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去香港讨债，欠债人跳楼，他老婆把公司给了我

九七年的夏天，潮气像一块黏糊糊的抹布，把整个香港裹得密不透风。

我从罗湖过关，兜里揣着几千块港币，还有一张三万块的欠条。

欠钱的叫李广胜。

三万块，不多，但在我老家，那是我爸妈攒了半辈子的钱。

我来香港，就一个目的，把钱要回来。

李广胜在电话里说得好听，“阿健，你放心，来了香港，我肯定让你满意。”

满意。

我站在旺角街头，看着满眼晃动的霓虹灯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人群，心里只有一阵阵的发虚。

这地方，太大了，大得让人害怕。

李广胜的公司在中环，一座能把人脖子看断的写字楼里。

前台小姐的眼神像在过安检，从上到下扫了我一遍，职业化的微笑里带着一丝毫不掩饰的鄙夷。

“先生，请问有预约吗？”

我说我找李广胜，他让我来的。

她拨了个内线，用我听不太懂的粤语说了几句，然后挂掉电话，脸上的微笑更标准了。

“李生正在开会，麻烦您在这里等一下。”

我一等，就等了三个小时。

从下午两点，等到太阳偏西，把对面另一栋玻璃幕墙照得金光灿灿。

那光晃得我眼晕。

期间，我看着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男女从我面前走过，他们身上的香水味混在一起，闻起来就像是钱的味道。

终于，一个穿着灰色套裙的女人走了过来，三十多岁的样子，头发盘得一丝不苟。

“是陈先生吗？我是李生的太太，我叫赵佩玲。”

她的普通话很标准，但语调是冷的。

我站起来，有些局促。

“李太太，你好。李广胜……李总呢？”

“他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实在走不开。他让我来跟你说一声，钱的事，他记着呢，让你别急。”

别急？

我从老家一路折腾过来，路费都花了好几百，她让我别急？

火气一下子就拱了上来。

“李太太，当初他借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一个月就还，现在都快一年了！”

赵佩玲的表情没什么变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我知道。阿胜的难处，希望你能体谅。”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里是两千块港币，你先在香港找个地方住下，食宿都算我们的。等过两天，他一准给你个准话。”

我捏着那个信封，薄薄的一层，里面的钱像是几片烫手的叶子。

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李太太，我不是来旅游的。我今天必须见到他，让他给我个说法！”

我的声音有点大，引得前台那边又投来审视的目光。

赵佩玲的眉头几不可察地皱了一下。

“陈先生，这里是写字楼，大家都要工作的。”

她的声音不大，但分量很足。

“如果你相信阿胜，就先住下。如果你不信，那我也没办法。他确实在忙。”

说完，她转身就走，高跟鞋敲在地板上，笃笃笃，每一下都像敲在我的心上。

我攥着信封，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最终，我还是拿着那两千块钱，灰溜溜地走出了那栋大楼。

我在深水埗找了个最便宜的旅馆，一个只能放下一张床的房间，窗户对着别人家的后墙，挂满了滴水的衣服。

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别人家厨房飘来的油烟味。

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去中环那栋写字楼。

有时候能见到赵佩玲，她总会客气地给我几百块钱，让我“先用着”。

有时候连她也见不到，只有前台小姐那张标准化的笑脸，告诉我“李生不在”。

我像一只苍蝇，被那栋大楼的玻璃幕墙一次又一次地弹回来。

钱，一天天在减少。

心，一天天在下沉。

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被骗了。

一个星期后，我终于堵到了李广胜。

那天我没去写字楼，而是凭着记忆，找到了他名片上印的住宅地址。

半山，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地方。

我在小区门口从清晨等到黄昏，等到蚊子把我腿上叮的全是包。

晚上八点多，一辆黑色的奔驰开了过来。

李广胜从车上下来，他胖了，也秃了，油光满面，和我记忆里那个在酒桌上拍着胸脯保证“兄弟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一个碗”的人，判若两人。

他看到我，愣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住了。

“阿健？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我冲过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生怕他再跑了。

“李广胜，你他妈的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我的声音在空旷的停车场里显得特别响，带着压抑了太久的愤怒。

他挣扎了一下，脸上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

“阿健，阿健，有话好说，别在这里，影响不好。”

“影响不好？你欠我钱的时候怎么不怕影响不好！”

“是是是，我的错，我的错。你跟我来，我们上去说。”

