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善口述:我的父亲杜月笙（2）

我父亲一生都喜爱京戏，万伯翱在《孟小冬：氍毹上的尘梦》一书中，描写我父亲是“天下头号戏迷”。

书里讲，我父亲喜欢京戏，也尊重艺人，他在伶界以乐于捧角而出名，因此伶界人士都对他很尊敬，他在伶界人士心目中是尊而可亲的长者，无论认识与不认识，对他都有一份特别亲切的感情。

也有人说，我父亲一生里有三个爱好：

仗义、京戏和听书。

我父亲的确喜欢京剧，这是事实，我还有两位京剧名家的母亲，我们家里人也受到影响。

我一辈子喜欢京戏，年轻的时候，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听戏上，喜爱京戏，成了进入杜家圈子的一个敲门砖。

因为喜爱京戏，我父亲向政府的民政部门申请登记，成立了一个组织—恒社，这是我父亲的一个重要平台。

恒社在抗战前后最风光的活动，就是积极组织平剧义演、募捐赈灾抗日。

在恒社之前，就有个恒社京剧票房。

根据万伯翱的书中记载，早在1923年，我父亲与徐品丹在老西门创办了恒社票房，成员最多时三十多人，其中一部分就是当时的京剧名流。

马连良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例如名伶马连良、高庆奎、谭富英、叶盛兰，名票赵培鑫、赵荣琛、杨畹农等人，他们常常自娱自乐、以戏会友。

1931年6月，杜家祠堂落成，几乎所有的南北名伶名角，都来祝贺、登台演唱。

第二年，就是1932年5月，我父亲提议，由陆京士等人组织筹建，得到了国民党社会部的批准，在上海法租界注册了“恒社”。

现在存留下来的《恒社月刊》和朱学范题词的《旧上海的帮会》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恒社章程第一条就是:

“本社以联络感情、互相扶助为宗旨”，倡导“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恒社下设总务、组织、财务、京剧、交际、职业介绍等组，社名是由陈群起的，他是我父亲的把兄弟，当时担任由我父亲创办的正始中学校长。

陈群根据《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节选了前一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后面加了恒社的内容“如月之恒，如日之升”作为宗旨，以“恒”字命名，社徽是圆形，中间是一个大的“笙”，旁边有一个斜着的月亮图形，四周围绕十九颗星，绕着花边，寓意“月笙”，十九颗星暗示恒社十九位理事，众星拱月，围绕在我父亲周围。

陈群为此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恒社月刊》创刊号上。

恒社理事长当然是我父亲，但只是名头而已，实际上由陆京士和万墨林管理，陆京士负责恒社的组织工作，万墨林负责事务工作。

第一届的十九位理事，包括陆京士、朱学范、唐世昌、徐懋堂、江肇铭等。

社员大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初期的徒弟，第二类是当地的富家子弟，第三类是在社会上有名望有地位，但是有时办事会遇到困难的人，他们希望找个可以在上海滩“叫得响、吃得开、摆得平”的靠山。

社员都要投帖子拜我父亲为老头子，入门当学生弟子。

开始的时候，有一百三十多人，1934年时，按照《旧上海的帮会》记载：

登记在册的有三百二十四人。

我认为朱品三、孙兰亭、吴乐园也是社员，总共三百二十七人，1937年是五百二十人。

到抗战之前，恒社子弟大约有八百多人，士农工商，各界人士都有。其实，我父亲对这些学生弟子也不全认识，他说：

“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

恒社初建的目的是联络学生弟子的感情，类似一个高级会员俱乐部。有春秋两季的社员大会，每年的七月十五日，也就是我父亲的生日时，为我父亲祝寿送礼。

后来，最重要的活动是票友活动，每天晚上，恒社都开一桌席，会员随便吃，人多时再添，饭后大家各找各的乐子，打牌、唱戏、设赌局等。

1936年开始，我父亲明令取消在社吃饭、叫局和赌博，只保留京戏票房活动和图书设备，只能饮茶、吃点心。

当时的戏剧演员和其他艺术家们的社会地位很低，在外演出经常受到各种流氓地痞的骚扰，他们也都希望找一个名头响当当的招牌，来镇得住，很多名角名伶都愿意加入恒社，甚至拜我父亲为干爹的人数也不少。

