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毛远志病危，临终前向组织提出一个要求：我想最后见见毛远新

1989年初夏，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七十三岁的毛远志靠在枕头上，呼吸微弱，却始终没有合眼。她在等一个人——那个自幼聚少离多、如今远在东北的弟弟毛远新。

护士长把病危通知送到中央办公厅。批复很快下达：同意接回毛远新。消息传到沈阳军区，已经转业的毛远新放下电话，沉默许久，只吐出一句话：“立刻动身。”他的妻子全秀凤陪在身旁，两人连夜赶赴北京。

这份姊弟深情，得追溯到六十多年前的韶山。毛远志生于1920年，是毛泽民与王淑兰的长女；毛远新则是1941年在新疆出生，母亲是朱旦华。二人同父异母，却同样背负着风云变幻的家世烙印。血缘将他们系在一起，战火与政治风雨却让他们总在天涯路远。

毛家几兄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二哥毛泽东在1921年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三弟毛泽民负责筹款、金融，足迹遍及上海、江西、西北。也正因这条道路崎岖坎坷，毛泽民的一生有过三段婚姻：先是与王淑兰的结发之约，其后在上海与钱希均相濡以沫，最终在新疆携手朱旦华。不幸的是，1942年，盛世才变节，毛泽民被秘密杀害，年仅四十七岁，留下一个尚在襁褓中的毛远新。

父亲的牺牲像一道永久的阴影，覆盖了姐弟俩的成长。毛远志幼年辗转乡间，当过童工、做过童养媳，是母亲王淑兰咬牙护着才躲过追捕。1937年，毛泽民托人把女儿接到陕北，然而当她抵达延安时，父亲早已远赴新疆。替父亲接她的，是伯父毛泽东。“到延安，先读书，再革命。”晚饭桌上，毛主席递给她一双刚洗净的筷子，语气平静却透出慈爱。

那一年，毛远志十七岁，从未进过学堂。鲁迅小学的课本与油印的识字表成了她的新伙伴。头痛发作时，她跑到和平医院看病，一抬头，隔壁病床竟躺着一个斯文男孩——曹全夫。风雨如晦的年代，他们在摇曳的煤油灯下交换了第一本《大众哲学》，缘分就此种下。

延安整风运动如火如荼。毛远志短短一年半便补完小学课程，还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来调入军委二局当机要人员，守着密码本与破译机，过着日夜颠倒的日子。曹全夫则被派往延安自然科学院。两人常在枣园的黄土坡上谈理论、谈前线，也谈未来。毛主席见多了儿女情长，却称赞这对青年“志同道合”。

1945年10月，东北战场吃紧。毛远志、曹全夫主动请缨随部队北上。临行前，他们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送了两句嘱托：“到哪儿都要团结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句话，被两口子写进日记，之后几十年从未忘记。

再说毛远新。父亲牺牲时他还不到两岁，与母亲同陷囹圄。获释回到延安后，毛泽东将这个侄儿抱在怀里逗弄，胡茬扎得孩子直咯咯笑。解放后，毛远新被接到中南海，与李讷、李敏一起上学。年幼的他难懂长辈身上的沉重，却记得伯父常常半夜批完文件，还要摸黑为他们盖被子。

姐弟俩日常几无交集。毛远志长期随夫辗转江西、上海、北京，忙于妇联和军区事务；毛远新则完成学业后，投身部队，1970年代在东北担任重要职务。偶尔的书信往来，只有纸短情长。

进入八十年代，毛远志身体每况愈下。长期的高血压与脑血栓让她频频住院。她依旧执拗地整理父母遗稿，撰写《毛泽民与王淑兰传》。病友劝她多休息，她却摆摆手：“写下来，才算把责任尽了。”字字句句，仿佛替父母立传，也在替自己回望风雨生命。

1989年4月，病情突然恶化。医生会诊后，给出的结论是“随时可能出现大面积脑出血”。组织派人前来探视，希望满足她的愿望。她摇头，艰难地说：“我想见远新。”短短七个字，像是将所有气力都用尽。

这一请求最终报批。时局虽紧，亲情却不能等。几天后，病房门被推开。久未谋面的弟弟冲进来，看着因药物而微微浮肿的姐姐，眼眶通红。毛远新抓住那只干枯的手，压低嗓音：“姐，我来了。”毛远志用尽最后的力气回握，“远新，我想你。”病房里静得只剩呼吸声。不到二十四小时，她安然离去，享年六十九岁。

出殡那天，北京细雨。灵车缓缓驶向八宝山，曹全夫一声不吭，手里紧紧攥着毛主席当年送给他们的纸和铅笔，纸张已经泛黄。国歌奏响，战友们举手敬礼，送别这位革命忠骨。

三天后，毛远新在亲属陪同下，前往天安门广场南侧，再次站在水晶棺前。“伯父，我把姐姐送来了。”低沉的话语在庄严的大厅里回荡，他泪如泉涌。守灵战士悄悄把军帽抹了一下，佯作整装。

1990年腊月，韶山山脚白雾弥漫。毛远新与母亲、曹全夫将骨灰盒捧回祖茔。八旬的毛泽连摸着侄孙的脸，颤声说：“孩子，家里苦，可心是热的。”那天下午，他们在老屋前升起一缕青烟，祭酒、摆红烧肉，满山松风与鞭炮声交织。毛远志的骨灰，最终归根故里。

人生无常，亲缘常在。姐弟二人十年一信、数十年一面，可当生命走到尽头，念兹在兹的仍是血缘的呼唤。风云已远，山河重光，他们的故事留给后人，一如韶山冲潺潺的泉水，细流不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