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杨虎城遗孀临终提了一要求，陕西人民政府考虑后批示：同意

1993年2月的西安，气温徘徊在零度上下。病房里，已近九旬的张蕙兰拉着长子杨拯民的手，声音极低却异常清晰：“把我葬到他身边。”一句话，让在场的子女瞬间红了眼眶。杨家后人明白，这不是寻常叮咛，而是老人家一生唯一没兑现的心愿。

消息随即被送往陕西省人民政府。省里几位负责同志翻阅档案、征询民政与烈士陵园管理部门意见，商量了整整一周才给出批示：同意合葬。理由简单——张蕙兰的功绩已无可争议。

时间拨回到1919年。那年杨虎城返乡，才发现母亲擅自作主，已将药铺老板的女儿张蕙兰接进门。少年将军满腹抱负，本想婉拒。张家老父一句“宁为君子做小”，让他无言以对，只得成婚。

娶进门不过几个月，杨虎城又远走军旅。张蕙兰留下照顾公婆，熟稔农活、持家精细，一拖就是十年。丈夫在外征战，她在后方护住这个家。1924年，罗佩兰——杨虎城在部队结识的第一任夫人——罹患肺结核，杨虎城急忙将长子送回老家。张蕙兰二话不说，抱着孩子，守着病榻，撑到了罗佩兰咽下最后一口气。

1926年的“西安围困”尤其凶险。刘镇华意图通过绑架家眷逼降杨虎城，张蕙兰拖着病弱公婆与年幼的杨拯民，连夜奔走三原、富平一带。逃亡八个月，她们靠红薯干与凉水熬过漫长日夜。杨虎城后来回想起那段时光，只说了一句：“城能守住，蕙兰的功不得不记。”

1928年，杨虎城与谢葆真在安徽成婚。外界看来，这是将军又一次政治联姻。张蕙兰知情后，只默默给新娘做了两双千层底布鞋，随后回屋整理行囊，把家务与田亩全部接下。身边人劝她：“你就不怪他？”她摆摆手，“他志在天下，家总得有人守吧。”

1931年，幼子杨拯仁因猩红热夭折，张蕙兰险些哭晕。杨虎城远在北平给长子写信：“欠你娘的太多。”他本打算等西安事变尘埃落定，再携全家团聚。却没料到，1936年事变结束三年后，他被软禁，随后押往重庆。

1949年9月，国民党在磁器口监狱制造大屠杀，杨虎城父子罹难。电报从重庆传到渭北，杨拯民读完，整张脸发白。张蕙兰只是摇头：“人还在，还是不在？”得到确认后，她先是木然，随后失声痛哭。

新中国成立后，张蕙兰把全部补助款用来修墓。1956年12月，她主动将“杨虎城烈士陵园”交由政府管理，并拒绝任何个人名义挂牌。有人感慨：“您才是背后英雄。”她笑了笑，“别人记不记得没关系，孩子们记得就好。”

进入八十年代，杨家后代陆续成才。杨拯坤成为地质专家，杨拯汉任大学教授。逢年过节，他们总推着轮椅，陪外婆登陵园台阶。老人抚摸墓碑，常念一句：“他放心了。”渐渐地，子女听出弦外之音——她想和丈夫同穴。

1992年底，张蕙兰病情恶化。医生建议住院，她却坚持回家，理由是“离陵园近”。临终那天，她让所有子女围坐炕沿，缓缓道：“活着没能在一起，走后别再分开。”不到十分钟，她安静合上双眼。

陕西省人民政府的批复很快贴到病房门口。两个月后，烈士陵园举行小型仪式，张蕙兰棺椁下葬于杨虎城墓右侧，两墓之间留出仅容一人之宽。仪式结束，陵园管理员在记录册写下——“合葬，事宜完毕”。

七年后，2000年清明节，杨拯民扶着石碑，轻声说了句：“娘，您终于到家了。”风吹过陵园松柏，低沉而平稳。杨家后人私下议论，那天的西安似乎格外晴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