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包打听遭降级，毛主席震怒要亲自过问

一九六七年1月12日那个晚上，上海冷得要把人骨头冻裂，一声枪响把这种死寂给炸穿了。

那个倒在血泊里的老头叫王范，六十二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手里的那把枪。

这把勃朗宁不是一般的武器，那是当年为了保卫毛主席进北平特意配发的，结果最后，这把本来该对着敌人的枪，却成了他结束自己生命的工具。

桌上那封信写得那是字字带血，说白了就是四个字：以死明志。

谁敢信啊，这个被逼到绝路的老人，十八年前那是何等的风光。

1949年中央进北平，那是多大的排场，他是开着第一辆吉普车在最前面压阵的“先锋官”。

那时候毛主席的安全全捏在他手里，要是没有绝对的信任，这活儿根本轮不到他。

今天咱们不聊那些枯燥的档案，就聊聊这个被毛主席亲口封为“红色包打听”的特工，是怎么从人生巅峰直接摔进泥潭里的。

把时间拉回到1932年的上海滩，那会儿的四马路鱼龙混杂，要是你走在街上，没准能碰见个穿警服的小年轻，看着挺机灵，其实是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

这就是王范，表面上是巡捕房的安南巡捕，实际上是中共特科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刀。

那年头干地下工作，脑袋那是随时别在裤腰带上的。

最绝的一档子事发生在四月，王范还是太年轻，执勤的时候被叛徒当场指认了。

抓进审讯室那是严刑拷打，老虎凳辣椒水都备上了，可王范硬是一个字没吐。

敌人没办法，把那个叛徒拉进来对质。

这要在一般人身上，估计当场就懵了，或者大骂对方无耻。

但在那种你死我活的关口，脑子转得慢一秒就是个死。

你猜怎么着？

王范根本不给对方开口的机会，反倒先发制人，指着叛徒鼻子破口大骂，说这小子是因为之前调戏妇女被自己揍过，现在是公报私仇来陷害好人。

这一招“反客为主”简直是神来之笔。

那个叛徒虽然知道王范是红军，但真不知道他在巡捕房的具体化名和掩护身份，一下子被骂得张口结舌，根本对不上号。

虽然最后王范还是判了十年，但这波操作把组织的大秘密全保住了，连审讯官都觉的这事儿有猫腻。

后来抗战爆发，王范出狱到了延安，那更是如鱼得水。

他这人天生就是干保卫的料，还得了个“锄奸模范”的称号。

这可不是现在的优秀员工奖状，那是用无数次抓特务的实战换回来的。

到了1949年，由于他在安保界的“江湖地位”，毛主席进北平的路线、住处、车辆安排，全是他一手操办。

1956年的时候，毛主席去江南造船厂视察，在人群里一眼就看到了王范，特意停下来叙旧。

陈毅元帅在旁边开玩笑叫他“包打听”，毛主席那是笑呵呵地纠正，说这是“红色包打听”，是有大功劳的。

那会儿王范是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正局级干部，手里握着实权，上头有人，下头有兵，按现在的说法，这就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可是吧，命运这东西最爱开玩笑。

王范这人最大的优点是讲原则，最大的缺点也是太讲原则。

那个年代，上海搞运动要抓人，王范死活不同意凑指标，他坚持“少抓、精抓”，要是没有实锤证据绝不签字。

这放在现在叫法治精神，放在那会儿叫“右倾”，叫跟不上形势。

就在毛主席夸他没多久，上海的风向变了。

因为坚持不乱抓人，王范遭遇了职场上的“断崖式下跌”。

上面给了个处分叫“调职”，看着挺轻，实际上狠得要命。

直接把他从上海市检察长，一脚踢到了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当了个管工业的副部长。

从正局级直接干到了公社副职，这中间差了整整十级。

这就好比让一个上市公司的CEO，突然去车间当了个小组长，这心理落差，换谁都得崩。

这事后来传到北京，毛主席听了那是真生气，拍桌子说王范是经受过生死考验的同志，这事儿他要亲自过问。

领袖发话确实管用，王范的政治生命暂时保住了，但在那个具体的执行层面上，神仙打架，凡人遭殃，王范的日子依然不好过，处处受排挤。

到了1966年，大风暴来了。

王范这脾气也是倔，他要是装聋作哑没准还能混过去，可他偏不。

他跑到基层一看，老战友被斗得不像样，老百姓遭了殃，他那个急啊，直接给中央写信反映情况。

这下好了，直接被扣上了“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进攻”的帽子。

造反派那是真狠，没日没夜的批斗，不但要在精神上摧毁你，还要在肉体上折磨你。

王范这辈子哪怕在国民党的大牢里都没低过头，可面对自己人的误解和羞辱，他是真破防了。

他怕的不是死，他怕的是自己这一辈子的清白，最后被这股浑水给搅黄了。

最后那个寒冷的冬夜，他不想让自己的名节受辱，更不想在无休止的逼供中说出违心的话。

他选择了最刚烈的方式，用那把象征着忠诚的手枪，给了自己最后的尊严。

直到1978年，江苏省委才给他平反昭雪，开了追悼会。

这时候距离他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一九七八年，王范的骨灰被安放在了南京雨花台功德园，墓碑上刻着生卒年，终年62岁。

参考资料：

王征明，《王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档案室，《王范同志生平事迹》，1979年。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党史资料通讯》，198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