌悬泉置时，置啬夫在大门口安排两名官吏做引导，在堂上放置了一张八尺大的卧床，床上挂有青黑色的帷幔。其他四张卧床皆张挂有帷幔。除此以外，在门内供人坐的床也张挂有帷幔，专供贵人使用。

这枚简是朝廷为沿途各驿站下发的接待龟兹王及其夫人的传信。简中的“弟（第）一传”当指最好的宾馆，“如式”即为按照规定必须达到的规格。“龟兹王、王夫人”是龟兹王绛宾和他的夫人——乌孙国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公主。

弟史公主自小学习礼仪和音乐，也时常跟随长辈出使西域。在访问龟兹国时，龟兹王绛宾对精通乐理的弟史公主十分倾心，不久之后到乌孙国求娶弟史公主，解忧公主同意了二人的亲事。随后龟兹王夫妇二人带着龟兹乐器前往长安朝贺，汉宣帝向他们赠予了中原的乐器和乐舞。这不仅是西汉与龟兹友好往来的见证，也是中原与西域乐舞之间的一次大规模交流。这段简文为研究悬泉置的传舍制度、汉朝的接待礼仪以及西汉与龟兹国之间的往来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接待解忧之女弟史公主的汉简

上书房：信息量很大！您在书中还对每个故事都做了许多延伸解读，朝廷接待邻国贵宾的规格、丝绸之路上乐器的互鉴，在山西许多壁画、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也多有体现。

马丽：再讲一个“贡使长安”的故事，尽管这枚木简的下部已残破，但我们依然读出了简牍记录的基本故事。

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质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车使者二人，扜（于）阗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疏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绝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弥使者一人。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于）阗副使二人，贵人三人；拘弥副使一人，贵人一人；莎车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精绝副使一人。乙未以食疏勒副使者一人，贵三人。凡卅四人。

关于“贡使长安”的汉简

上书房：让我来猜它的意思——某年二月先后两天中，悬泉置驿站接待了西域的鄯善、且末、莎车、于阗、皮山、疏勒、渠勒、精绝、扜弥这9个国家的质子、贵人和使者，一共是34人。

马丽：完全正确！这里还有许多隐藏信息。简牍本身并未有明确的纪年，但据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楼兰改名鄯善，可知该简的时代是在此之后。此外，丝路南道上的九国外客组团统一前往长安，是当时各国和睦相处以及丝路南道畅通的反映。自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方互利贸易发达，形成了“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繁荣景象。

上书房：走进大漠荒原的汉朝和亲公主们，仿佛出现在我眼前。

马丽：是啊，和亲公主中最有名的就是解忧公主。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了许多与解忧公主相关的简牍。我们可以遥想，每当国家危难之际，她总能力挽狂澜，这个继细君公主之后和亲乌孙国的公主，在西域经营数年后，建立了强大的政治势力，她的儿女们如弟史公主也往来长安和西域，这些都可以在汉简中找到记载。

解开神秘“精绝国”之谜

一段简文为汉朝与精绝国的交往史补充了重要资料，古丝路沿线诸国都与汉朝有往来关系

上书房：汉简里精绝、于阗等国的名字，因为小说和影视作品的影响，对今人来说颇为神秘，汉简中的“精绝古城”究竟是怎样的？

马丽：汉简中出现“精绝国”的次数还不少。“送精绝王诸国客凡四百七十人……”，一枚出土于敦煌悬泉置遗址的木简如是显示，这里的“精绝王”为汉代的精绝国国王。

写有“精绝王”等字的汉简

虽然传世文献对精绝国的记载较少，但大量考古资料表明，两汉时期精绝国与中原往来频繁，汉朝也曾在精绝国派兵屯戍。这段简文为汉朝与精绝国的交往史补充了重要资料，对研究悬泉置的传舍制度、精绝国同汉王朝的来往关系，以及古丝路沿线的诸国关系往来具有重要价值。

上书房：“精绝国”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精绝国，王治精绝城，去长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户四百八十，口三千三百六十，胜兵五百人。精绝都尉、左右将、译长各一人。北至都护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卢国四日行，地阸狭，西通扜弥四百六十里。”可知精绝国只是一个小国，在汉代受西域都护管辖，并有一套自己的职官体系，它在历史上真的很重要吗？

马丽：由于精绝国地处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精绝古城也便成了西域诸国与中原往来的重要节点城市。根据《后汉书·西域传》中的记载可知，两汉之际，汉王朝无暇顾及外事，西域各国互相攻伐，精绝等小国只能依附于阗等较为强盛的国家。据学界研究，莎车王贤死在汉明帝永平四年（公元61年），鄯善国吞并诸国则是在东汉晚期。最终精绝国还是被兼并，成为鄯善国的一个行政管辖区。

长久以来，精绝国有着许多未解之谜。20世纪初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今新疆民丰尼雅乡境内发掘出土了一枚汉简，上面有非常清晰的汉隶文书“汉精绝王承书从事”。木简为典型的汉代官方文书格式，于是斯坦因推测，出土木简的尼雅遗址和汉简上记述的“精绝王”有密切的关联，尼雅遗址很可能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的精绝国故址。后来，著名学者王国维根据斯坦因的考察报告和尼雅遗址中发现的汉代残简肯定了斯坦因的推断，认为该地“在汉为精绝国地”。自此，这座被沙海掩埋千年的故城又重新出现在世人的眼中。