抗战前后，恒社里的平剧组，也就是京剧组最活跃，那时的京剧叫平剧。

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常时拉场面吊嗓子，以及大规模的义演筹款赈灾抗日，这也是我父亲的最大爱好和最值得肯定的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成立，我父亲担任首位常务委员，积极募捐筹款抗日，我父亲就是把恒社当做主要组织机构，举办“平剧义演”作为最主要的募捐形式，在上海新世界剧场举行“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邀请戏曲界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演员义务演出，为东北抗日、东三省的难民和长江水灾筹集善款。

我母亲姚玉兰嫁给我父亲之后，就不在外面商业演出，平时和恒社票友吊吊嗓子，过过戏瘾。

遇到我父亲组织义演赈灾募捐，我母亲总是积极参加组织，并亲自登台演唱。

在上面提到的“平剧义演”中，我母亲亲自登台演出了《刀劈三关》和《辕门斩子》。

随后，我父亲和我的干爹张啸林，邀请上海名伶名票名流，以梅兰芳的戏班子为主，赵培鑫、孙兰亭、邵景甫、沈田莘助阵，社会名流实业家虞洽卿、王晓籁等二百余人，在杭州搭台义演十天。

最后三天的压轴戏《霸王别姬》，梅兰芳、金少山联袂出演，票价提高一倍，场场爆满。

最后一天，我父亲披挂上场，饰演黄天霸，张啸林扮演窦尔敦，我父亲唱了前半场，实在是唱不下去了，梅兰芳上来救场接着唱，好不热闹啊！

演出特别成功，募集的款项超过了预期数目，赈灾难民，支持抗日前线。

恒社起源于京剧戏迷票友，后来具有了新帮会的内容，是当时旧上海十里洋场争斗的结果。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各种势力争权夺利，比方讲，西方各列强在上海租界的争斗，军阀与地头势力的争斗，青洪等帮会之间的争斗，劳资双方的争斗，工商金融界的争斗，以及各政治党派的争斗。

上海就像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各派势力的争斗场，需要一个有威望、有能力、有手段、有实力，能够压得住的人，才能摆平各种矛盾争斗，和平共处，维持繁荣，凭借我父亲当时的名望，他承担了这个角色，恒社实际上就是上海滩帮会的新形式，但又不同于旧式帮会组织。

抗战的时候，有人说我父亲的势力发展到十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连蒋介石心有顾忌。

那可能是误会，抗战时全国各地的帮会很多，什么青帮洪帮，还有四川袍哥会了，很多的帮会成员，他们都比较尊敬我父亲，有些人自称是帮里人，是我父亲的学生，七七八八的加起来，可能有不少人，但多数不是恒社的会员。恒社会员，到抗战前，大概有八百多人吧。

