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牵挂的堂弟，一辈子做农民，临终前嘱咐李敏：常回家看看

1950年五月初，华北的夜风仍透着凉意。菊香书屋里灯火未灭，毛泽东反复咀嚼着一封来自韶山的家书——堂弟毛泽连说，家乡久旱无雨，田土开裂，颗粒难收。毛主席放下信，抬头望向窗外，“得让岸英回趟韶山。”话音很轻，却带着不容辩驳的急切。

毛岸英翌日动身，临行前受到再三叮嘱：“回去住九叔家，不许摆阔，先看灾情，再回报。”这句话，道尽了毛泽东对农家出身的自豪，也暴露了他对九弟那份割不断的惦念。对这位从没离开过稻田、左眼失明的堂弟，主席的牵挂多年未减。

时间拨回1913年。韶山冲东茅塘，秋收后的田垄上，婴儿的啼哭打破清晨的雾气。这个孩子便是毛泽连，比毛泽东小整整二十岁。两家隔着一条小路，堂兄早已外出求学，堂弟却在贫困中长大。父亲毛尉生死于肺病，母亲双目患疾，四个孩子一度靠邻里接济。毛家“泽”字辈男丁十人，排行老九的他自幼就被视作命运多舛的孩子。

1910年代的大旱让湘乡、韶山颗粒无收。毛家见堂弟家捉襟见肘，便把唯一的女孩菊妹子接去抚养。菊妹子后来参加革命，1930年从容就义；悲壮的背影深深刻进毛泽东的记忆，也成为他对六婶与九弟长期牵挂的缘由之一。

1925年深秋，毛泽东携妻子杨开慧重回故里，发动农运。13岁的毛泽连第一次真切感到这位“三哥”竟如此不同凡响，他抢着帮忙，当起儿童团的放哨员。那年腊月夜，团防局蜂拥而至搜捕，少年在黑暗中猛咳两声，暗号送出。毛泽东翻墙遁入后山，躲过一劫。事后他拍拍弟弟肩膀，“你有胆识，记住，要护乡亲。”

1927年1月初，两人沿着山道诀别。毛泽连一直把三哥的包袱背到村口，问：“三哥何时再回？”毛泽东转望青山，沉声说：“三十年革命若未成功，我无颜回乡。”一别二十余载，山乡岁月漫长。

敌伪横行的年代里，毛泽连白日种田，夜里给地下党送信。一次暴雨夜，他手执火把滑倒，木柄刺穿左眼，自此残盲。党组织考虑他行动不便，没有吸收他入党。说到此事，他常叹气：“怪我不小心。”然而这只残眼并没挡住他为同志传递情报。残缺的眼，却像星子般亮。

1949年9月，北京迎来最早的秋凉。毛泽连与表弟李舸抵达中南海。二十二年未见，三兄弟握手良久无语，泪光闪烁。毛泽东端详堂弟的茧手，心里发紧，脱口唤道：“润发九弟。”一句乡音，把历史与亲情拢作一股热流。

国庆典礼那天，毛泽连站在天安门城楼观礼台侧，听到那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手指攥得发白，泪滚过脸颊。他说：“这辈子值了。”

留京几日，他曾悄悄请求三哥安排工作。毛泽东摇头：“革命不是让亲戚沾光，回去种田，喂猪，多打粮食，也是为国家。”这一番话，句句平实，却打在心坎。毛泽连只回了四个字：“我听您的。”

回乡后，他没离开过土地。分田到户时，他挑最瘦的坡地；入公社后，他照样拄着锄头抢种抢收。邻里笑他傻，他却乐呵呵：“主席三哥说过，要为大家多打粮食。”亩产常年领跑，乡间口口相传，都夸这位独眼汉能干。

1952年六婶病重。老人家弥留前念叨：“要是能见润之就好了。”几个月后讣告寄到北京。毛泽东获讯，立即批条寄去三百元，“二百安葬，余下给润发治腿。”字迹不再飞扬，却依旧坚定。

1954年春，毛泽连第三次进京。临行前，主席电复：“路费自理，衣食自备，进城后再谈。”抵京那晚，兄弟俩把酒对坐至夜半。毛泽连说：“我这只眼怕是瞎定了。”毛泽东停杯，低声答：“活路要干，心里要亮。”随即又塞给弟弟两大包书，让他转回韶山夜校做教材。

十几年里，毛泽连前后进京十一回，每回都带着鸡鸭腊肉。卫士看见，总嘱他别再劳神。他只笑：“带点家乡味，三哥爱吃。”毛泽东却把多半分给了炊事班，剩下那一点留做宵夜。

进入七十年代，毛泽连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旧腿伤交替折磨。但天一亮，他仍执拗地走向稻田。1975年秋收后，他终于倒下。李敏探望时，老人喘息着拉住她的手：“以后常回家看看，别让你爸爸担心。”寥寥数语，道出乡情，也道出对家族的最后托付。

1986年深冬，毛泽连病逝，享年七十三岁。整理遗物时，儿孙找到那只磨损严重的旧皮箱，箱角还贴着1949年的火车票存根。乡亲们才知道，那是主席当年亲手相赠的。岁月翻过一页，箱子还在，稻香依旧，老九守了一辈子的土地，也终于安眠在稻谷飘香的山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