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全国上下开始了“大跃进”,“浮夸”成风。河北省徐水县曾因最早办人民公社而闻名全国。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徐水人民公社颂》的文章,文中的五个标题分别为:一亩山药一百二十万斤;一棵白菜五百斤;小麦亩产十二万斤;皮棉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亩产两千斤。在今天看来,这些报道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当年却白纸黑字地登在了《人民日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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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放卫星的海报
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杨献珍看了这篇文章后,带着党校新疆班的学员前往徐水县参观。杨献珍是个较真的人,他不相信那些报上的“天文”数字,便对当地的干部说:“跟你们订几棵500斤一棵的大白菜,到时候我们派汽车来拉,汽车拉不了,可以用火车运,一个车皮装一棵。”
当地的干部明白杨献珍这是要戳穿他们弄虚作假的把戏,只好含糊其词打哈哈:“杨老要白菜,到时候给您送去,用不着订购啦!”
1959年1月,杨献珍带着几位同志到河南,看望下放在那里的中央党校的干部。据报纸报道,当时的河南省样样工作都是好得不得了,玉米卫星、钢铁卫星一个接着一个地放,好不热闹。河南省还号称千斤省,即全省平均亩产小麦1000斤。
杨献珍到河南后,很快了解到了一些下面真实的情况,比如密县人民群众粮食不够吃,营养不足,普遍得了浮肿病,还饿死了人,他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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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珍
当时河南省刚刚开过党代会,省委把大会材料送了一套给杨献珍,其中就有一份某县县委书记的发言记录,记录中写道:“不虚报,就不能鼓足群众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杨献珍看后非常惊讶:有人在党代会上公开鼓吹要搞弄虚作假,思想混乱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随着调查研究不断深入,杨献珍了解到了更多弄虚作假的情况,感觉问题确实很严重,他后来回忆说:“在河南短短的一个月的日子里,真是让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当然,这也深深地引起我的忧虑和思索。”
针对越刮越烈的“共产风”,杨献珍一针见血地公开指出:
“共产风”,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之风……这是毁灭文明,倒退到原始社会的反动空想。去年有的地方把共产主义说成是“除了一双筷子一个碗是自己的,其余的东西都是公家的”,这是什么共产主义?我说这是叫花子共产主义,甚至比叫花子还穷,因为叫花子还有一条打狗棒嘛……还有人在那里宣传什么“破条件,创造规律”。我劝这些搞唯心主义的人歇口气吧!已经“创造”出挨饿的“奇迹”来啦!不能再这样作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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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献珍文集》
为了讽刺那些热衷于搞假共产主义和“造神运动”的人们,杨献珍用心良苦地讲了个民间故事:
从前有一个戏班子到农村去巡回演出,戏班子里有一个花旦,长得漂亮,戏也演得很好,村子里的一群戏迷都很崇拜她。演出结束后,戏班子都搬走了,但村子里的那些戏迷却就像丢了魂似的,对花旦恋恋不舍,心里一直不得安宁。
有一天,一个戏迷跑到戏台后面转悠,指望侥幸能够捡到花旦的一点什么东西,作个纪念。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花旦丢下的一只便壶,便欣喜若狂地把这只便壶悄悄拿回家中藏了起来。
但此事后来被其他走火入魔的戏迷知道了,大家都来争抢这只便壶,搞得不可开交。最终戏迷们决议,这只便壶,谁也不能据为己有。为了使所有戏迷都能得到这只便壶,他们把便壶砸碎碾成粉末,投入井中,以便大家在饮水时,都能品尝到便壶的滋味。
杨献珍的话传出去以后,被康生抓住了把柄。当时彭德怀已经在庐山会议上受到了批判,康生认为杨献珍对“大跃进”失误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比彭德怀的《意见书》要露骨得多,他危言耸听地说:“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相互配合向党进攻,杨献珍比彭德怀还要厉害十倍百倍,彭德怀的信并未发表,而杨献珍的言论到处传播,必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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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
后来中央党校根据康生的“指示”,先后召开了32次党委会揭发批判杨献珍。批判多在夜间进行,杨献珍直到深夜两三点钟才能回家。1961年1月31日,杨献珍被降职为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直到1962年1月,杨献珍在“七千人大会”期间与毛泽东不期而遇,毛泽东对他说:“听说1959年你在中央党校也受到了批判,我看现在可以翻身了。”
1962年6月,杨献珍所谓“右倾”的问题,经中央常委圈阅同意后,得到甄别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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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杨献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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