提得起手铲，握得了笔杆

田野考古发掘让我从理论转换到实践，学会考古绘图与编写报告，为释读汉简打下了坚实基础

上书房：您以前参加过甘肃张掖市黑水国汉墓的考古发掘，对考古发掘也有发言权，说说尼雅遗址的发现？

马丽：自张骞通西域以来，历代使者出使西域时都会携带金币和锦缎丝绸。来自汉王朝的丝织品，在当时的精绝国和周边的城邦国家很受欢迎，以至于在西域形成了一种仰慕汉家之物的风气。在尼雅遗址的墓中出土了一件锦被，经线采用了藏蓝、绛、白、黄、绿等色，纹样有舞人纹、茱萸纹、变体云纹等，其上绣着“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字体为隶书。学界称之为“锦衾”。对于这件锦衾的来源我们不得而知，或为赏赐，或为贸易所得，抑或为和亲的王侯将相之女携带的嫁妆，但作为贴身的随葬品，处处彰显其珍贵性。

此外，在尼雅遗址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锦护臂，以红、黄、蓝、白、绿五色丝线绣制而成，其上绣有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兽，在护臂上用汉隶绣着八个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与之类似的记载在《史记·天官书》中就有，原文为“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与此锦护臂一同出土的还有织着“讨南羌”字样的一片锦料残片。据说，当时汉宣帝得知五星聚于东方苍穹，认为是出兵的好兆头，便让赵充国和敦煌、酒泉的驻军一起出击，最终也取得了胜利。“讨南羌”正是战事有利汉王朝的象征，这富有时代特色的句子，被工匠织在锦上，而织锦又出现在西域的精绝国，也体现出精绝国与汉朝的密切往来关系。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图片来自“新疆发布”

上书房：田野考古对简牍研究有帮助吗？

马丽：田野考古发掘是我人生中相当重要的经历，这段时期让我从理论转换到实践，不仅真正学会了考古绘图与编写报告，而且更重要的是磨炼了意志力。这个重要的历练期，为后期我到甘肃简牍博物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上书房：“90后”女孩拿铲子挖墓，总觉得是电影里才有的情节。

马丽：2018年至2020年，我在甘肃省张掖市黑水国汉墓参与了为期3年的汉墓考古发掘，现在回想，那段时光挺有趣的。尤其是通过刮面确定了汉墓的痕迹后，我们就会根据结构判断并记录墓葬的结构，发掘记录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在清理遗迹内的填土时，我们对墓葬内的随葬品很好奇。每天晚上收工后，我们会根据白天记录、提取的信息，绘制单个的器物以及墓葬品剖面图。看着图纸及发掘记录，感觉完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很有自豪感。

本书作者马丽

田野考古比起室内工作是比较辛苦的，再加上我们的驻地比较偏僻，条件比较艰苦。但当时工作人员大多是“90后”，大家有着共同的话题，好像也并不觉得有多苦。时至今日，陈国科领队说的那句话还时常回响在耳边：“我们要提得起手铲，握得了笔杆。”

悬泉置遗址惊艳考古界

悬泉置简牍所记载的历史片段，为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与文化支撑

上书房：也正是田野考古发掘了悬泉置遗址，才使简牍学成为和敦煌学同样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马丽：早在20世纪初，殷墟甲骨文、敦煌遗书、汉晋简牍、故宫明清档案就被学术界列为四大发现。

1990年至1992年，考古工作者在甜水井附近考古发掘了一处古邮驿遗址，这就是隶属于敦煌郡效谷县的悬泉置，共出土了23000多枚有字简牍。

“置”的出现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悬泉置遗址发现以前，世人对“置”的认知多是通过传世文献将其定义为传统驿站，至于官方配备的工作人员、交通工具的数量、组织结构的规模以及具体运行情况等相关内容仍为谜题。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等文物清晰地表明，当时的驿站不仅有办公区还有马厩等场所。学者根据一份西汉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记载的内容研究得出，当时悬泉置内配备工作人员37名、传马40匹、传车10余辆，此外还有一些牛车，甚至在驿站马匹不够用的情况下，也会向民间租借私人马匹保障驿站正常运转。汉朝官员及中亚、西亚等西域使者都会得到悬泉置准备的食宿接待，悬泉置还提供相应的出行工具。

敦煌莫高窟第 323 窟壁画《张骞出使西域图》

上书房：悬泉汉简中是否有一些传世文献中不曾提到的秘密？

马丽：两汉时期中原王朝与西域诸国往来频繁，传世文献仅记载了与西域大国往来及当时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具体的细节及偏远小国的记载较为欠缺。悬泉汉简则记载了汉朝与西域三十多个国家之间的和亲、贡使、朝见、受封、学习等诸多事项，其中还包括传世文献中未提及的两个国家——折垣和祭越。

上书房：我在您的汉简研究中看到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外的细枝末节，它们仿佛是尚有余温的古代生活痕迹。

