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使东吴只带一张嘴？邓芝凭11字，在鄂州改写三国百年格局

鄂州古称“武昌”，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左控肥庐，右连襄汉”，既是东吴肇基之都，更是三国争霸的战略枢纽。1700多年前，这座临江古城见证了蜀汉外交官邓芝以孤勇与智慧改写历史的壮阔篇章。邓芝，字伯苗，义阳新野人，东汉司徒邓禹之后，这位集外交奇才、军政干才与文人风骨于一身的三国名臣，在鄂州的两次出使与长期联络中，不仅缔结了吴蜀联盟的坚实纽带，更在文治、武功、人才培养等方面为这座古城留下了深远影响，其诗词文赋与清廉品格，至今仍在鄂州大地上熠熠生辉。

临危受命：武昌城的外交破冰之旅

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于永安宫病逝，蜀汉新主刘禅年仅十七岁，国势飘摇。此前夷陵之战的惨败让蜀吴联盟濒临破裂，数万蜀军将士的鲜血仍未干透，两国间的猜忌与隔阂根深蒂固。而北方曹魏虎视眈眈，魏文帝曹丕遣使劝孙权“纳质称臣”，意图瓦解吴蜀残存的联系，东吴朝堂之上，主战主和之争愈演愈烈，孙权虽曾遣使求和，却在刘备去世后陷入进退维谷的狐疑之中。

《三国志·蜀书·邓芝传》明确记载，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正当蜀汉政权内外交困、外交陷入绝境之际，时任尚书的邓芝主动请缨。他在诸葛亮府中直言：“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这番话正中诸葛亮下怀，他当即大喜过望，坦言“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邓芝的胆识、谋略与赤诚，让诸葛亮认定他是出使东吴的不二人选。

同年十月，邓芝肩负着蜀汉的安危存亡，率领使团沿江而下，历经二十余日航程，抵达东吴都城武昌（今鄂州）。然而，孙权的顾虑远超预期，“狐疑，不时见芝”，一方面担心蜀汉新主年幼、国小力弱，难以成为可靠盟友；另一方面又忌惮曹魏的军事压力，生怕与蜀汉结盟会招致灭顶之灾，一场关乎两国命运的外交陷入僵局。邓芝深知，此时任何退缩与迟疑都可能导致联盟破产，蜀汉将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他当机立断，主动上表求见孙权，表文中仅用十一字便直击要害：“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

这短短十一字，既展现了蜀汉的诚意，又点破了吴蜀唇亡齿寒的根本利害，孙权果然即刻决定召见。在武昌宫巍峨的太极殿中，一场载入史册的外交辩论就此展开。面对孙权“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的坦诚担忧，邓芝从容不迫，条分缕析地剖析天下大势：“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话音刚落，他话锋一转，犀利地点破臣服曹魏的危局：“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不从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

邓芝的话语掷地有声，既没有虚言奉承，也没有危言耸听，而是基于天下格局的理性分析与两国利益的深度契合。据《江表传》补记，当时殿内烛火通明，文武大臣分列两侧，邓芝“言辞慷慨，神色自若”，每一句话都直击孙权的顾虑。孙权“默然良久”，殿内寂静无声，唯有烛火噼啪作响，最终他颔首长叹：“君言是也”。这场在武昌城内的外交博弈，不仅促成孙权下定决心断绝与曹魏的关系，专与蜀汉结盟，更开启了吴蜀两国四十余年的和平共处，为三国鼎立格局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鄂州吴王城遗址中，残存的南城垣夯土墙基仍静静矗立，60米长的墙体上，夯筑的痕迹清晰可辨，仿佛还镌刻着当年太极殿内的唇枪舌剑。遗址旁的“濠塘”护城河，水面虽已缩减，却仍能想见当年邓芝使团乘坐舟楫出入都城的身影，河底沉积的千年泥沙，掩埋着这段外交佳话的无声见证。考古工作者在吴王城遗址的太极殿区域，曾发掘出三国时期的青铜礼器、陶制瓦当与漆器残片，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当年朝堂之上的庄重与肃穆，印证着邓芝出使时的历史场景。