他把我带进他家。

房子很大，装修得像皇宫，我踩在地毯上，感觉脚底下软得不真实。

赵佩玲也在，她穿着一身丝质的睡衣，看见我，眼神里闪过一丝厌恶，但什么也没说。

李广胜把我让到沙发上，亲自给我倒了杯水。

“阿健，你看你，搞得这么紧张干什么。你的钱，我还能不还吗？”

我看着他那张虚伪的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从钱包里掏出一沓港币，放在我面前。

“这里是一万块，你先拿着。剩下的，你再给我一个月，就一个月！”

他的语气很诚恳，就跟他当初借钱时一模一样。

我盯着那沓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一万块，我要的是三万。

但我知道，今晚我要是再逼他，可能连这一万都拿不到。

我拿起钱，站了起来。

“李广胜，我再信你最后一次。一个月后，我要是拿不到钱，我就住在你家不走了。”

他连连点头，“一定，一定。”

我走出他家大门，感觉自己像个打了败仗的士兵。

香港的夜风吹在身上，没有一丝凉意，只有黏腻的潮湿。

我拿着那一万块，心里一点高兴的感觉都没有。

我没搬出深水埗那个小旅馆，因为我知道，这钱，可能就是我这趟香港之行的全部收获了。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游客一样，在香港的街头闲逛。

去维多利亚港看夜景，去铜锣湾看热闹的人群，去黄大仙庙拜了拜，求菩C保佑我能拿回剩下的钱。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一个月的期限越来越近。

李广胜的电话，再也没打通过。

我心里那点仅存的希望，也随着那“嘟嘟”的忙音，一点点被磨没了。

期限到的那天，是个阴天，乌云压得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一样。

我再次来到中环那栋写字楼。

这次，前台小姐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同情。

“李生今天不在。”

“他去哪了？”

“不清楚。”

我转身就走，直接打车去了半山。

我按了很久的门铃，没人开。

我开始砸门，用尽全身的力气，把门砸得砰砰响。

“李广胜！开门！你给我出来！”

我的吼声引来了保安。

两个穿着制服的保安一左一右架住我，“先生，请你冷静一点，不要在这里闹事。”

“他欠我钱！他躲着不见我！”

“有纠纷可以报警，但你不能在这里骚扰住户。”

我被他们拖着，推出了小区。

我站在马路对面，死死地盯着那扇紧闭的窗户。

天开始下雨，豆大的雨点砸在身上，很疼。

我不知道站了多久，浑身都湿透了，狼狈得像条落水狗。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第二天，我买了一桶红油漆。

我又去了那栋写字楼。

我进不去，就在大楼门口的地上写。

“李广胜，欠债还钱！”

八个血红的大字，触目惊心。

保安很快就冲了出来，抓住了我。

我被带到了警局。

做笔录的警察是个快退休的老警员，态度还算和气。

“靓仔，为了三万块，犯法，不值得啊。”

我低着头，一言不发。

他叹了口气，“你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这样吧，我们帮你联系一下他。”

电话打通了。

是赵佩玲接的。

老警员开了免提，我能清楚地听到她的声音，依旧是那么平静。

“王Sir，给你们添麻烦了。他的事，我们会处理的。”

“李太太，最好是能尽快解决。不然下次，就不是来警局喝咖啡这么简单了。”

“我明白。”

我被放了出来，身上又湿又脏，还带着一股油漆味。

刚走出警局，一辆车停在我面前。

车窗摇下来，是赵佩玲。

“上车。”

我坐了进去，车里的冷气开得很足，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

她没看我，只是看着前方。

“陈先生，你闹够了没有？”

“我只要我的钱。”

“钱，”她冷笑了一声，“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在问他要钱吗？”

车开得很快，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

“他欠了多少？”我忍不住问。

“够他在赤柱监狱待一辈子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

“那我的钱……”

“你想都别想。”

车停在了写字楼的地下车库。

她带着我，坐电梯直达顶楼。

顶楼是李广胜的办公室，大得像个篮球场，一面是巨大的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维多利亚港。

李广胜就站在窗前。

他瘦了很多，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像是一夜之间老了十岁。

他听到声音，回过头，看到我，眼神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片死灰。

“你来了。”

他的声音很沙哑。

我看着他，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些准备好的咒骂，那些愤怒的质问，在看到他这副模样的瞬间，都卡在了喉咙里。

赵佩玲走到他身边，语气很淡。

“阿胜，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李广胜惨然一笑，“面对？我拿什么面对？拿命吗？”

