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被问天安门上毛泽东像是否永远保留下去，邓公7字让人叹服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城楼上的钟声方落，城楼下的张忠舵——一位参加阅兵的通信兵——偷偷抬头看了那幅刚刚悬挂好的画像，阳光正好打在画面上，少年的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嘀咕一句：“真大！”这一幕被压在那代人的记忆底片里，一晃40年，画像依旧，少年鬓已斑。1980年8月，那位已白发的老兵在报纸上读到邓小平的访谈，他说出七个字：“永远要保留下去。”老兵合上报纸，像是收到一份无需回信的答复。

很多人以为天安门画像的历史只从开国大典开始，其实更早。1949年2月12日，北平刚解放不到一个月，庆祝大会上悬挂了八幅六尺宽的领袖肖像，毛泽东只占其中一幅。这场布置算是一次“排练”。主笔董希文、王式廓等连熬几夜，用了当时北平能找到的最好亚麻布。布画接头的位置用马车油布包边，为的是防风裂。当晚灯火一亮，寒风把画面吹得猎猎作响，守夜的学生轻轻拉住系绳，嘴里只念一句：“别掉下来，可千万别掉。”

再往前推到1945年党的七大，会场正中第一次出现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那时延安的印刷设备逼仄，只能用“拼版”办法：小幅照片拼成大幅网版，再拓印上色。廖承志从香港弄来质地最细的铜版纸，两边用铜条压边。铜条不为装饰，而是增加重量，让画面在窑洞门口不至被山风掀翻。物资匮乏的岁月里，这已是最奢侈的解决方案。

公开资料显示，1949年至今画像总计更换八次，每次尺寸保持6米×4.6米，重量却逐年下降，从初代的近两吨减到如今约1.2吨。更轻的背板意味着起吊更安全，却对画师体力提出更高要求。王国栋、葛小光、王文京三代画师都提过同一句行话：“先练腰，再练笔。”画稿完成后要整体竖起检查，画师得在十米高架来回攀爬，比在画室里坐一天累得多。

颜料也并非普通油色。上世纪七十年代，北京制笔厂按照画师意见改造了排笔：榆木柄、灰鼠尾毛，用麻绳平扎。平刷与圆笔交替能让毛泽东的面部过渡柔和。最难的是中山装的蓝灰色，要把三种国产铅白和“银珠”号朱磦混匀，否则一年不到就褪成粉白。负责调色的老师傅每次都拿自己做试色，胳膊内侧刷一块漆，晒到褪色才算测准配比。

有人好奇，为何每年都换？原因很简单：日照与汽车尾气是两把剪子。长安街风沙大，沙尘像细砂纸，把清漆一点点磨毛。一年一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每到国庆前夕，城楼上那道幕布降下来，十几个穿白底布鞋的工人把旧画卷起，换上新作，动作像机关表演，来往游客常没发现里面已换了“新面孔”。

真正让“永远”二字定格的，是1980年那场采访。提问者是意大利报记者佩里奥蒂，他从去年资料里翻出一句：“巴黎协和广场几经改名，拿破仑像也搬了又搬，请问天安门的毛泽东像将来会怎样？”邓小平答得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我们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翻译只用了七个汉字往外递，身旁的工作人员顿时安静。两年后，《人民日报》以通讯形式引用了这段话，标题只写三个字：“永远——答”。

邓小平对毛泽东有多熟，翻资料就能看出。1927年8月7日，他与毛泽东在汉口头一次照面。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邓小平记了整整一页速记，后来收在井冈山《政治工作通讯》里。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邓小平跟毛泽东一道研究西北战略，“剥洋葱”似的调查让他印象深刻。抗战开始后，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做政委，遇到新情况总说一句：“看看主席的电报怎么说。”这句口头禅被许多老兵记到日记里。

解放战争打到淮海阶段，毛泽东致电中央野战军前线：“请小平同志全权处理。”这封密电后来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邓小平读完电报说：“主席把担子给我，我就必须接。”一句话放在会场里，只比后来那“七字”更短，却更重。苏皖战场数十万部队调度，最终给南京解放铺平道路。回顾指挥权的转移，不少学者说，这是毛泽东与邓小平彼此信任达到高点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邓小平进京主持军委和政务院工作，与毛泽东共事的时间更多。毛泽东评价他“实事求是、有韧劲”，还在会见赫鲁晓夫时提到：“小平是党和军队的两把好手。”这段话由苏方速记员记录，现藏俄联邦档案馆。

把视线拉回画像。2004年那一版，葛小光调整了面部比例，细心在领口补了两颗纽扣高光，观者远看有更强的亲和感。画面刚挂上，便有人在金水桥畔拍摄对比照，把新旧效果放大三倍登在报刊。真正懂行的评论不在色彩，而在一句旁注：“细腻而不失庄重。”短评占不到五十字，却概括了画像多年的设计原则：既要是艺术品，又要是国家象征。

需要说明的是，天安门悬挂的画像不止于纪念个人，它还承担着历史延续功能。每年更换一次，看似平常，实则在向公众提醒那段筚路蓝缕的创业史。邓小平在答记者问时选用“永远”二字，既出于对毛泽东个人贡献的肯定，也意在强调制度与传统的连续性。

几十年过去，城楼前车流如织，画像静默不语。它见证了建国初期的粮票、改革之初的外汇券，也见证了如今的地铁、立交桥。风尘会把色彩吹淡，可一到国庆，它又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如同邓小平那平静却掷地的七字回答，在回响中维系着一种清晰的逻辑：国家记忆，需要恒久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