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冬,北京西直门外的风像刀子一样刮人。刚从办公厅开完会的滕代远捧着一杯热茶,火车头汽笛声远远传来,他下意识看表——距离规定发车时间只提前了三分钟。“迟不得,也早不得,”他低声嘀咕。对时间、对规矩,他向来较真,这与他修路打仗时形成的作风一脉相承。
滕代远的“较真”在1952年初被推到风口。1月下旬,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递来一封检举信,直指铁道部卫生局副局长蔓焰:擅自提炼吗啡,并侵吞公款四亿元旧币。检举信最后一句话分外醒目,“建议逮捕法办,不得留情”。放到“三反”运动的大背景里,这几乎等同于宣判。
同僚有人窃窃私语:“节委来函,十有八九坐实,部长也保不住。”滕代远却没有吭声,他反复读信,把每一条指控列在便签上,又把蔓焰过往的工作记录调出来。夜深灯灭,他仍伏案比对。多年带兵指挥,他信奉“未见确证,不下结论”。
次日清晨,他约副部长武竟天去卫生局当面询问。办公室窗子上结着冰花,蔓焰摘下帽子,声音发颤:“我若吞国家一分,就别叫我党员。”短短一句,分量不轻。滕代远抬手压住武竟天的追问,先把吗啡一事掰开来问。蔓焰解释,全国铁路系统两百多万职工缺麻醉药,热河省缴来鸦片,他只是请示后试制。此话一出,屋里只剩电炉里木炭噼啪作响。
2月初,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公审大会,数千名铁路干部坐得满满当当。台上列举的大案串案一个接一个,“贪污”“浪费”两个词被喊得震天响。会场情绪高涨,与会者不乏拍桌叫好者。蔓焰的名字却没有被点到,这反倒让滕代远更不安,“问题若是没摸透就拉出去批,后果难料。”
2月5日,政务院例会。卫生部副部长苏井观收到秘书传条,字迹潦草,“卫生部未下达制鸦片任务,同意逮捕。”滕代远坐在斜后方,心里一沉。这一纸签批几乎堵死回旋余地。会后,他拦住会务人员低声说:“麻烦转告秘书处,铁道部有不同意见。”同一晚,他打电话给远在东北的副部长吕正操:“有些话,你得向中央说明,越快越好。”电话那头只回了两个字,“放心。”
问题核心依旧是那批吗啡。1950年冬,热河省卫生处无钱购药,却积压百余公斤土法炼制的鸦片。处长徐鸿图揣着申请书来京,希望“借技术换现款”。卫生局制药所技师王世栋奉命赴热河,教对方提炼。三个月后,热河送来50公斤吗啡精,开价四万元旧币一钱——足足翻了数倍。蔓焰嫌贵,拒收。此事恰被有心人抓住,硬是把“试制”写成“私制”,把退货说成“吞款”,很快,风声就蔓延到“蔓焰贪污四亿”。
纸上数字吓人,可真正进账的药费仅两亿旧币,还堆在卫生局库房。滕代远心知肚明,却还需证据。他找到廊下的一位老司药,问起当时生产流程。老人翻出泛黄记录本,捧到他面前:“部长,这里一斤不少,全在账上。”
2月6日傍晚,铁道部党组开会。屋里暖气嘶嘶作响,气氛却冷得很。滕代远慢慢站起:“我查过,事情还没弄清,不能贸然抓人。蔓焰缺的也许是审批手续,不是党性。”几位司长面面相觑,有人提醒:“节委已圈定‘重大案件’,咱多讲一句,怕被误会包庇。”滕代远语调平静,“任何时候,都别为了自保牺牲真相。”
会议结束,他连夜赶往西郊,见到中央主管领导,递上一张半页纸,上书十二字:“蔓焰如有贪污,滕代远负全责。”落款日期“1952年2月6日”。领导看完皱了眉:“老滕,你考虑清楚?这可是大案。”滕代远点头:“请组织先留党籍,任意时讯问,他随传随到。”对话不过数十秒,却定下了基调。
然而运动已成潮涌。2月中旬,公安机关仍奉命拘押蔓焰,理由是“继续侦查”。八个月里,他在功罪之间悬着,一纸党证因滕代远的保条得以幸存。办案人员南北奔走,查账、走访、对质,逐渐发现资金流向与指控并不吻合:所谓“侵吞”款项仍在账上,制药决策也有请示记录。证据汇总报上去,案子转了性质,“涉嫌重大贪污”被改成“手续失当”。
年关将近,蔓焰获释。寒风扑面,他第一时间去见滕代远。老部长正对着地图安排修复成昆线前的勘测。见面时,蔓焰眼眶通红,“滕部长,我……”话未出口,滕代远摆手:“先回家,看看家里。路长着呢。”一句平淡,却胜过千言。多年后,蔓焰提起此事,仍感叹:“要不是滕部长那张保条,我这辈子就毁了。”
回到1952年初的那个节点,在“三反”声浪最高之际,选择相信证据并非易事。刘青山、张子善贪腐案刚刚宣判,舆论和情绪都在要求快刀斩乱麻,越快越好。滕代远却偏偏慢一步,那一步的背后,是他对“实事求是”四个字的固执。比修铁路时多花的那几分钟还要固执。
此案尘埃落定后,铁道部对制药流程重新梳理,明确地方交鸦片必须由卫生部审批,制剂所得统一调拨。看似繁琐,却堵住了空子,也给类似“蔓焰事件”加了一道防护网。有人评价,此举比修一条支线的经济价值还大,因为它让制度生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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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滕代远晚年回忆最自豪的,不是修通多少公里铁路,而是“关键时候敢扛责”。他说:“路坏了还能补,良心坏了就再也铺不平。”这句话后来被印在铁道部老干部活动室的墙上,提醒后来者制度重要,也提醒他们——真理面前,要敢撑腰。
冷风终会停。1953年春,北平城柳絮飞起,蔓焰重回岗位,手里捧着最新进口的麻醉针剂目录。他仍旧瘦削,却目光笃定。同事玩笑:“这回该放心了?”他苦笑:“放心?得交账的日子多着呢。”众人沉默片刻,齐声说:“有滕部长在,心里不虚。”一句简单评价,道尽一代老铁路人的信任链条——责任重,却有人愿意扛。
历史不会因一个案件停止,可它会在细节处闪光。1952年,滕代远的那张保条如今已泛黄,陈列在中国铁道博物馆。展箱前的介绍词只有寥寥数十字,却足以让参观者明白: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坚持原则与怜悯同样重要,它们撑起了新生政权的公信,也保全了一位医者的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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