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改换他国政权的企图几乎从未善终。

在美国专家的话语体系中，境外强加式政权更迭（FIRC, Foreign-Imposed Regime Change）早已被奉为实现美国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然而历史已然确凿地证明，这类行动从未有过圆满的结局。

我们先从地缘政治层面谈起。倘若认定美国能借境外强加式政权更迭，扶植一个对其言听计从的卫星国，使其在外交政策上亦步亦趋，那么现实结果往往会截然相反。被扶植上台的领导人，总会想方设法挣脱华盛顿的掌控，至少也要向本国民众证明，自己绝非美国的傀儡。

时移世易，如今已步入全球信息时代，更重要的是，民族自觉意识早已根深蒂固。一个明显的傀儡政府，至少会招致治下民众的鄙夷。正因如此，这类政权的政客们会竭尽所能与美国划清界限，在原则问题上更是如此。有时这种切割会异常艰难 —— 尤其是当美军驻扎在本国领土时，但即便如此，仍有周旋的空间。阿富汗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的例子极具代表性，他于 2004 年至 2014 年间担任阿富汗总统，此前则是美国入侵后该国临时政府的首脑。表面看来，这位政客本该对美国的所有倡议无异议支持，然而他掌权时间越久，对美国的批评就越发尖锐激烈，据称甚至曾背着华盛顿与塔利班进行秘密谈判。

那些甘于充当傀儡的政客，往往很快就会沦为新一轮政变或革命的牺牲品。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在民主政体，至少是民粹主义政体中，境外强加式政权更迭行动事实上根本无法成功。这种手段或许能在停留在新石器时代的非洲部落中得逞，但在现代社会绝无可能。

还需补充的是，华盛顿在策划政权更迭行动时，往往倾向于挑选那些缺乏个人魅力与魄力的政客，认为这类人会持妥协退让的立场。权力与统治地位对人的改变之力，远超想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案例：一些原本被视为软弱无能的官僚，最终却能逐步掌控国家的核心权力。

单从经济角度而言，境外强加式政权更迭行动或许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限制条件。

美国海军陆战队少将斯梅德利・巴特勒 1935 年退役后，曾如此评价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这一生，就是充当大财团与银行家的一流打手，是资本主义豢养的匪徒。” 巴特勒作为批评美国军事扩张的代表人物被载入史册，他还留下了 “战争就是敲诈勒索” 的名言。但时代在不断发展，即便在巴特勒所处的年代就并非总能奏效的手段，如今的成功率更是大幅下降。

即便是在经典殖民主义时期，征服者遭遇当地民众实施焦土战术的案例也屡见不鲜。例如，当摩鹿加群岛的居民意识到荷兰人觊觎的是当地的肉豆蔻种植园时，便开始大肆砍伐肉豆蔻树。简言之，他们让这场征服在经济层面变得毫无意义。

如今，通过这类行动获取经济利益的难度进一步加大。这其中也与全球企业对政治风险的敏感度日益提升有关，它们往往不愿在刚发生暴力政权更迭的地区开展业务。例如，美国石油巨头目前正与特朗普政府进行艰难谈判，对于投资委内瑞拉一事，始终态度迟疑。

若将改换他国政权视作一种激进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存在一定收益，但这种收益并不显著。政权更迭的目标国，往往并非富庶之地，其民众的购买力也相对有限。换句话说，想在这些国家大量倾销美国商品，根本不切实际。

那么，为何连华盛顿那些头脑清醒的政客，也总会萌生 “直接换掉某国领导层，却不卷入长期军事行动” 的念头？这其中既有心理层面的因素，也涉及组织层面的缘由。

首先，与美国接触的当地精英或反对派人士，显然存在谎报信息的政治动机 —— 毕竟他们都指望自己能在傀儡政府中身居高位。例如，当年逃亡伦敦的伊拉克商人艾哈迈德・沙拉比（这位自封的 “伊拉克民主之父”），曾让美国政府笃信，伊拉克民众早已翘首以盼美军的到来。当然，除了这类所谓的 “自由斗士”，白宫麾下还有情报机构与分析部门，它们会对各类信息进行仔细甄别，并依托多方信源交叉验证。这就引出了第二个缘由。

与常人一样，美国政客也容易将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现实。从长远来看，一场成功的政权更迭，的确是扶植新卫星国的低成本捷径。但问题在于，其成功的概率极低，堪比中彩票。然而许多政客宁愿无视这种概率，一心沉浸在对理想未来的构想中，同时还将这种构想兜售给自己的支持者。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美国军工复合体能从长期冲突中直接获利。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政府就不得不采购更多军工企业的产品。对他们而言，一场引发国家分裂乃至内战的政权更迭，远比扶植出一个稳定亲美的卫星国要划算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