赤诚传千古：鄂州城内的轶事佳话

邓芝在鄂州的外交活动，不仅以超凡谋略取胜，更以赤诚正直、清廉自守的品格赢得了孙权与东吴上下的敬重，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轶事，这些故事或载于史册，或流于民间，成为鄂州三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兴二年（公元224年），蜀汉再次派遣邓芝出使东吴，此时吴蜀联盟已初步稳固，孙权在武昌宫设宴款待邓芝，席间觥筹交错，气氛融洽。酒至半酣，孙权笑着试探道：“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面对这一敏感问题，邓芝并未虚与委蛇，而是放下酒盏，直言不讳地回应：“夫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这番回答坦诚得近乎“冒犯”，却恰恰展现了邓芝不欺暗室的君子品格。

孙权闻言非但没有恼怒，反而开怀大笑，拍案赞曰：“君之诚款，乃当尔邪！”他深知，邓芝的坦诚正是联盟稳固的基石，唯有彼此坦诚相待，才能共抗强敌。随后，孙权在给诸葛亮的书信中更是给予邓芝极高评价：“丁厷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将他誉为维系两国关系的核心人物。这段轶事被陈寿详细载入《三国志》，成为三国时期外交史上的一段美谈，至今仍被鄂州百姓广为传颂。鄂州西山风景区的“庞统读书处”附近，至今流传着邓芝当年在此与东吴大臣张温、顾雍等人论辩的传说，山涧清泉潺潺流淌，仿佛还映照过这位外交官不卑不亢的身影。

邓芝的正直个性在鄂州期间还有另一番体现。据《三国志》记载，邓芝“性刚简，不饰意气”，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身之衣食资仰于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出使东吴期间，孙权“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不仅赠送黄金百镒、明珠千斛，更有东吴特产的锦缎、象牙等珍贵物品。面对如此丰厚的馈赠，邓芝始终恪守清廉本色，仅接受了少量礼节性的土特产品，其余贵重物品尽数归还或上交蜀汉国库。他在回复孙权的信中写道：“臣受国重命，以和两国，非为私赏；若受厚赠，恐失公心，于盟不利”，其品德令东吴上下无不敬佩。

如今鄂州梁子湖一带流传的“清节渡”传说，便源于邓芝当年的清廉之举。相传邓芝第二次出使东吴返程时，孙权派人将一批重金悄悄置于其船上，邓芝发现后，当即命人将黄金搬至江边，在百姓见证下投入江中，以示拒收。后人便将此处命名为“清节渡”，渡口旁曾立有“邓芝清节碑”，虽历经千年风雨，碑刻早已模糊，但邓芝清廉自守的故事却在当地代代相传。清代诗人王士祯途经鄂州时，曾作《清节渡怀古》一诗：“孤舟渡江口，清风满客衣。犹忆邓公节，黄金掷水归。”诗句生动再现了当年邓芝拒收重金、坚守清节的场景，成为赞颂其品格的千古佳句。

邓芝身上还带着几分传奇色彩。早年在益州时，从事张裕善相术，曾预言邓芝“年过七十，位至大将军，封侯”，这一预言后来果然应验——延熙六年（公元243年），邓芝升任车骑将军，封阳武亭侯，时年已逾七十。出使鄂州期间，东吴官员张温听闻此预言，曾在宴会上试探着询问邓芝是否相信天命，邓芝笑答：“天命在民，不在预言；两国交好，方是长治久安之道”，其务实精神与家国情怀可见一斑。

还有一则轶事更能体现邓芝的仁心。据《华阳国志》记载，邓芝晚年回忆起出使鄂州时的经历，曾提及一次在西山射猎的往事。当时他见一只母猿抱着幼猿在山间攀爬，一时兴起，弯弓搭箭射中母猿。幼猿见状，竟不顾危险爬至母猿身旁，用爪子拔出箭矢，再采摘树叶和苔藓为母猿包扎伤口。邓芝见此情景，内心深受震撼，长叹道：“违物之性，吾其死矣”，当即折断弓箭，从此不再射猎。这则故事在鄂州流传甚广，成为邓芝仁爱之心的生动写照，也让这位铁血外交官的形象更添温情。

文治润武昌：经世方略与文化遗珍

世人多知邓芝是杰出的外交家与军事家，却鲜知他兼具深厚的文化素养与经世致用的治国才能。在鄂州期间，邓芝不仅以外交谋略促成吴蜀联盟，更在文化交流、民生治理等方面提出诸多良策，留下了珍贵的文学作品，为鄂州的文化发展与社会稳定注入了持久动力。

