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重启2亿诉讼追责前CEO：掏空公司，与已婚情人“潜逃”美国

一封来自深圳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再次撕开了迅雷与昔日“明星CEO”之间长达五年的疮疤。这一次，索赔金额高达2亿元人民币。

2026年1月15日，沉寂数年的迅雷与前CEO陈磊之间的纠葛再起波澜。迅雷公司及其子公司网心科技，以“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为由，正式向深圳相关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向前CEO陈磊及其核心团队追索高达2亿元的资产。

这起诉讼的核心，指向一家名为“兴融合”的神秘公司。迅雷指控该公司实为陈磊在任期间设立的“影子公司”，并由此构建了一条隐秘的“陈磊→亲信→亲属→名义股东” 利益输送链条。

追索金额高达2亿元

时隔超五年，迅雷重启了对前CEO陈磊的法律追责。此案已被深圳相关法院受理立案，迅雷方面提出的追索金额高达2亿元，目标直指以陈磊为核心的前高管团队。

此次诉讼的法律案由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属于民事诉讼程序。这与2020年迅雷向深圳市公安局控告陈磊涉嫌“职务侵占罪”的刑事案件性质不同。

案件之所以在五年后重启民事追偿，主要原因是此前刑事程序因关键当事人长期滞留海外导致调查取证受阻，最终公安机关因证据不足在2022年底依法撤案。

“影子公司”兴融合

整起纠纷的核心，是一家名为“深圳市兴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根据迅雷的指控，这家成立于2018年底的公司，实为陈磊个人实际控制的“体外影子公司”。

2019年1月1日，迅雷子公司网心科技与兴融合签订资源节点服务协议。在随后约一年的时间里，网心科技累计向兴融合支付了约1.7亿元的采购费。

迅雷方面揭露，兴融合在签约时处于一种奇特的“四无”状态：无股东会设立审批、未签署书面代持协议、上市公司无法掌控资金账户、无明确利润回流机制。

隐秘的控制链条

根据调查，兴融合背后隐藏着一条精心设计的控制链。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赵玉芹，是前网心人力资源总监刘超的母亲。

兴融合的控股股东“洪恩科技”的股东之一田维宏，是前迅雷高级副总裁董鳕的母亲。而洪恩科技的法人徐艳玲，则是董鳕亲属和陈磊司机姚炳文的母亲。

迅雷内部知情人士指出，陈磊与董鳕存在不正当关系，并育有一子，两人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为陈磊越过公司治理底线进行利益输送提供了便利。

免职前72小时紧急拨钱

2020年4月2日，迅雷董事会正式发布声明，免除陈磊CEO职务。而就在被免职前的最后72小时内，发生了一场紧急资金调拨。

2020年3月31日至4月1日，陈磊利用其当时仍拥有的迅雷CEO、网心CEO的终审权限，在短短两天内批准网心向兴融合公司连续支付了几笔款项，总计超过2000万元。

这些款项的支付违反了公司正常的财务流程，呈现出“当天提单、当天审批、当天到账”的异常模式，而通常网心的业务款项遵循“月初提单、月中支付”的严格周期。

技术骨干的“集体挖角”

在陈磊被免职前的一个月，即2020年3月，一场针对迅雷核心技术人员的“集体挖角”行动悄然展开。

陈磊安排董鳕、刘超约谈了35名上市公司核心员工，鼓励他们从网心离职，转而与兴融合签订劳动合同。

这一操作导致网心公司支付了900多万元的经济补偿金和期权回购款，核心研发团队被整体挖走。部分员工后续退回期权款并回到网心工作，金额约200多万元。

“明星CEO”的陨落

陈磊的职业生涯曾是一段光鲜的履历。他拥有清华大学本科及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硕士学位，曾任职于谷歌、微软，在加入迅雷前担任腾讯云计算公司总裁。

2014年，陈磊以CTO身份加入迅雷，并于2017年升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被寄予带领迅雷转型的厚望。

在任期间，陈磊主导迅雷向云计算与区块链领域转型。他推出了“玩客云”硬件及与之关联的“链克”数字资产业务，该业务一度大幅推高迅雷股价，但也因被质疑为“变相ICO”而陷入争议。

陈磊的辩白与现状

对于迅雷的指控，陈磊曾有过回应。他承认兴融合是网心科技为了规避监管风险而设立的“影子体系”，但强调其业务流与资金流均服务于迅雷的利益。

陈磊解释称，为保证网心审计合格，有业务关联的公司不能由网心职员担任股东和法人，因此才请同事家人代持，这一架构是为满足合规要求，而非私人控制。

目前，陈磊及其核心团队成员处于“失联”状态。自2020年4月初出境后，他一直长期居留海外，导致迅雷发起的各项追讨维权行动面临严重的取证障碍。

案件面临的挑战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分析指出，此类涉及企业高管的案件通常较为复杂。“高级管理人员深谙企业运作并掌握关键权力，这使得针对他们的相关指控所涉及的行为往往隐蔽性较强，调查难度较高。”

朱巍举例说明，常见操作手法可能包括签订“抽屉协议”、安排亲信控制关键岗位或代持空壳公司、避免留下书面证据、事前统一口径等，从而将不当套取资金的行为包装成表面合法的商业交易。

若涉案人员滞留境外，将进一步加大案件办理难度。公安机关不具有域外执法权，案件的侦查与取证可能会遇到较大困难。

互联网反腐的缩影

迅雷的案例并非孤例，它实际上是近年来互联网行业内部贪腐问题的一个缩影。

据北京市海淀法院统计，2020年至2024年间，该院审理涉互联网企业内部人员贪腐犯罪案件127件，涉案金额超过3亿元。

此类案件中，违法行为常混杂于正常业务操作，致使行为隐蔽、查证不易，从而逐渐演变为侵蚀企业运营根基、干扰行业良性发展的普遍隐患。

追索的可能与局限

迅雷此次民事追偿的核心诉求，是追回因违规向兴融合支付等流失的约2亿元资产。这2亿元的构成包括：网心向兴融合采购约1.7亿元的流量采购款，加上约2800万元的硬件销售差额等。

2020年期间，在一宗网心与兴融合的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件中，法院应原告网心申请采取了财产保全措施，兴融合有3000多万元的资金被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冻结。

这笔被冻结的3000万元资金，可能是迅雷和网心目前唯一有希望追回的款项，其最终归属将直接取决于兴融合法律性质的最终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