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是晚唐以“无题”而著名的朦胧诗人。他有两次在华州的生活经历,不但影响到他的人生,更是其诗风转变的关键地理节点,本文将予以探析。
唐文宗太和七年(833年),一直跟随恩师令狐楚的李商隐,因恩师从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河东节度使任上返京就任吏部尚书,回到郑州荥阳老家。在此期间,他得郑州刺史萧澣知遇,并被介绍给华州刺史崔戎,于是入其幕府。
崔戎 “举两经登科”(两经与进士并列为唐代两大主要科举科目),颇有才干与胆识。《旧唐书・崔戎传》记载,“裴度领太原,署为参谋。时王承宗据镇州叛,度请戎单车往谕,承宗感泣受教”——他曾劝降王承宗,平息叛乱。
崔戎为官清廉恤民,深受当地百姓拥戴,李商隐在此期间心情也十分愉快。此年五月,崔戎任兖海观察使,赴兖州(今山东省兖州市),“将行,州人恋惜遮道”。其亲民态度直接影响到李商隐的乡村观察,这在他后来被清代学者冯浩认为“似废还郑州后”,即大中十二年(858年)辞去盐铁推官,游旅江东返回途中所作的《赠田叟》诗中,便能清晰感知:
荷蓧衰翁似有情,相逢携手绕村行。
烧畬晓映远山色,伐树瞑传深谷声。
鸥鸟忘机翻浃洽,交亲得路昧平生。
抚躬道直诚感激,在野无贤心自惊。
——《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 / 冯浩
此首联写 “荷蓧”(语出《论语・微子》,蓧为耘田农具)的田叟与诗人素不相识却一见如故,携手绕村而行;颔联刻画田叟勤于劳作的场景,晨起“烧畬”(烧山草开荒地)的火光与远山相映,深林伐树的丁丁之声传于幽谷;颈联以“鸥鸟忘机”(语出《列子・黄帝》,比喻淡泊隐居、不以世事为怀)喻指自己与田叟的自然融洽,反观昔日亲密的“交亲”得势后却形同陌路;尾联抚躬自问,感慨乡村直道犹存,而当政者竟称“在野无贤”(语出《尚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令人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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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路途中所见的山影、烧荒火焰与田叟务农场景,以及 “相逢携手”的细节,既流露他对“鸥鸟无机”“野无遗贤”社会境界的向往,暗喻自身实属“遗贤”境遇,更可见崔戎爱民之风对其人格的深刻塑造。而这种贴近民生的经历,也悄然改变了他的创作轨迹——早年追随令狐楚时,他的诗作多为骈体应酬之作,意象局限于“玉漏银壶”“琼筵宝瑟”这类朝堂仪轨化的富丽符号,情感表达直白浅露,用典也多取自《文选》《左传》的朝堂典故,指向明确无过多解读空间,如《随师东》“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仅为赞颂主帅军功,意蕴直白。
反观《赠田叟》,意象库新增了“荷蓧”“烧畬”“幽谷”“田叟”等带着泥土气息的写实元素,不再是单纯的场景点缀,而是承载人格理想与民生关怀的载体。用典也从朝堂转向先秦诸子的隐逸典籍,“荷蓧”“鸥鸟忘机”既贴合田叟气质,又暗喻自身不慕功名的心境,典故与情境深度交融,开始呈现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含蓄特质,为其后期朦胧诗风埋下伏笔。同时,崔戎务实果敢的行事风格与民本情怀,让幕府氛围围绕民生实务展开,李商隐有机会深入乡村体察民情,这种务实氛围也让他的诗歌题材从应酬转向民生,语言风格添了质朴清新的质感。
