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用了五年的牙刷，一位朝鲜姑娘在丹东超市的信仰崩塌

金英淑的牙刷用了五年。

刷毛早已倒伏如秋后的麦田，塑料柄上布满细密的裂纹，像她祖国大地上龟裂的旱地。在平壤，一把牙刷是计划配给品，需要旧的确实无法使用，才能凭证明领取新的。她的牙刷背面，还用刀片刻着“2018.3”——那是领取日期，提醒她在下一个五年到来前，必须小心使用。

而这把牙刷，即将在丹东一家普通的超市里，见证它的主人经历一场静默的革命。

出发那日清晨，英淑像往常一样站在家中狭小的洗漱池前。她挤出豌豆大小的牙膏——每月配给80克，必须精确计算。牙刷在口中移动的圈数也是固定的：每面二十下，不多不少。水龙头只打开细流，湿润牙刷后立即关闭。

镜中的自己熟悉而稳定：整齐的短发，素净的面容，胸前别着那枚平壤建设功勋纪念章。她对自己微笑，那是属于一个秩序井然世界的微笑，那里每样物品都有其位置，每种行为都有其规范，每个日子都有其可预期的轨迹。

母亲走进来，递给她一个小布袋：“里面是替换的牙刷头，中国不一定有我们的规格。”

布袋里躺着三个新牙刷头，这是父亲用半年工业券换来的。在朝鲜，牙刷柄可以长期使用，但刷头需要特殊配给。

英淑郑重地将布袋收进行李最里层，紧挨着那把她用了五年的牙刷。

丹东的风与平壤不同。

平壤的风里带着大同江的水汽和整齐划一的气息，而丹东的风混杂着油烟、花香、汽车尾气和某种说不清的活力。英淑下意识地深吸一口气，仿佛想从这风中读懂这个陌生的国度。

中国朋友小陈在口岸接她：“时间还早，要不要去超市买点车上吃的东西？”

超市。这个词在英淑脑海中唤起的是平壤的“统一市场”——昏暗的灯光下，有限的商品摆在玻璃柜台后，需要出示各种票证，由售货员一件件取出。她点点头，心想正好可以看看中国普通人的购物场所。

自动门滑开的瞬间，英淑以为误入了某个节日庆典现场。

首先席卷而来的是光——不是平壤市场里那种节能灯泡发出的昏黄光线，而是成千上万个LED灯组成的、近乎白昼的光芒。然后是色彩，无边无际的色彩：包装袋上的红色、黄色、蓝色、绿色，鲜艳到刺眼。最后是空间，大到令人眩晕的空间——一眼望不到头的货架，如峡谷般向深处延伸。

但最让她瞬间失语的，是声音。

不是喧哗，而是一种低沉的、持续的嗡鸣，由冷柜的运转声、背景音乐、购物车轮子的滚动声、人们压低声音的交谈声混合而成。这种声音里没有平壤市场里那种警惕的、克制的安静，而是一种松弛的、丰裕的嘈杂。

英淑的手，不自觉地伸进背包，握住了那把用了五年的牙刷。

塑料柄上熟悉的裂纹触感，是她此刻唯一的锚点。

小陈推来一辆购物车：“你想买点什么？”

英淑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她只是摇头，眼睛像被磁石吸住一样，盯着面前的货架。

那是牙膏区。

在平壤，牙膏只有两种：普通牙膏和药物牙膏。而在眼前这个二十米长的货架上，牙膏不是按“种”陈列，而是按“功能”“口味”“品牌”“人群”分类展示。

美白牙膏、抗敏感牙膏、儿童防蛀牙膏、中草药牙膏、薄荷牙膏、水果味牙膏、进口牙膏、国产牙膏……一支支，一盒盒，一列列，像等待检阅的彩色士兵方阵。

英淑的视线扫过价格标签：9.9元、19.9元、29.9元……最贵的不过三十多元人民币。而在朝鲜，一支普通牙膏的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且需要特殊购物券。

她看见一个中国母亲带着孩子走过，孩子随手从货架上拿下一支卡通包装的儿童牙膏扔进购物车，母亲甚至没有看价格。

这个动作如此随意，如此自然，却让英淑感到一阵心悸。

在平壤，每一次购物都是一次精密计算，每一次消费都是一项重大决策。而在这里，一支牙膏的获取，轻松得像呼吸一样。

然后他们走到了牙刷区。

如果牙膏区让英淑失语，那么牙刷区则直接夺走了她的呼吸。

整整三排货架，每排五层，每层密密麻麻地挂满了牙刷。电动牙刷、软毛牙刷、硬毛牙刷、旅行牙刷、儿童牙刷、孕妇专用牙刷、正畸牙刷……有些牙刷的刷头比她整个手掌还大，有些细得像绣花针。

颜色更是不可思议的盛宴：粉红、天蓝、嫩黄、草绿、彩虹渐变色、半透明色、夜光色……在平壤统一发放的白色牙刷对比下，这些牙刷简直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英淑下意识地从背包里取出自己的牙刷——那把刷毛倒伏、柄身裂纹、刻着“2018.3”的白色塑料牙刷。