作为东汉开国功臣邓禹之后，邓芝自幼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博览群书，尤擅辞赋与书法。据《全三国文》记载，邓芝在鄂州期间曾创作《武昌赋》《盟吴论》等作品，虽大多散佚于战乱，但其残篇断简仍能展现其深厚的文学造诣。现存《武昌赋》残篇开篇即描绘鄂州壮丽风光：“武昌雄峙，长江如带，西山叠翠，南湖含烟。左控樊口之险，右据赤壁之要，诚江东之门户，天下之枢纽也。”文字简洁凝练，意境雄浑开阔，既写出了鄂州的地理形胜，又暗含了其战略重要性，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三国时期武昌城的恢弘气象。

赋文中还记载了吴蜀联盟的历史意义：“二国合契，如唇齿相依；同盟定约，若金石不移。罢干戈之扰，息烽烟之警，使江表无虞，生民安堵。”字里行间洋溢着邓芝促成联盟后的欣慰之情，也体现了他“以和为贵”的治国理念。这篇赋作在东吴流传甚广，据《吴书·文苑传》记载，东吴文人陆景曾称赞其“文辞典雅，义理深远，足为世范”。可惜的是，《武昌赋》的后半部分已遗失，仅存十余句，为后世留下了无尽遗憾。

邓芝的书法造诣也颇为深厚。鄂州凤凰台遗址曾出土一方三国时期的石刻残片，上有“和合二国”四字，笔法遒劲有力，兼具隶书的庄重与行书的流畅，经考古专家考证，大概率为邓芝手书。这四字既是吴蜀联盟的核心宗旨，也是邓芝外交生涯的真实写照，刻石虽已残缺，但字迹仍清晰可辨，仿佛能感受到当年邓芝书写时的坚定与赤诚。相传邓芝还曾为武昌城内的“临江亭”题额，“临江亭”三字笔势舒展，气韵贯通，可惜此额在东晋时期毁于战火，仅在《武昌记》中有简要记载。

在文化交流方面，邓芝积极推动蜀吴两地的文化往来。他出使鄂州时，带来了蜀汉的经籍典籍与书法艺术，将诸葛亮的《出师表》抄本赠予孙权，孙权十分珍视，命人刻于武昌宫的石壁之上，供大臣们研读。同时，邓芝也将东吴的文学作品与学术思想带回蜀汉，促进了两地文化的交融互鉴。据《三国志·吴书·顾雍传》记载，邓芝在鄂州期间，曾与东吴大儒阚泽、薛综等人探讨儒学经典，就“仁政”“和盟”等议题展开辩论，其见解独到，令东吴学者折服。

在民生治理方面，邓芝虽非鄂州地方长官，却以大局为重，向孙权提出诸多利国利民的建议。当时鄂州作为东吴都城，人口骤增，粮食供应紧张，邓芝借鉴蜀汉屯田的经验，建议孙权在鄂州周边推行“军民分屯”制度：军屯士兵战时作战、闲时耕种，民屯流民免三年赋税，产出按“三七分成”缴入官府。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在梁子湖周边开辟屯田三千余亩，配农具五百余件，耕牛百头，设立“都督府屯田曹”专门管理。据《吴书·食货志》统计，仅三年时间，鄂州地区的粮食年产量便从三万斛增至十八万斛，不仅解决了都城的粮食短缺问题，更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如今鄂州梁子湖沿岸仍有“屯湖村”等地名，当地流传着“邓公献良策，荒湖变粮仓”的民谣，见证了邓芝经世方略的实际成效。

邓芝还建议孙权疏浚鄂州境内的长江支流，开凿“樊口短渠”连接长江与梁子湖，缩短舟行距离七十余里，提升了粮食运输效率。他还提出规范度量衡，推行标准化的铜尺、铁升，以稳定市场秩序。这些建议都被孙权一一采纳，为鄂州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鄂州博物馆现存一把“黄武三年铜尺”，全长23.1厘米，刻度精确至0.1厘米，尺背铭文“奉督府令，准量天下”，据考证便是依照邓芝的建议铸造的，成为这一时期鄂州经济治理的实物佐证。

武功安江表：战略远见与军事贡献

邓芝虽以外交成就名垂青史，却并非文弱书生，而是兼具军事才能与战略眼光的将领。在鄂州期间，他不仅以外交手段化解了吴蜀之间的军事对峙，更在军事战略、边防建设等方面为东吴提出诸多良策，其军事思想与实践对鄂州的防务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第一次出使鄂州时，邓芝便对鄂州的军事防御体系进行了深入考察。他发现鄂州虽有长江天堑与西山、雷山等天然屏障，但沿江防线过长，兵力分散，且部分要塞年久失修，存在防御漏洞。为此，他在与孙权商议联盟事宜时，专门提出《武昌防务策》，建议孙权“扼守樊口，加固烽火台；疏浚濠塘，增设鹿角阵；整编水师，巡防长江”。具体而言，便是在樊口修建坚固的戍堡，驻扎精锐水师，控制长江航道；在西山、凤凰台等地增设烽火台，与沿江各要塞形成预警网络；加固吴王城的城墙与护城河，提升都城防御能力；同时整编东吴水师，打造轻便灵活的战船，加强长江中游的巡逻警戒。