马丽：是的，有些细节让人印象太深刻了。比如，康居国的使者对于自己膘肥体壮的白骆驼被酒泉太守定级成“羸弱”的黄骆驼感到十分不满，因此上书长安，请求评理。于是，朝廷层层下发了彻查的指令——2000多年前的委屈，如今依旧能从7枚简编连而成的《康居王使者册》上感受到。

还有一枚汉简，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封“邀约信”：“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难怪历史记载，汉代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都将饮酒作为消遣娱乐的方式，我们如今仍可以感受到谭堂先生邀约友人喝酒时那份谨慎又热切的期盼。这位受邀者不知是否赴约，但这枚汉简保留下了那一瞬的光影。

悬泉置简牍所记载的历史片段，是西汉时期中原与西域“三交”（交往、交流、交融）实践的微观缩影。它印证了我国古代多民族之间通过政治互信、文化互鉴、民族交融，不断凝聚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也为今天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与文化支撑。

《康居王使者册》7枚

上书房：您为何在很多场合都提到悬泉汉简中的一枚“浮屠简”？

马丽：“浮屠简”令人激动，前辈学者根据同地层出土的简牍，推断出该简的时代在东汉建武二十七年至东汉永初元年之间。“浮屠简”证明在公元一世纪后半期，甚至在永平求法之前，佛教就已传入了敦煌，且在民间已有相当的影响。

在此之前，记载佛教最早的史料是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由西汉人景卢口授的浮屠经。但“浮屠简”证明敦煌地区佛教信仰的出现，并非在汉明帝时期中原地区信奉佛教后再从长安传播到西北边境，而是早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佛教已传入敦煌，且在民间很有影响。从时间上来说，这比敦煌莫高窟建造的最早年代早了300年，比竺法护在敦煌译经早了200年，从而为研究佛教传入西域和中原的时间提供了间接证据，是佛教传播史上非常珍贵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浮屠简”

克服研究中最大的难题

当代简牍学成为热门学科，正处于传统学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时代

上书房：您的老师沙武田为《“简”读中国》所写的序言中，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汉简文字的释读是很专业化的技能，没有专业背景的人要释读那些汉风书法浓厚的文字内容，认字这一道关就过不了。即使是文字可以认出来，要读懂其原本的历史含义又是另一回事……可想而知您的工作难度。您在简牍研究中感受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马丽：这几年的研究中，难度最大的确实如沙老师所说，大量汉简上的文字因写法奇特、字形潦草或为罕见专有用字而无法释读。而它们埋藏两千余年，多数残断散乱，如何将成千上万的碎片准确拼合，恢复文献的原始序列，也是一个极其复杂且耗时的工作。此外，简牍内容还涉及法律、经济、军事、医学、历法、民俗等方方面面，需要与各领域的专家合作，进行跨学科的深度解读，才能充分挖掘其价值。

甘肃简牍博物馆展厅。新华社

上书房：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这些难题吗？

马丽：技术，肯定是技术。技术的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破解我们遇到的难题。当代简牍学正处在一个传统学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的时代，比如现在常用的红外摄影是利用墨中的碳元素对红外光有较强的吸收，与简牍背景形成强烈反差，从而使字迹凸显，是辨认淡墨字迹的利器。近些年，红外设备在简牍图像获取中得到越来越普遍的应用。新设备、新技术的支持，使得更高质量的简牍实体及其影像材料，出现在学界和公众的面前。

上书房：听说我国不少高校和研究机构在技术的加持下陆续推出了“简牍数据库”和“简牍文库”等，这些举措对研究界有何意义？

马丽：2024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与读者出版集团联合策划推出的大型图书出版项目“简牍学文库”启动，将依据典籍文献特征，对已刊布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简牍文献资料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涵盖简牍学科体系的各个方面，同时注重考古学、古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期待推动简牍学研究走向更高质量。

如今简牍学是国内的热门学科，相关数据库和文库的开放让全球范围内的研究和交流更加便捷。以英国汉学家鲁惟一为代表的学者，主要是通过将中国秦汉简牍与古罗马等其他文明的行政文书、制度进行对比，揭示不同文明在文书行政、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异同；日本学者更强调简牍的文物属性，主要关注简牍的本体特征，即从材质、形制、书写等角度还原简牍的使用情况……

不同的视角为跨文化、跨学科的简牍学学术交流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简牍学归根结底还是推动了汉语史研究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为今天的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根基，让我们触摸到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脉搏。

简牍学备受关注。新华社

上书房：您还有什么新的研究计划？

马丽：我准备继续研读悬泉汉简的材料，阅读积累敦煌学及丝路文化方面的知识，做悬泉汉简的专题性研究。

目前我接触的悬泉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西北汉简材料中，有大量涉及两汉时期民族交融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材料，我计划通过对更多考古材料与文献的综合运用，展开探析两汉时期河西走廊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以及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等领域的研究，向世界讲述中国简牍的故事。

原标题：《丝绸之路上，听敦煌出土简牍“窃窃私语”，诉说质子与公主、神秘精绝国的故事》

栏目主编：王一

本文作者：解放日报 栾吟之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