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12日清晨,北京西直门外的招待所格外安静。四十五岁的谢伟才拎着一个旧帆布包,来不及吃早饭就匆匆走向八一电影制片厂。他要去试镜,角色只有两个字——“粟裕”。门卫悄声提醒:“从全国挑,只要一个人。”这句话像一阵凉风,让人清醒,也把他多年舞台磨出的定力瞬间点燃。
半个多世纪前,七岁的他同样在兵荒马乱的晨雾里赶路。1948年冬,淮海战场上硝烟未散,国民党少校谢德贵的儿子在接应队伍中走散。小小年纪的谢伟才被解放军带回收容所,方言里带哭腔地问:“叔叔,我能见到爸爸吗?”没有答案,倒是冒着热气的小米稀饭先端到了面前。这碗稠粥日后常出现在他梦里,成了他心底“军人”二字的原初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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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容所里安稳不到一年,他又偷跑去了南京。路上靠乞讨混口饱饭,脚底磨破也不敢停。可当他终于在中山东路向一名国军宪兵问路时,却换来一顿呵斥。“国军不如共军对我好!”童真一句话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黑暗潮湿的牢房里,他第一次意识到:不同军装背后,人心的冷暖可以天壤之别。
时间来到1949年初春,解放军第二次解放南京。灰墙上的铁锁被打开,谢伟才又被带回部队。没人责怪这孩子的两次“叛逃”,反而有人拍拍他的脑袋:“跟着咱们走,不会饿肚子。”部队文工队正缺小演员,机灵劲十足的他被留了下来,从翻跟斗学起,嗓音夹着湖南腔的唱腔总能逗战士们乐。
部队舞台上摸爬滚打十几年,1970年代转业到济南军区前线京剧团。他唱老生,也演小丑,台下不断做功课,逢节假日就钻进图书馆借书练字。有人感慨:这人不像在“混日子”,倒像在攒一股劲儿。转机悄悄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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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冬,中央电视台播放话剧《万水千山》,谢伟才一连看三遍。幕落灯亮,他跑到后台向老演员讨教。对方只抛来一句话:“你的身段够硬,文化底子差点,得恶补。”这一句话比军号还响,他随后把演出津贴全换成书:战争回忆录、将帅传记、表演学笔记,一摞摞码在床头。
第二年收到八一厂的电报,他先是懵,继而豁出去:“走着!”化妆间里,师傅拿着粟裕的大幅黑白照比对,忽然笑道:“眉骨、下颌线,都有戏。”一句“有戏”让他心里热辣。可真到镜头前,一身军装的他怎么看都像个“年轻营长”。导演试拍完点评:“神似,气质空。”说完递来一叠史料,“回去啃,啃透了再来。”
夏天的济南闷热,他关着窗把《名将粟裕》等书翻了又翻,边读边对着镜子练神态。1957年在志愿军总部远远见过粟裕的画面浮现——大将服、挺身板、目光略带笑意却锋芒毕露。那份感觉被他一点点揣摩,台词改成带湖南味的普通话,眼神先温厚后锐利,一招一式都扣细节。8月下旬二度进京,导演看完样片只说一句:“定了,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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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大决战》剧组封闭拍摄。淮海战役指挥所的灯光亮起,谢伟才举着地图,镜头紧贴脸部。他压低声线:“告诉邱清泉,打不好,他那两个整编师就得全军覆没。”剧组气氛瞬间紧绷,年轻群演悄悄咽口水——这哪里是演员,分明是粟司令亲临。
拍摄间隙,剧组安排他去拜访粟裕将军夫人楚青。1990年11月16日,上海武康路的老洋房里,楚青用家乡腔招呼:“伟才同志,请进坐。”饭桌上,粟裕的两个小孙子放学归家,见这位陌生叔叔愣了好一阵。忽然小孙子瞪大眼睛喊:“像!像我外公!”稚嫩声音把客厅的氛围点燃,楚青眼眶微湿,轻声答:“孩子没认错,这就是演你外公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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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戏,《大决战》1991年公映,全国影厅排队长龙里,不少老兵看完泣不成声。片尾亮字幕,谢伟才三个字引来掌声,却没有花絮,没有解说。观众只记住那双在战火里透着果决的眼睛。有人评价:那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把粟裕“活”过来了。
此后十余年,凡是解放战争题材需要粟裕形象,导演首先想到的总是他。电视剧《大转折》《解放》《战将》里,他没有停留在原地,每一次都会因剧本不同而调整语速、眼神甚至走路姿势。有人问他揣摩人物的秘诀,他笑着摆手:“书在那儿,人都在书里。”
回到生活,他不自诩名演员,依旧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去社区教青少年打腰鼓。偶尔路人认出,上来敬一个军礼,他轻轻回礼,不多言。演员谢伟才终归是普通人,可屏幕里的粟裕将军却借他的身形,继续在记忆里指挥千军万马——这大概就是特型表演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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