她把它举起来，放在货架前。

对比如此残忍，如此荒谬。

她的牙刷在这片牙刷的海洋前，像一个来自远古时代的文物，一个来自匮乏世界的遗物。这把用了五年的牙刷，这把需要小心呵护才能再用两年的牙刷，在这里的同类的包围下，显得如此寒酸，如此可怜，如此……没有必要。

小陈注意到她的举动：“你的牙刷旧了，正好买把新的。”

英淑的目光落在一个价格标签上：“软毛牙刷，促销价：2.9元”。

她的大脑需要几秒钟来处理这个数字。

2.9元人民币。在朝鲜，这大约是……她快速计算……相当于一个鸡蛋的价格。而在朝鲜，一把新牙刷的价格相当于三十个鸡蛋，还需要特殊配给券。

她的手指开始颤抖。

她又看到另一个标签：“电动牙刷套装，原价399元，现价299元”。在朝鲜，这个价格相当于普通工人三个月的工资。而在这里，它只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摆在任何人都可以拿取的货架上。

英淑突然想起父亲领取新牙刷头时的情景——需要填写申请表，需要单位证明，需要排队等候，需要向发放人员表达感谢。整个过程庄严得像一种仪式，因为每一件工业品都是国家的恩赐。

而在这里，牙刷只是牙刷。299元的电动牙刷和2.9元的普通牙刷，平等地挂在货架上，等待着人们自由的选择。

选择的自由。这个短语在她脑海中炸开。

就在这时，一位中国老人推着购物车缓缓经过。

英淑下意识地看向他的购物车：里面有一把新牙刷（正是那种2.9元的），一支牙膏，一包纸巾，几个苹果，一盒牛奶，还有一袋速冻水饺。

如此平常的一车商品，却让英淑感到一阵眩晕。

在平壤，要凑齐这样一车商品，需要：工业券、食品券、外汇券（如果含有进口商品），需要去不同的专卖店排队，需要等待不确定的到货时间。而在这里，一位普通老人，在一个地方，用不到半小时，就轻松完成了这一切。

更让她震撼的是老人的表情——没有任何“终于买到”的欣喜，没有任何“来之不易”的珍惜，只是平静的、日常的、理所当然的神情。

老人从货架上取下一盒牙线，看了看价格，放进了购物车。

牙线。在朝鲜，这是只在涉外商店才能见到的“奢侈品”，普通民众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而在这里，它和牙刷、牙膏摆在一起，成了口腔护理的常规选项。

英淑的手一松，那把用了五年的牙刷从她指间滑落，掉在超市光洁的地板上。

小陈弯腰捡起它：“摔脏了，别要了，买把新的。”

“别要了”。

这三个字轻飘飘的，却像重锤砸在英淑心上。

在她的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别要了”的。每样物品都要用到极限，修到不能再修，直到它完全失去功能。

英淑接过那把旧牙刷，没有扔掉，而是紧紧握在手里。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上来。

不是一滴一滴，而是瞬间模糊了整片视野。超市里那些鲜艳的色彩在泪水中晕开，变成一片斑斓的光晕。

小陈慌了：“英淑，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英淑摇头，却说不出话。她想解释，但如何解释？如何解释这眼泪不是为了一把牙刷，而是为了这把牙刷所代表的一切？如何解释她不是被超市的规模吓到，而是被这种“日常的丰裕”击垮？

排队结账时，英淑的眼泪还在无声流淌。

她看着收银员熟练地扫描商品，看着顾客们用手机轻轻一扫完成支付，看着一个个满载的购物车轻松地推走。这个过程高效、流畅，没有任何繁文缛节，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没有任何需要感恩戴德的仪式感。

一位老太太买了三大袋商品，抱怨着：“又花了好几百。”

那语气里没有心疼，只有一种日常的、轻微的嗔怪。而在朝鲜，“好几百”是许多人一个月的工资，是需要精心计划才能动用的巨款。

小陈付完钱，递给英淑一把新牙刷——最普通的软毛牙刷，促销价2.9元的那款。

“给你的，”小陈说，“你那把旧的就别用了。”

英淑低头看着手中两把牙刷：一把用了五年，布满裂纹，刻着日期；一把崭新，刷毛整齐，包装完好。

英淑坐在去高铁站的车上，手里依然握着那把旧牙刷。

“其实中国也有穷人，”小陈仿佛看穿了她的心思，“但至少，穷人也用得起新牙刷。”

当高铁以350公里的时速驶向北京时，英淑把那把旧牙刷放在窗边的小桌板上。

在北京的酒店房间里，英淑做了最后一件事。

她走到洗手间，站在光洁的洗漱台前。台上摆着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牙刷——比她在超市买的还要好，刷毛更柔软，设计更精致。

她打开水龙头，温热的水流充沛而稳定，不像平壤家中时断时续的冷水。

然后，她从背包里取出那把旧牙刷，最后一次挤上牙膏——这次她没有计算用量，而是挤了饱满的一条。

牙刷入口的瞬间，她闭上眼睛。

三分钟后，她睁开眼睛，吐掉泡沫，把牙刷冲洗干净。

为一个终于可以用上一把新牙刷的国家，她的祖国，何时才能抵达这样的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