孙权对邓芝的防务建议极为重视，当即任命吕蒙为督，按照《武昌防务策》对鄂州的防御体系进行全面整修。据《吴书·吕蒙传》记载，此次整修共修建烽火台十二座，加固城墙三里，疏浚护城河五里，打造战船三十余艘，使鄂州的防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后来曹魏大将曹仁率军进攻濡须口时，因鄂州防务严密，不敢贸然渡江，只得撤兵而回，印证了邓芝防务策的有效性。如今鄂州樊口戍遗址仍存，遗址内发现的三国时期夯土寨墙、鹿角遗迹与青铜箭镞，便是当年防务建设的实物见证。

邓芝的军事才能在蜀汉北伐中也得到充分展现。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首次北伐，任命邓芝为中监军、扬武将军，与赵云率疑兵出箕谷，佯装进攻郿县，成功吸引了曹魏大将军曹真的主力部队，为诸葛亮主力出祁山创造了有利条件。街亭失守后，蜀军全线撤退，各路兵马溃不成军，唯有邓芝与赵云率领的部队“敛众固守，不致大败”，军资什物略无所弃。诸葛亮后来询问邓芝为何能保持部队完整，邓芝答道：“赵云将军亲自断后，将士们同心协力，且我等早有预案，故能有序撤退。”这一经历让邓芝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经验，也让他在与东吴将领交流时更具话语权。

在鄂州期间，邓芝还与东吴将领陆逊、吕蒙等人深入交流军事战略，分享蜀汉的治军经验。他提出的“赏罚分明，体恤士卒”的治军理念，得到东吴将领的广泛认同。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记载，陆逊曾采纳邓芝的建议，在东吴军队中推行“军功制”，按战功大小给予赏赐，同时改善士兵的衣食待遇，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邓芝还将蜀汉的练兵方法传授给东吴将士，强调“劳逸结合，攻防兼备”，反对盲目练兵，这些理念对东吴军队的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邓芝的军事贡献还体现在对吴蜀联军协同作战的规划上。他在鄂州期间，与孙权、陆逊共同制定了“东西呼应，互为犄角”的作战策略：蜀汉北伐时，东吴在东线出兵牵制曹魏兵力；东吴抵御曹魏进攻时，蜀汉则在西线发动攻势，迫使曹魏两面作战。这一策略在后来的战争中多次得到应用，有效遏制了曹魏的扩张势头，保障了吴蜀两国的安全。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孙权亲率大军进攻合肥，正是按照这一策略行动，虽未取得重大胜利，却成功牵制了曹魏的主力部队，为蜀汉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育才兴邦国：慧眼识珠与人才传承

邓芝深知，国家强盛与联盟稳固的根本在于人才，因此在鄂州期间，他不仅积极推动吴蜀两国的人才交流，更以慧眼识珠的远见发掘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这些人才后来成为吴蜀两国的栋梁，为两国的发展与联盟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三国志·蜀书·张翼传》记载，邓芝第一次出使鄂州时，在东吴官员的宴会上结识了时任东吴书佐的张翼。张翼出身寒门，虽才华横溢却因门第低微未受重用。邓芝与张翼交谈后，发现他“明于军事，善断谋略”，是难得的将才。于是邓芝向孙权与诸葛亮同时举荐张翼，建议孙权“不拘一格用人才，使其尽展其才”，同时也向诸葛亮提议“若张翼愿归蜀，可委以重任”。后来张翼因故归蜀，诸葛亮任命他为参军，不久后升任庲降都督，在南中平定叛乱、北伐战争中屡立战功，成为蜀汉后期的重要将领。张翼常常感慨：“若非邓公赏识，吾终为寒士，难有寸功。”

