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曾任陕西省省委书记的马明方：你们告诉毛主席，说我是好人

1946年7月1日清晨，新疆迪化市一座阴冷的监狱大门打开，马明方和同伴们被押送到院子里。四年的囚禁结束，他用沙哑的嗓音问狱方：“能让大家一起走吗？”得到的回答很简单：“可以，立刻动身。”消息传到延安，中央一句“全部接回”定下基调，十辆卡车日夜兼程驶向西北戈壁。一场跨越三千公里的迎接，让陕北山沟里的干部和战士看到了什么叫“没有被忘记”。

车队抵达延河畔时，毛泽东正站在窑洞门口。他先握住马明方的手，接着笑问：“身体怎么样？”马明方硬撑着说了一句“还能干活”，随即被劝去休息。那年他41岁，头发全白。没过几天，《解放日报》写下一行字——“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许多人第一次记住了这个名字。

要理解马明方，为何要从狱门讲起？因为他一生的拐点都与牢房关联。1905年10月，陕西横山县一户贫苦农家迎来这个长子。二十岁时考进绥德师范，遇到李子洲、刘澜涛等人，青年学生的热血撞见马克思主义，一拍即合。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冒着白色恐怖在陕北做地下交通员，整整八年，靠半截高粱饼子和跑几十里山路支撑联络点。1935年，他当选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刘志丹、谢子长并肩创建根据地，这是他第一次坐在“官位”上，口袋里却常常只有两块铜板。

1938年，因为积劳成疾，他获准赴苏联治病顺便学习。三年后转道回国，经新疆被安排在八路军迪化办事处工作。盛世才的政权此时转向顽固派，一夜之间抓走一百五十名中共干部。拷打、威逼、“自愿脱党”表格都摆在眼前，他提笔写下八个字：“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不肯多说一句。狱中绝食斗争持续十七天，盛世才才松口改善待遇，却迟迟不放人。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狱中岁月并不是单纯的忍受。马明方趁着点名时暗中串联，把被分散关押的同志组织起来。有人劝他留点力气，他只回两字：“必须。”多年以后，周恩来回忆此事，说马明方“骨头硬得很”。也是这份硬气，让延安在七大上把他的名字写进候补中央委员名单，旁边标了“现被敌羁押”。

获释返延安后，形势风云突变。1949年底西安解放，中央决定让马明方回故乡主政。12月2日，他被任命为陕西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1月兼任省委书记，提着半旧公文包就上任。新省府办公桌上放着第一份文件——全省干部工资级别表。马明方发现自己被列为3级，立刻给中央打电报：“建议降为4级，与张鼎丞等同志一致。”常有人好奇他为何这样抠细节，他笑着比划：“干部多，钱少，能省一点是一点。”

工作上，他忙得像陕北农民赶雨季收麦子。修铁路、办夜校、整治渭河水患，每天从早干到深夜，两碗辣子面下肚就算吃饭。那时中央西北局书记是习仲勋，两人每周对表一次计划，常常一拍即合。

时间推进到1960年，东北出现严重经济困难，中央调马明方任东北局第三书记。刚到沈阳，他把大衣一丢，跑到鞍山钢铁现场蹲点，研究如何在缺煤缺电情况下稳住高炉。宋任穷回忆，马明方提了四个字：“先保民生。”这年冬天，吉林省多数工厂的职工食堂加了一份杂粮肉末粥，就是他定的标准——既省粮又保证热量。

然而“风浪”并未结束。1967年，“新疆马明方叛徒集团案”横空而来，罪名依旧是二十多年前那段狱中经历。有人质问他是否写过“脱党申请”，他冷冷一句：“若写过，拿出来。”关押期间，他再次绝食七天。探视时，小女儿趴在病房门口偷偷看，他抬头说：“别怕，爸爸还是共产党。”一句话让孩子泪流不止。

1974年秋，病情恶化。他把几个女儿叫到床前，轻声嘱托：“你们告诉毛主席，说我是好人。”这是很多人终生难忘的场景，一句平静的请求，却像一块沉石砸进波涛。子女忍不住追问：“为什么要交代这句话？”他闭眼停顿，再次睁开时语气更坚定：“好人就得有个交代。”

毛泽东在1975年7月批示彻底平反。文件下达东北，当年参与诬陷的人有人愧疚自责，也有人沉默不语。1980年6月，党中央第二次发文，确认马明方“无产阶级大无畏精神”。至此，尘埃落定。

回头看，他的一生常常在低谷里翻越：贫苦农家子，陕北地下交通员，新疆硬牢房，北国经济寒冬。“忠诚”二字贯穿其间，像他早年写下的谜语里那支鲜红的辣椒——外壳再多，也包不住内里的辛辣。晚年他说过一句带有玩笑的话：“辣椒要是变甜，就不叫辣椒了。”同事听后莞尔，却也心有戚戚。

1974年11月，马明方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句完整话是对随诊医生说的：“给他们添麻烦了。”九个字，没有怨，没有怒，反而透出一种无声的倔强。人走了，留下的却是一段带着火味的传奇，一段在历史档案里翻阅仍能闻到辣味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