我父亲不单单是喜欢戏，还请专门的人来教戏，比方讲天津德胜魁科班出身的苗胜春，苗胜春有梨园“戏包袱”的美誉，会很多戏，伶票都尊称他苗二爷，我和苗二爷很熟。

我父亲虚心向苗二爷学戏，苗二爷还为我父亲设计行头，化妆打扮。戏学会后，就到票房走票，彩排演出，登台过戏瘾。

上面提到的《拜山》就是我父亲与张啸林最喜欢的一出戏，我父亲扮演黄天霸，张啸林扮演窦尔敦，这出戏就是向苗二爷学习的。

《拜山》从化妆穿戏服到正式上台唱，专门请了苗二爷做检场。因为记不住台词，就把台词写在扇子上，想不起词时，就打开扇子，假装摇扇子，看一眼台词。

过去唱戏时，还有专门人在唱戏中送水给演员润喉，后来取消了。

如果忘了台词，苗二爷赶快上前送水，提示台词。我父亲自知唱工做工不够，便想在行头上突出，那出戏一共有四场，我父亲特制了四件讲究的苏绣褶子，出场一次换一件。

他戴的头盔，因为水钻缀的太多，分量特别重，压得他头昏脑胀，不时地忘词儿，苗二爷就不停地送水提示，台下人也一起帮忙提示，好不热闹。

我父亲过足了戏瘾，下台后长长地松了口气说：

“阿拉唱一场戏赛过生一场病，实在吃不消，吾是苦中作乐啊！”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杜家有两件特别风光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梨园盛会，就是杜家祠堂落成和我父亲六十大寿时，南北名伶齐聚上海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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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31年6月9日至11日，杜家祠堂落成，当时的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四大老生马连良、言菊朋、高庆奎、谭富英，武生杨小楼、李吉瑞，老旦龚云甫，小生姜妙香，小丑马富禄，花旦雪艳琴以及南方的麒麟童周信芳等，几乎所有的南北名伶名角，都来登台演唱。

第二次是1947年9月，我父亲六十大寿的三天堂会、七天赈灾义演。虽然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有事不能前来，但是其余的北方的名角大牌齐聚上海，包括筱翠花、马富禄、张君秋、芙蓉草、刘斌昆、谭富英、李多奎、阎世善、李少春等。

还有已经在上海的梅兰芳、马连良、麒麟童、章遏云、裘盛戎、叶盛兰、叶盛长、姜妙香、杨宝森、林树森、袁世海、魏连芳等人。

我的庶母孟小冬，当时她已经拜师余叔岩先生，是余先生的嫡传弟子，学有所成，在伶界有“冬皇”的美称。

孟小冬在《搜孤救孤》中扮演程婴，连续演出两天，很多戏迷从全国各地赶来，包括台湾，专程来听她的戏。

《搜孤救孤》成为她真正拜师学成后的第一次公众亮相，也是她戏剧艺术生涯里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出，张大千称为广陵绝响。

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在十天之内，连唱三出堂会大轴、五出义演大轴，只是回避了与孟小冬同台的两场赈灾义演，这也是破天荒的！

在这场空前的京剧盛会中，我是大饱了眼福、耳福，天天在包厢里欣赏这些南北名角的演出。有些很有趣的事情，我会在孟小冬那部分详细说明。

黄金荣也欢喜听戏，也是有名的戏迷。有一次，梅兰芳与程砚秋同时在上海唱擂台戏，我父亲与黄金荣各自支持一方，黄金荣捧梅兰芳，我父亲捧程砚秋。

那个时候，名角儿都有自己的气量；梅兰芳有他的量，程砚秋也有自己的量，比方说，我今天捧梅兰芳，明天去看程砚秋的戏，根本没问题的。

其实，梅兰芳与我父亲的关系很好，每次大的活动必来，而且是唱大轴的，大家都是好朋友。

梅兰芳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父亲捧程砚秋，也捧梅兰芳，凡是唱戏的名角，都捧！

那次梅兰芳与程砚秋的擂台戏都很成功，两个人都是场场爆满，根本没有伤害任何一方，更没有两败俱伤。

其实，我父亲当时可能是跟黄老板赌气呢！

因为黄老板喜欢露兰春，为了露兰春的事情，要与他的太太林桂生、桂生姐分开，我父亲当然站在桂生姐这一边了，坚决反对。

但是，黄老板一意孤行，后来与我父亲也有了一点儿不愉快，就是因为桂生姐在我父亲早年的时候，帮了我父亲一把，把我父亲捧起来了，黄老板心里有点不服气。

毕竟，我父亲比他小、也比他出道晚。所以，我父亲能够出人头地，他心理上有点不平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电视电影，一讲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都是唱的“夜上海”啊！“夜来香”呀！跳的是交际舞和百老汇舞蹈什么的。