唐武宗会昌元年(841 年),离开弘农尉任、历经仕途顿挫的李商隐,再次来到华州,入周墀幕府任职。周墀“长史学,属辞高古”,“长庆二年(822 年)擢进士及第”(《旧唐书・周墀传》卷一百七十六),为人正直而处事有方,“最为天子(唐文宗)钦瞩”“入翰林为学士”,武宗即位后,“以疾改工部侍郎,出为华州刺史”(《新唐书・周墀传》卷一百八十二)。与崔戎相似,周墀在华州政风清廉、域内祥和,且待李商隐不薄,但此时的李商隐心思浩淼,郁结难舒,这从《华州周大夫宴席》中可见端倪:“若对门人推礼分,戴崇争得及彭宣”,此联以西汉张禹弟子戴崇、彭宣的典故(《汉书・张禹传》卷八十一载“禹心亲爱崇,敬宣而疏之”),表面感叹自己与同僚同为周墀 “门人”,却因复审落选、仕途不顺而在幕府中“推礼分”(推重礼仪,区分名分)不如人,实则并非对恩师发牢骚,而是倾诉社会黑暗势力对自身的压迫与忧愤。周墀作为儒雅型学者官员,更注重文人间的精神共鸣与学识交流,其幕府氛围偏向文人雅集,同僚多为科举出身的士人,交流内容集中于学识、典故与人生感慨。这种氛围让失意的李商隐得以暂时安放苦闷,周墀的包容与赏识给予他极大精神安慰,也让他的创作从关注外部民生转向叩问内心境遇,情感基调沉郁内敛,多了思辨与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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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此时的诗风也进一步向朦胧深致跃迁。《华州周大夫宴席》的用典更显隐晦曲折,借古喻今的多层指向让诗意不再直白,需读者细品方能悟得深层忧愤,与早年用典直陈其事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而华州境内峭拔秀丽的太华山,更成为他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撑,令他念念不忘,留下《寄华岳孙逸人》这首诗,描写太华山景色与孙逸人生活,将华山莲峰塑造成远离尘嚣的仙境,成为超越世俗纷扰的精神净土,让太华山意象从隐逸向往延伸为精神坚守的象征:
灵岳几千仞,老松逾百寻。
攀崖仍蹑壁,啖叶复眠阴。
海上呼三岛,斋中戏五禽。
唯应逢阮籍,长啸作鸾音。
——《玉溪生诗集笺注・寄华岳孙逸人》卷三 / 冯浩
诗作中的华山,以“几千仞”高峰、“逾百寻”老松的雄浑意象,替代了李商隐早年偏爱的柔婉丽辞,自带疏离世俗的孤高感,成为他精神品格的投射。现实中科举落第、同僚排挤的压抑,在华山开阔雄浑的自然气象中得以消解,让他的视野从世俗纷争中挣脱,心境从沉郁转向开阔。而华山远离尘嚣、独立天地间的孤高姿态,也与他“在野无贤”的自伤境遇形成精神契合,将不被赏识的孤愤转化为对超然物外境界的向往,让诗歌情感层次更趋复杂——既有对现实的不满,又有对精神净土的追求,这种双重意蕴”正是其朦胧诗风的核心特征。更重要的是,华山历经岁月侵蚀仍峻拔挺立的坚韧特质,为仕途顿挫的李商隐注入了精神力量,支撑起他崚嶒坚韧的精神骨架,这种坚韧也融入诗歌,表现为用典的隐晦执着、情感的沉郁不屈,即便诗风趋向朦胧,仍藏着一股内在骨力。
李商隐在华州的两段经历虽不长久,却处于他人生的关键转折期。第一次入崔戎幕府,他怀揣积极入世之心,在务实亲民的幕府氛围中体察民生,诗歌从应酬直白转向质朴含蓄;第二次入周墀幕府,仕途失意让他萌发出世念想,在文人雅集式的幕府氛围中倾诉内心情志,诗风进一步走向隐晦多义。而华州这片热土与峻拔的太华山,不仅塑造了他的人格与心境,更从意象选择、用典方式等艺术层面,推动他完成从应酬诗人到朦胧诗宗的转型,最终走向那个深邃难解、意蕴悠长的诗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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