他说着，忽然激动起来，指着我。

“都是你！都是你逼我的！要不是你闹得人尽皆知，我还能再撑一段时间！”

我愣住了，“我……”

“你什么你！三万块！为了区区三万块！你就要逼死我！”

他的情绪很激动，近乎癫狂。

赵佩玲想去拉他，被他一把甩开。

“你们都想我死！我死了，你们就都满意了！”

他说着，忽然转身，疯了一样地冲向那面巨大的落地窗。

“阿胜！”赵佩玲发出一声尖叫。

我脑子一片空白，下意识地冲了过去。

但已经晚了。

他撞碎了玻璃，像一片纸一样，从三十几层的高楼上，飘了下去。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我站在破碎的窗口，风灌进来，吹得我脸上冰凉。

楼下传来人群的惊呼声，和刺耳的警笛声。

我低头看去，只看到地面上那一点模糊的红色，像一朵瞬间绽放又凋零的花。

我瘫坐在地上，浑身发抖。

我杀人了。

这个念头，像一把冰锥，狠狠地刺进我的大脑。

赵佩玲没有哭，她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看着窗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很久很久，她才回过头，看着我。

她的眼神很复杂，有恨，有怨，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解脱。

“你满意了？”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警察很快就上来了。

我被当成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反复盘问。

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当时的情景，说到最后，连我自己都分不清，那到底是真实发生的，还是我的一场噩梦。

最终，警方的结论是，李广胜是自杀。

因为公司负债累累，无力偿还，选择了一条绝路。

我被无罪释放。

走出警局的那天，天晴得有些晃眼。

我感觉自己像做了一场大梦。

我来香港，是为了讨债。

现在，债主死了。

我的钱，也彻底没了。

我在那个深水埗的小旅馆里，躺了三天。

三天里，我没吃没喝，就是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那个因为潮湿而发霉的印记。

我想回家。

但我的钱，不够买一张回去的火车票。

我成了一个被困在这座孤岛上的，真正的穷光蛋。

第四天，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爬起来，准备去街上找点活干，哪怕是去洗盘子。

刚打开门，就看到赵佩玲站在门口。

她还是那副样子，穿着得体的套裙，妆容精致，仿佛前几天那场惊心动魄的死亡，跟她毫无关系。

“跟我来。”

她说完，就转身下楼。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把我带回了那栋写字楼，还是那个顶楼的办公室。

破碎的窗户已经用木板钉上了，但风声依旧从缝隙里钻进来，呜呜作响。

办公室里很乱，文件撒了一地，像是被人抄过家。

“坐。”

她指了指那张巨大的老板椅。

我没动。

“坐啊。”她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坐了下去。

椅子很软，但我感觉如坐针毡。

她从一个上锁的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扔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

“这是公司的转让协议。”

我愣住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从现在开始，这家公司是你的了。”

我看着她，像在看一个疯子。

“你……你没病吧？”

“我清醒得很。”

她拉开我对面的椅子，坐了下来，第一次，用一种平视的目光看着我。

“李广胜死了，他欠的债，一笔勾销。但他欠了很多人钱，那些人，比你狠得多。”

“他们会来找我，把我和我的家人，撕成碎片。”

“而你，”她指了指我，“你是最后一个逼死他的人。你说，他们会先找谁？”

我的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

“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用知道。”

她站起来，走到那面被钉死的窗前。

“这家公司，现在是个空壳子。账上没钱，外面全是债。但是，它还有一块地，在元朗。是李广胜很多年前买的，一直没开发。”

“那块地，是公司唯一的资产。也是我，唯一能留给我的孩子的东西。”

“我把它给你。条件是，你要把这家公司扛下来。所有的债，你来背。所有找上门的人，你来应付。”

我听得目瞪口呆。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答应？我凭什么要替他还债？”

她回过头，嘴角勾起一抹奇异的，近乎残忍的笑容。

“因为你没得选。”

“你要么，拿着这份协议，成为这家公司的老板，去跟那些债主周旋。要么，你现在走出这个门，明天，你的尸体就会出现在深圳河里。”

“你来香港，是为了钱。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能赚大钱的机会。”

“当然，也可能，是个送死的机会。”

办公室里，死一样的寂静。

只有风声，和我的心跳声。

我看着桌上那份协议，感觉那不是纸，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

接，还是不接？

接，是跳进一个无底的火坑。

不接，是现在就被人扔进海里。

我忽然想笑。

我来香港，只是想拿回属于我的三万块钱。

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

我的人生，就像一个被人写好的，充满了黑色幽默的剧本。

我抬起头，看着赵佩玲。

“我能得到什么？”