其实，他们搞错了！

当时的上海滩并不完全是这样，那个时候分崇洋派和传统派，我父亲是传统派，当时的上流社会很多人都是听戏，表明自己有文化、有品位，比较传统，所以当时上海的京戏很普遍、很繁荣。

我小的时候，在上海经常看戏，像天蟾舞台、大舞台我都去过。他们唱的戏很有意思，梁山好汉、西天取经等，他们把这些传统经典故事排练成京戏，还有《西游记》里的“美猴王大闹天宫”猴王戏。

那个时候，我经常去看这一类的戏，这不是什么大挡的戏，不是名角儿的戏，有些时候用不着角儿，像水浒、西游记第一本、第二本、第三本，这种戏的欣赏性、娱乐性和知识性都很强，场场爆满，是大众娱乐，雅俗共赏，真是好看！

这些戏码和做法，很值得现代京剧借鉴，获得年长的人和青年人都欢喜。

当时的上海滩，并不是都是唱歌呀、跳百老汇的踢腿舞，那是崇洋派欢喜的事情。

那个时候，用十里洋场描述旧上海是正确的，跳舞、喝咖啡、穿西装，那个时候是很时髦的事情。

因为在租界，很多人学西方的那一套，传统中国的那一套东西都没有。跳舞啊、吃西餐、喝咖啡啊，都是那个时候形成的，现在很普遍了。

但那个时候，上海普通家庭里根本没有这一些东西的，还是传统的家庭。社会上的很多人还是传统派，像我父亲、黄金荣，根本就不会跳舞。

虽然当时，我父亲参与的上海百乐门，客人很多、名声很大，这只是生意。黄金荣也一样，他欢喜京戏，捧角儿，开了大世界。

大世界我也去过，里面什么都有，京戏、评弹，还有地方戏，什么都有，还有最低级的妓院，在门口拉客的。

百乐门就是大舞厅，就是跳舞唱歌，当时风靡上海、家喻户晓的“夜来香”是日本的李香兰最早唱红的。

我那个时候还小，还不够资格去跳舞，王丹凤是新派的，唱歌拍电影。

王丹凤跟我太太很要好，我也认识她，我想没有一个人比她更清楚了，而且她还是演艺界的人。像我太太的父亲—谭敬，谭老即喜好听戏，有传统的部分，也喜好穿西装、吃洋餐，那些洋派的东西他也同样喜欢。

每个人的背景、爱好和欣赏角度不同，但是在当时的上海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部分。只是可惜，王丹凤和我岳父，都已经不在了。

另外，人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顾嘉煇作曲的《上海滩》电视连续剧，内容就是以我父亲为蓝本的。

那个曲子很有名，黄霑作词。黄霑跟小唐要好，小唐的名字叫唐翥，是香港著名的风水师，人家都称他为教主。

小唐跟我很熟，常常来我们家，看风水、算命。上海的圈子很微妙，转来转去，还是转了回来，多多少少都会与杜家有关系，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熟人朋友。

我看到有一种说法有些道理，说杜家的人，我父亲、我的两位母亲和她们的家族，还有与杜家来往的人，加在一起，可以写一本民国时的京剧历史。

那个时候的演员，老的艺术家演员，比方讲童月娟、李丽华、严俊、洪波，他们都会唱京戏，而且唱得很好，严俊、洪波唱的《法门寺》很好。

那时候，新派崇洋的人，比方讲胡蝶、白光，都是很有名的演员，但他们只是唱歌、不唱戏。

唱歌演电影和唱京戏，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是分得很清楚的。

但是，李丽华不同，她与卢燕是一道的，会唱歌又会唱戏。

从前，李丽华是我太太的长辈，我们结婚后，我太太跟李丽华讲，我们现在是平辈了，我看见她就开始叫华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