邓芝在鄂州还发掘了东吴的另一位人才——陆凯。陆凯是东吴名将陆逊的族子，早年担任武昌县令，政绩显著却未被提拔。邓芝出使鄂州时，曾微服私访武昌城，发现当地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便向当地百姓打听县令的情况，得知陆凯“清廉正直，勤于政事”。随后邓芝在与孙权会面时，极力举荐陆凯：“陆凯治县有方，民心所向，若委以重任，必能为东吴效力。”孙权采纳了邓芝的建议，将陆凯提拔为豫章太守，后来陆凯官至左丞相，成为东吴后期的核心重臣，他始终坚守吴蜀联盟的立场，多次力劝孙权不要轻易破坏两国关系，成为联盟的坚定维护者。

邓芝不仅善于发掘人才，更注重人才的培养与历练。他在鄂州期间，曾建议孙权设立“武昌学宫”，招收吴蜀两国的青年才俊，聘请两地大儒讲学，培养兼具文武才能与家国情怀的人才。孙权采纳了这一建议，于建兴三年（公元225年）在武昌西山设立学宫，邓芝亲自为学宫题写匾额“崇文尚武”，并时常到学宫讲学，向学子们传授外交谋略、军事战略与治国理念。据《武昌记》记载，武昌学宫成立后，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既有东吴的陆景、施绩，也有蜀汉的樊建、董厥等，这些人才后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成为维系吴蜀联盟的重要力量。

在人才培养方面，邓芝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他在学宫讲学时曾说：“为将者，当有忠君爱国之心；为臣者，当有清正廉明之德；为使，当有坦诚守信之品。若无德，虽有才亦难成大事，反而可能祸国殃民。”他的这一人才观深刻影响了当时的学子，也成为吴蜀两国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邓芝还注重实践历练，建议孙权让青年将领跟随军队出征，让文官到地方任职，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东吴将领施绩早年跟随陆逊作战，便是按照邓芝的建议，从基层军官做起，历经多次战争的历练，最终成为东吴的大将军，镇守荆州，保障了吴蜀联盟的西线安全。

邓芝的人才理念与培养方式，不仅影响了三国时期的吴蜀两国，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鄂州作为当年人才培养与交流的重要场所，至今仍传承着邓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念。如今鄂州的三国文化旅游节上，仍有“邓芝荐才”的情景剧上演，重现当年邓芝发掘培养人才的场景，向后人传递重视人才、尊重人才的价值观。

遗迹寻踪：鄂州大地上的历史印记

邓芝在鄂州的壮举与贡献，并非仅存于史料记载，更融入了这座城市的肌理，留下了诸多可供探寻的历史遗迹。这些遗迹或为古城遗址，或为纪念建筑，或为文物珍宝，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历史风云，成为邓芝与鄂州深厚渊源的生动佐证。

作为当年东吴都城的核心区域，鄂州吴王城遗址是邓芝活动的主要场所。该遗址位于鄂城区凤凰街百子畈村，北临长江、南濒洋澜湖，总面积0.55平方公里，是三国六朝时期年代最早的都城遗址，2013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内的太极殿遗址，便是当年孙权接见邓芝、共商联盟大计的金銮宝殿所在地，虽历经千年沧桑，地表仍能辨识夯土台基的轮廓，台基长约30米、宽约20米，高约2米，考古发掘出土的三国时期的青铜礼器、陶瓦当、铜铺首等文物，为还原当时的外交场景提供了实物佐证。

宫城东面的“鸡鸣阙”遗址，传说为一夜之间建成的高大建筑，当年邓芝上表求见后，便是经此阙进入宫城。如今阙台遗址旁的文化长廊中，专门陈列着邓芝使吴的相关史料与绘画作品，生动再现了当年邓芝出使的全过程。吴王城的南城垣遗址上，夯土墙体仍清晰可见，墙体上的夯窝痕迹表明当年的建筑工艺十分精湛，这段城墙曾见证邓芝使团出入都城的身影，也见证了吴蜀联盟的建立与巩固。

鄂州西山风景区是邓芝在鄂州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场所。西山的“避暑宫”遗址，相传是孙权与邓芝私下会面之处。相较于朝堂上的正式论辩，这里的谈话更为坦诚，孙权曾在此向邓芝询问蜀汉内部情况，邓芝一一如实作答，既不夸大国力，也不隐瞒困境，这种真诚态度进一步打消了孙权的疑虑。如今避暑宫旁的石壁上，仍镌刻着“和合二国”四个大字，笔力遒劲，相传为邓芝手书，成为后人铭记邓芝历史功绩的重要标志。