她笑了。

“得到你想要的。或者，死。”

我拿起笔，在协议的最后，签下了我的名字。

陈健。

从那天起，我成了“宏发贸易有限公司”的新老板。

一个连公司有多少员工，做的是什么生意，都一无所知的，光杆司令。

赵佩玲走了。

她带着她的孩子，办了移民，去了加拿大。

走之前，她给了我一个律师的电话，和一串钥匙。

她说，律师会处理公司的债务问题，钥匙，是那个元朗地块仓库的。

剩下的，就都靠我自己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个空旷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璀璨的维多利亚港夜景。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

维港上空，放起了绚烂的烟火。

整个城市都在狂欢。

只有我，像个局外人，心里一片冰冷。

我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接手公司后的第一周，我就见识到了赵佩玲口中“比我狠得多”的人。

他们不是两个人，而是一群人。

十几个穿着黑西装，手臂上纹着龙虎的大汉，踹开了办公室的门。

为首的是个光头，脖子上戴着一条小拇指粗的金链子，一进门，就把一个烟灰缸砸在了地上。

“边个系老细啊？（谁是老板？）”

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腿肚子有点转筋。

“我……我是。”

光头走到我面前，比我高了半个头，一股浓烈的烟味和汗味扑面而来。

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脸。

“靓仔，李广胜欠我们‘和胜堂’五百万。他人死咗，条数，系咪你来还啊？（他死了，这笔账，是不是你来还？）”

五百万。

我差点一屁股坐回地上。

我强作镇定，想起了赵佩玲给我的那个律师电话。

“这位大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是公司的账，现在都由律师在处理。你们看，是不是可以和我的律师谈？”

光头“呵”地一声笑了。

“同你律师谈？我哋唔识字，只识数钱。（我们不识字，只认识钱。）”

他身后一个小弟，从包里抽出一把西瓜刀，当啷一声，砍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那张红木办公桌，被砍出了一道深深的口子。

“下个礼拜，准备一百万。如果冇，就唔系一张台咁简单咯。（下个星期，准备一百万。如果没有，就不是一张桌子这么简单了。）”

他们走了，留下我和一屋子的狼藉。

我瘫在椅子上，半天没缓过劲来。

我给赵佩玲留下的那个律师打电话。

律师姓周，声音听起来很干练。

“陈先生，你的情况，李太太都跟我说过了。”

“周律师，刚才有人来公司……”

“和胜堂的？”他好像一点也不意外。

“是。他们要一百万，下个星期就要。”

“我知道了。这件事你不用管，我会处理。你记住，以后再有任何人来要债，你都让他们直接找我。”

他的话，让我稍微有了一点底气。

“那……我需要做什么？”

“你需要做的，是让这家公司，活下去。”

活下去。

谈何容易。

我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公司所有的文件都翻了一遍。

这家“宏发贸易”，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皮包公司。

李广胜用它来贷款、融资，到处拆东墙补西墙。

账面上，负债高达三千多万。

而资产，除了那个被钉上的窗户，和这张被砍了一刀的办公桌，就真的只剩下元朗那块地。

我拿着钥匙，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巴士，去了元朗。

那块地，比我想象的要偏僻。

周围都是荒地和一些小作坊，一条泥泞的小路通向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门。

我打开锁，走进那个巨大的仓库。

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大部分都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灰。

破旧的机器，废弃的建材，还有一堆堆不知道是什么的电子零件。

这里就像个垃圾场。

我翻找了整整一天，直到天黑，才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是几箱封装完好的货物。

箱子上印着日文，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品牌。

我撬开一箱，里面是崭新的，用塑料泡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游戏机。

是任天堂的N64。

我数了一下，一共有一百多箱，每箱十台。

就是一千多台游戏机。

我像是在沙漠里发现了绿洲。

我知道，这可能是我翻身的唯一机会。

九七年的香港，电子游戏市场正在爆发。

N64虽然不如索尼的PlayStation火爆，但也是抢手货。

我立刻开始行动。

我没有门路，就用最笨的办法。

我跑到深水埗的黄金电脑商场，那里是全香港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

我一家一家地问。

“老板，N64，有兴趣吗？”

一开始，没人理我。

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骗子。

“大陆仔，你手上有货？几多啊？（你有货？多少啊？）”

