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菜场的刀鱼摊前排了三十多号人,我排了四十分钟,最后一条没抢到。清明前最后一拨,标价3980一斤,老板把鱼举得老高,像举着块金条。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上海人的春天,不是樱花开的,是刀鱼游的。
小时候外公吃刀鱼,先拿筷子把鱼骨一根根挑出来,拼成一条完整的“鱼骨标本”。他说这叫“刀鱼还原”,会吃的人能把骨头拼回去,不会吃的卡嗓子。那时不过几十块一斤,现在拼完这条骨头,得先掏半个月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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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离谱的是松江鲈鱼。去年朋友结婚,饭店上了一尾“四鳃鲈”,盘子边插着小国旗,服务员报菜名“国宴同款”。我咬一口,肉是嫩的,心却咯噔:这鱼当年差点绝种,现在靠人工育苗续命,吃一口等于啃一口科研经费。同桌的老上海悄悄说:“味道不如以前,河味淡了,塑料味重了。”我没敢接话,怕一开口,嘴里都是负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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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鱼也差不多。我妈过年必做糖醋大黄鱼,图个“有头有尾”。去年她跑遍浦东,只买到养殖黄鱼,烧完端上桌,鱼眼是白的,没有“亮晶晶”那股精气神。她吃了两口就放下筷子:“没石首鱼的响头,不算年。”那顿饭剩下的黄鱼,我们啃了三天,越啃越像啃自己长大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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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民的其实是带鱼。1963年冬天,上海一天能卖出850吨带鱼,现在听来像神话。那时候带鱼是“计划肉”的替代品,家家户户凭票排队,拎回家红烧、油炸、做饺子馅。我小学放学路过弄堂口,总能闻到带鱼煎得焦香的油味,那味道一飘出来,就知道月底爸妈发工资了。如今超市冰柜里,带鱼段裹着冰衣,便宜是便宜,却再没人为了它排半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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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鱼熏鱼倒还在。每年腊月二十五,我爸必去真如老摊切三斤乌青肚档,回来自己炸。油锅一响,邻居就在楼道喊“老王家又做熏鱼啦!”炸好的鱼块趁热往冰酱油汁里一摁,“滋啦”一声,像给鱼办了个冷水浴,外脆里嫩,能鲜掉眉毛。可今年他炸完第一锅,突然叹气:“以后你们想吃,自己学,我血压顶不住了。”我才意识到,所谓年味,其实是爹味,爹一退,年就缺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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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怪长江禁捕,怪污染,怪资本炒作。我都认,可更扎心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正在失去“吃得起也等得起”的权利。以前等刀鱼,是等春天;现在等刀鱼,是等发工资。以前吃鱼,是吃味道;现在吃鱼,先查是不是野生的,再算碳排放,顺便默念一句“对不起生态系统”。味道没熟,人先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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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回家,楼下菜场收摊,老板把没卖掉的养殖刀鱼倒进桶里,溅我一身水。我盯着那条鱼银亮的侧线,突然想:要是哪天所有鱼都靠人工、靠饲料、靠标签才能上桌,我们记住的,到底是鱼,还是价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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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的胃,曾经靠长江、东海、太湖一起养大。如今胃还在,养它的人散了,养鱼的水脏了,吃鱼的胆子小了。下次谁再请我“江南第一名鱼”,我大概会摇头:不吃,留它一条活路,也留自己一点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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