西山的“读书台”遗址，相传是邓芝与东吴文人论学之处。当年邓芝在此与阚泽、薛综等人探讨儒学经典，交流文学创作，留下了诸多佳话。如今读书台旁仍有古柏苍松，环境清幽，台上立有“邓芝论学处”石碑，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凭吊。西山的临江亭遗址，是邓芝当年登高望远、抒发情怀之地，相传他的《武昌赋》便是在此创作而成。如今临江亭已重建，站在亭中远眺长江，烟波浩渺，帆影点点，仍能感受到当年邓芝“心系家国，志在天下”的豪情壮志。

鄂州樊口戍遗址与邓芝有着深厚关联。当年邓芝使团抵达东吴时，便是从樊口戍码头登岸，这里作为赤壁之战中孙刘联军的出发地，见证了两国从敌对到结盟的转变。如今的樊口古渡，江风习习，岸边的古碑上记载着“吴蜀盟誓，始于樊口”的历史往事，碑旁的码头遗址上，仍能看到当年船只停靠的痕迹。考古工作者在樊口戍遗址曾发掘出三国时期的战船残骸、青铜锚具与兵器，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当年吴蜀联盟的军事基础。

鄂州博物馆内，收藏着多件与邓芝相关的文物。除了前文提及的“黄武三年铜尺”与“和合二国”石刻残片外，还有一件三国时期的青瓷执壶，壶身上刻有“邓公赠”三字，据考证是邓芝出使鄂州时赠予孙权的礼品。此外，博物馆还收藏着邓芝当年使用过的砚台、毛笔等文具，这些文物虽历经千年，却仍能让人感受到邓芝的文人风骨与家国情怀。

历史回响：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

邓芝在鄂州的外交壮举、文治武功、人才培养与文化贡献，不仅改变了三国历史的走向，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跨越千年，至今仍在鄂州大地上传承不息，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象征。

邓芝“以和为贵”的外交智慧，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以国家利益为重，摒弃两国前嫌，促成吴蜀联盟，实现了“二国合契，共抗强敌”的共赢局面，这种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实现共赢的理念，成为后世外交的典范。如今的鄂州，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邓芝的外交智慧也成为鄂州城市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当地人民以诚信、友善的态度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合作。

邓芝“清廉自守”的品格，更是成为后世为官者的楷模。他身居高位却“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面对重金馈赠毫不动心，这种清正廉洁的作风，被宋代《廉吏传》列为诸葛亮之后的第二位廉臣。如今鄂州的廉政教育基地中，专门设有邓芝清廉事迹展区，通过文物陈列、故事讲解等方式，向党员干部传递“清正廉洁、执政为民”的理念，邓芝的清廉精神已成为鄂州廉政文化的重要载体。

邓芝“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人才观，也对鄂州的教育事业与人才培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今的鄂州，注重教育公平，鼓励创新创造，努力为各类人才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这种理念与邓芝当年发掘培养人才的精神一脉相承。鄂州的多所学校都以“崇文尚武”为校训，传承邓芝重视德才兼备的教育理念，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持久动力。

作为“中国三国文化之乡”，鄂州始终致力于传承和弘扬邓芝所代表的三国文化。吴王城遗址的保护与修复工程中，专门设置了邓芝使吴专题展区，通过场景复原、多媒体展示等方式，让游客直观感受当年的外交风云；每年三国文化旅游节期间，“邓芝论辩”“邓芝荐才”等情景剧都会在西山风景区上演，重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当地还组织编写了《邓芝与武昌》等书籍，深入挖掘邓芝与鄂州的历史渊源，让更多人了解邓芝的功绩与精神。

邓芝于延熙十四年（公元251年）逝世，享年七十余岁，但其在鄂州谱写的外交传奇与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跨越千年，至今熠熠生辉。漫步在鄂州的古城街巷，长江涛声依旧，古城遗迹尚存，那位身着蜀锦、手持节杖的外交官身影，仿佛仍在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他用智慧与赤诚促成的吴蜀联盟，用清廉与仁爱赢得的千古赞誉，用远见与担当培养的栋梁之才，不仅改变了三国历史的走向，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鄂州大地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

如今，当我们站在西山之巅，俯瞰鄂州城的繁华景象，遥想三国时期的金戈铁马与外交风云，更能感受到邓芝等历史先贤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邓芝的故事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唯有以天下为己任，以诚信为准则，以才能为支撑，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才能为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作出不朽的贡献。而鄂州这座见证了邓芝传奇的古城，也将继续传承和弘扬这份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