“一千台。”

“一千台？”一个店铺老板笑得前仰后合，“你当我三岁细路啊？（你当我三岁小孩啊？）”

我被人当猴耍，被人轰，被人骂。

但我没有放弃。

因为我退无可退。

终于，一个看起来比较老实的店铺老板，半信半疑地给了我一个地址。

“你去华强北睇下啦，果度可能有人收。（你去华强北看看吧，那里可能有人收。）”

深圳，华强北。

我茅塞顿开。

香港是免税港，电子产品比大陆便宜得多。

我这批货，如果能运到深圳，利润肯定非常可观。

剩下的问题是，怎么运过去。

我不可能通过正规渠道报关，因为我没有任何手续。

那就只能，走水路。

我通过那个店铺老板，联系上了一个专门做“水货”生意的船家。

船家是个五十多岁的精瘦男人，皮肤黝黑，话很少。

我们约在流浮山的一个码头见面。

他看了我的货，开了一个价。

运费，两万。

风险，我自己承担。

我没得选。

我把我身上最后的一点钱，都押在了这次的生意上。

交易的那天晚上，风很大。

我和几个请来的临时工，把一千多台游戏机，从元朗的仓库，搬到了一艘小渔船上。

看着那艘船消失在漆黑的海面上，我的心也悬到了嗓子眼。

那一夜，我彻夜未眠。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

“货，安全到咗。”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货款很快就打了过来。

扣掉运费和各种成本，我净赚了将近八十万。

八十万。

我拿着那张银行存折，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看着存折上的数字，一遍又一遍地数着。

我不是在做梦。

我，陈健，有钱了。

虽然离还清那三千万的债务，还差得远。

但至少，我看到了希望。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周律师打了十万块过去。

“周律师，这是和胜堂那笔数的前期费用。”

电话那头的周律师，似乎有些惊讶。

“陈先生，你……”

“我找到了一点路子。你放心，后续的钱，我也会尽快想办法。”

“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陈先生，我没看错你。”

有了钱，腰杆子就硬了。

和胜堂的人再来的时候，我直接把他们请到了周律师的办公室。

我不知道周律师跟他们谈了什么。

总之，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来烦过我。

我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只是缓兵之计。

我必须尽快赚到更多的钱。

我把剩下的钱，几乎全部投了进去。

我通过那个船家，开始更大规模地做水货生意。

游戏机，手机，电脑配件……

什么东西在大陆好卖，我就做什么。

那是一段行走在刀尖上的日子。

每一天，都可能船毁人亡，血本无归。

我几乎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每天都在联系货源，联系买家，盯着船期，祈祷不要被海关查到。

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瘦了下去，但也以同样的速度，积累着财富。

半年后，我不仅还清了和胜堂那一百万，公司的账上，甚至有了近千万的流动资金。

我把办公室重新装修了一遍，请了几个员工，公司终于有了一点像样的规模。

我不再是那个在深水埗住小旅馆，为了三万块钱就要死要活的穷小子了。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老板”。

我开始出入高档的餐厅，穿着名牌的西装，手腕上戴着当初想都不敢想的劳力士。

但我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像是沙滩上的城堡。

随时可能被一个浪头，拍得粉碎。

真正的危机，是李广胜欠下的那些银行贷款，和那些大债主的钱。

那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

周律师帮我斡旋了很久，但银行的态度很强硬。

要么还钱，要么，就拍卖公司唯一的资产——元朗那块地。

我不能失去那块地。

那是我的根，也是我唯一的退路。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找到了我。

是李广胜生前的一个朋友，叫林栋。

他在一次酒会上，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

“陈老板，年轻有为啊。”

林栋五十多岁，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

“听说，宏发贸易现在是你主事？”

我点了点头，心里保持着警惕。

“林先生有何指教？”

他笑了笑，“指教不敢当。我只是对你们公司在元朗那块地，有点兴趣。”

我的心，咯噔一下。

“那块地，不卖。”

“别急着拒绝嘛。”

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是做房地产的。现在香港楼市这么火，你那块地，放在那里长草，太浪费了。”

“我没钱开发。”我说的也是实话。

“你没钱，我有啊。”

他凑近我，压低了声音。

“我们可以合作。我出钱，你出地。赚了钱，我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我看着他，试图从他那张笑眯眯的脸上，看出一点破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图什么？

“林先生，我不明白。香港那么多地，你为什么偏偏看上我这块？”

