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夫人病重，求丈夫迎娶亲妹，丈夫照办后她却康复，结局很无奈

1934年初夏，南昌行署大礼堂里，蒋介石正讲“新生活”的礼义廉耻。台下坐着一位脸色凝重的陆军二级上将——钱大均。有人窃窃私语：“那就是‘渔色将军’？”一句话，胜过所有掌声。对他而言，军功、勋章都拦不住流言的来势汹汹，而这一切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十年前的一场病。

钱大均生于1883年，上海人，少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9年学成归国。次年，他在广州迎娶了革命元老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藻丽。军旅生涯正起步，婚事也被舆论称为“革命家庭的联姻”。那些年，钱大均忙于整训粤军，夫人则在黄埔后方打理内务，夫妻和美，圈内都知他视妻子如珍宝。

1925年，北伐箭在弦上，广州城疫病肆虐。欧阳藻丽忽然高烧不退，数月辗转多家医院，诊断是重症肺疾。当时并无特效药，医生反复摇头。姑娘才二十七岁，身子却日渐消瘦。眼见病危通知摆在桌上，欧阳藻丽昼夜难寐，最放心不下的是三个年幼的孩子。

在昏沉的病榻旁，她低声拉住丈夫的手：“阿均，你若改娶，可否娶生丽？我才安心。”钱大均先是一愣，急得直摇头。可岳父欧阳耀如站在床前，劝女婿：“既是她的心愿，也免得外人插手。”身为老同盟会员，他懂官场里的风雨。于是，妹妹欧阳生丽被请到病房。她压低嗓子：“姐在，我就不会拒绝。”三双泪眼里，仓促的决定诞生了。

1926年春，北伐军号角嘹亮，钱大均在前线指挥独立第七师，后方却张灯结彩迎来一场略显尴尬的婚礼。纸花未褪色，前妻却奇迹般止咳回春，几个月后竟能下地走动，再往后连大夫都说“可出院调养”。原本写在墓碑上的名字，瞬间又回到家谱里，这在人情世故里是个天大的麻烦。

两姐妹先是相拥痛哭，随后便是长久的沉默。旧法早已废除一夫多妻，新《民法》提倡一夫一妻，社会风气也向西方看齐。可纸已成文、媒妁已过，钱大均另行休离，既失信于岳家，又会招来闲言；若维持现状，舆论便似利刃。几经斟酌，他只能硬着头皮，让姐妹共同执掌中山北路的宅邸。

戏剧性还不止于此。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枪声大作。林彪率第七连迂回穿街，直接闯入钱大均的指挥所。哨兵已经溃散，钱大均措手不及，翻身上马逃出小东门。有意思的是，后世提到南昌起义，总爱拿这段落荒而逃调侃，可鲜有人关注到，那时的他心理包袱何其沉重——前有兵祸，后有家事。

抗战爆发后，他出任第四兵团副总司令，转战晋冀豫，曾在豫北与日军鏖战。不得不说，年过半百的他仍能鏖兵沙场，可每到驻地，总有小报拿“姐妹同嫁”做文章。一边是硝烟，一边是世俗道德的高压，久而久之，他索性闭口不谈家中事，连战友也摸不透他的脾气。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国民党奖励功勋将领，钱大均受青天白日勋章。奖章刚戴上，部分中央委员却在后台挤眉弄眼：“渔色将军，名副其实。”气氛尴尬得很，他苦笑一声，默默退场。那一刻，他明白自己再难回到聚光灯中央。

两位欧阳姐妹呢？大姐身体痊愈后，低调礼佛，主持家中教育；小妹则陪丈夫往来前线，掖衣问寒。战乱年代，姐妹相敬如宾，对外守口如瓶。可再紧的篱笆也难挡流言。南京政府在1934年大搞礼俗整饬，公安部点名“重婚当严惩”，坊间一度谣传“钱将军要被法办”。蒋介石没有动他，但也没再给他更高职位。某种意义上，这桩婚事成了他仕途的天花板。

1949年春，渡江战役在即，钱大均接到撤台命令。老友劝他同行，他犹豫再三还是上了船。有人说是念及两位夫人不便长途跋涉，也有人说他惧怕共军清算。真相如何，只有他自己知道。抵台后，家眷被安置在阳明山，日渐闭门谢客。1966年冬，他因心疾不治，终年八十三岁。讣告刊于报端，那段被写进“后宅秘闻”的往事，却始终被讳莫如深。

时人或讥或叹，但绕不开一个事实：在性命堪忧的荒芜年代，爱情与道德常被战火撕成碎片。欧阳藻丽的一念，本是母亲对儿女最朴素的保护；钱大均的顺从，也许未必全为情欲，而是对妻子的体恤与对岳家的承诺。偏偏历史没给他们第二次选择，等病愈的奇迹降临，一切已无法回头。

回头看这桩姻缘，情深、命运、制度与舆论叠加在一起，断不出一个公允的“是非”二字。人们记住了将军的窘迫，却少有人去追究那个年代医疗的落后、婚姻法律的摇摆，以及外部动荡对个人命运的巨大裹挟。至于结局，无奈二字，已是最好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