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中央全会上，毛主席突然提到周谷城：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最高级别的会议，聊的都是国家命运的大事，谁能想到，会上会突然提起一个老书生还没写完的书？

这事儿听着有点不着边际，但它就在1968年那个秋天，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那时候，历史学家周谷城正被“下放改造”，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憋屈。

别说写书了，连人身自由都快没了，整天在绝望里泡着。

他心里唯一惦记的，就是他那套已经写了三册的《世界通史》。

可笔被拿走了，人被圈起来了，这书看样子是彻底没戏了。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中南海正在开一个重要的会，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

会上气氛紧张，讨论的全是影响全国的大问题。

就在这个当口，毛主席在讲话时，话锋突然一转，也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远在上海的老朋友。

他对着台下的人，用他那口湖南话说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有写完，书还是要让他写下去。”

一、一句话，把人从冰窖里捞了出来

这话传得快，没过多久，就有人带着个录音机，找到了还在挨批的周谷城。

当机器里传出那再熟悉不过的湖南乡音时，这个快七十岁的老头，眼泪“刷”地一下就下来了。

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你可以写书了”。

在那个年月，这就是一道护身符，是最高层直接递过来的保护伞。

这话的意思是，领袖还记着你周谷城，记着你是个写历史的文化人，不是什么牛鬼蛇神。

这份人情，这份知遇之恩，比什么都重。

很快，周谷城就恢复了自由。

这一下，把他从冰窖里直接捞进了暖房。

这股暖流，得从将近半个世纪前，两个湖南年轻人在长沙城的相遇说起。

二、一盏小油灯下的半世情谊

时间倒回到1921年。

那年，周谷城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回到老家湖南，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教书。

也就在这儿，他碰上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个人——当时在一师附小当主事的毛泽东。

俩人年龄差不多，脾气也对路。

更巧的是，他们有三个共同的老师：符定一、袁吉六，还有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

就冲这份师生缘分，两人一见面就觉得亲近。

周谷城发现，这个叫毛泽东的年轻人，看问题看得特别透，对天下大事有自己一套独到的见解。

而毛泽东呢，也很欣赏周谷城这个喝过墨水、读过洋书的知识分子。

那会儿周谷城已经啃过德文版的《资本论》，对马克思那套学说挺了解，这让正在寻找革命道路的毛泽东感觉碰到了知音。

于是，在长沙的那些个晚上，人们总能看到一个场景：晚饭后，毛泽东提着一盏小油灯，穿过校园，径直走到周谷城的宿舍。

两人就着昏暗的灯光，一聊就是大半夜。

从秦皇汉武聊到世界大战，从社会要怎么改聊到个人该怎么活，思想的火星子噼里啪啦地乱溅。

这交情，就在这一盏油灯下，越熬越浓。

后来，毛泽东还专门请周谷城去他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教心理学。

一晃到了1927年，革命的火烧遍了全国。

周谷城也跟着跑到了武汉。

当时他手头紧，只能住在黄鹤楼边上一家叫“一枝栖”的小旅馆，房钱一天一毛。

这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农运领袖了，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可他听说老朋友在武汉，硬是抽空找了过来。

看到周谷城住得这么寒酸，毛泽东心里很不是滋味，忙问他怎么回事。

周谷城没提自己过得惨，反倒兴奋地从包里掏出一沓稿子，是他新写的《农村社会之新观察》，非要毛泽东给看看。

毛泽东接过来，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连连点头说：“你这篇文章是下了真功夫的，应该发出去让大家都看看。”

没过几天，在毛泽东的推荐下，这篇文章就登在了当时很有影响力的《中央日报》副刊上。

紧接着，周谷城又被毛泽东介绍到全国农民协会当宣传干事，直接在农运中央工作。

能在老朋友手下干活，周谷城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三、中南海游泳池里的“深浅”哲学

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成了国家最高领袖，一个成了复旦大学的史学大教授。

身份变了，地位悬殊了，但那份老交情没变。

毛主席每次到上海，只要有时间，总要把周谷城找来聊聊天。

周谷城去北京开会，也经常被请到中南海里坐坐。

1956年那次见面，就特别有意思。

毛主席请周谷城一起去中南海的露天游泳池游泳。

主席站在池边，看着那深蓝色的水，问周谷城：“谷城，你游得来吗？”

周谷城是个老实人，实话实说：“年轻时在老家小河沟里能扑腾几下，现在这么多年不游了，不晓得还能不能浮起来。”

毛主席大手一挥，鼓励他：“下来试试嘛！”

说着，自己“噗通”一声就扎进了深水区，像条鱼一样游得又快又稳。

周谷城呢，就小心翼翼地待在只到腰的浅水区，来来回回地划拉着。

毛主席在深水区那边朝他招手，喊他过去。

周谷城扶着池边，扯着嗓子，用他那套学者特有的幽默劲儿回了一句：“主席啊，我这个人有个毛病，既搞不来‘深入浅出’，也搞不来‘由浅入深’！”

这话是双关语，一出口，毛主席在水里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当然听得懂，周谷城这是在用游泳打比方，说自己搞学问还行，但对于政治这片“深水区”，自己可不敢轻易往里闯，还是老老实实在学术的“浅水区”待着更稳当。

这种分寸感和智慧，让毛主席非常欣赏。

然而，谁都没想到，1965年在上海的那次长谈，竟然成了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

四、一部书稿，和一个永远的遗憾

1968年毛主席那句话，让周谷城重获新生。

他从“牛棚”出来后，心里头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赶紧把那部《世界通史》给续上。

他之前已经凭一己之力，写完了《中国通史》，又写了《世界通史》的前三册，把从古埃及、古罗马一直到近代初期的世界历史都给捋了一遍。

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是独一份的成就。

第四册的大纲，他脑子里早就有了，就等着动笔，把产业革命之后的现代世界史给写出来。

可怪就怪在，虽然有最高领袖的“尚方宝剑”，但在当时上海那种复杂的环境里，因为张春桥这些人的故意刁难和阻挠，他想成立个写作班子、找些资料，就是办不成。

事情就这么一直拖着。

周谷城心里急啊，他特别希望能再见毛主席一面，当面请教一下主席对当前世界局势的看法，好给自己的书找准方向。

可惜，这个愿望，再也没能实现。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

消息传来，周谷城当场就懵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之后便是抑制不住的悲痛。

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写下了一首七律诗，悼念这位改变了他一生的领袖和知己：

> “阴沉一霎朔风号，领袖惊传别我曹。

> 抢地吁天呼不应，伤心惨目泪如潮。

> 五洲魑魅焰仍在，百国工农志不挠。

> 且化悲哀为力量，继承遗志夺高标。”

周谷城后来一直活到了98岁，官也做到了副委员长，但他再也没能拿起笔，为那部《世界通史》写下第四册的第一个字。

那部书，就那么永远地停在了产业革命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