“因为，我跟阿胜是朋友。”

他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不想看到他最后留下的东西，被银行收走。”

这个理由，很牵强，但我找不到反驳的理由。

我没有别的选择。

要么，地被银行拍卖。

要么，赌一把。

我和林栋，签了合作协议。

他负责投入资金，和所有的开发流程。

我，只需要坐等分钱。

事情顺利得超乎我的想象。

政府的批文，建筑队的招标，楼盘的预售……

林栋展现出了一个成熟地产商的所有能力。

一年后，元朗那块荒地上，竖起了一栋崭新的住宅楼。

楼盘开售那天，请来了明星剪彩，热闹非凡。

香港的楼市，在那两年，像疯了一样。

我们的楼盘，几乎在一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

我分到了八千万。

八千万。

我把公司所有的债务，一次性还清。

我还清了银行的贷款，还清了那些大债主的钱。

当我把最后一张支票，交给周律师的时候，他看着我，感慨万千。

“陈先生，你创造了一个奇迹。”

是啊，一个奇迹。

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从一个负债三千万的空壳公司老板，到一个身家几千万的，真正的老板。

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

我把公司，从“宏发贸易”，改名为“新宏发地产”。

我开始真正地，进入了香港的房地产行业。

我不再做那些提心吊胆的水货生意。

我用赚来的钱，在香港，在深圳，在广州，买了很多地。

那些在当时看起来很偏僻的，不值钱的地。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

2003年，香港经济因为SARS跌入谷底。

很多人破产，很多人跳楼。

就像当年的李广胜一样。

而我，因为手握大量的土地，安然度过了那场危机。

并且在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复苏，我的资产，翻了十几倍。

我成了香港报纸上，那个“从大陆来的地产新贵”。

我有了自己的山顶豪宅，有了自己的游艇，有了好几个漂亮的女朋友。

我成了我当初最讨厌，也最羡慕的那种人。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偶尔会一个人，坐在那间最早的，中环的办公室里。

那张被砍了一刀的办公桌，我还留着。

我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天。

想起李广胜从窗口跳下去的那个瞬间。

想起赵佩玲那张平静得可怕的脸。

我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初，我没有来香港讨债。

如果李广胜没有跳楼。

如果赵佩玲没有把公司给我。

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可能，我还在老家那个小县城，为了几千块钱的工资，每天奔波。

可能会娶一个不好看也不难看的老婆，生一个不聪明也不笨的孩子。

然后，就那样，平平淡淡地过一辈子。

那样的生活，不好吗？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再也回不去了。

有一年，我回了一趟老家。

我爸妈已经搬进了我给他们买的大房子，脸上的皱纹里，都带着笑。

他们跟亲戚朋友炫耀，说他们的儿子，在香港，是大老板。

没人知道，这个大老板，手上沾着一条看不见的，人命的血。

也没人知道，这个大老板，每天晚上，都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

我给李广胜，在老家的山上，立了一个衣冠冢。

我不知道他的骨灰在哪里，也不知道赵佩玲和她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我只是想，给他一个归宿。

也给我自己，一个心安。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给他烧纸。

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他，还是该恨他。

他毁了我平庸安稳的人生。

也成就了我波澜壮阔的现在。

有一年，我在加拿大出差。

在一个商场里，我看到了一个很像赵佩玲的背影。

我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

她在一个冰淇淋店门口，停了下来，买了一个甜筒，递给身边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少年长得很像李广胜。

她看起来老了一些，但依旧很优雅，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脸上带着淡淡的笑。

那是我从未在她脸上，见过的笑容。

温暖，而满足。

我没有上前去打扰她。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

我忽然就释然了。

我们每个人，都只是在命运的棋盘上，一颗身不由己的棋子。

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求生，去挣扎。

没有谁对谁错。

回到香港，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以公司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

专门用来资助那些，因为债务问题，而走投无路的人。

周律师问我为什么。

我说，我想积点德。

为李广胜，也为我自己。

现在的我，依旧是“新宏发地产”的董事长。

我依旧每天都在赚钱，在跟不同的人，打着交道。

只是我的心，比以前，平静了很多。

我不再去想，如果当初怎么样。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我站在山顶的豪宅里，看着脚下这个，我曾经无比憎恨，又无比热爱的城市。

我知道，我属于这里。

这个用我的青春，我的良知，我的恐惧，和我的一切，换来的地方。

这里，就是我的，黄金时代。

也是我的，无间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