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到“原来徐婷已去世”的热搜,我其实愣了几秒。
不是没听过她的名字,而是那一瞬间,脑子里条件反射蹦出的,是她当年在微博里写的那句:“我好像解脱了。”
一个26岁的女孩,把“死了算了”说得那么轻,背后得累成什么样?
后来我顺着时间线,把她短短的人生翻了一遍,说实话,看完是很窒息的。
大家嘴里念叨的“被原生家庭吸干的人生模板”,在她身上几乎全齐了:重男轻女、童年当保姆、早早辍学养家、全家八口像接上她一根“钱管子”,连她确诊癌症,都成了别人精打细算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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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婷这一辈子,最像的一句话,是她自己写的:“在这26年里,我好像没有为自己活过。”
她出生在安徽芜湖,一个再典型不过的重男轻女大家庭。
爸妈认准一件事:一定要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计划生育管得紧,他们照样往上冲,硬是生到七个孩子,才盼来那个“金贵的小儿子”。
孩子太多,家里穷,最先被牺牲掉的,永远是女儿。
两个亲姐姐被送走,“处理掉”得干干脆脆。
徐婷排在老三,小小年纪就懂了一个冷冰冰的道理:你要是够“乖”,够能干,才配留在家里。
六岁开始,别的小孩还在玩跳皮筋,她已经跟着大人下厨房、洗衣服、看几个妹妹。
弟弟一出生,她直接被“升职”,成了半个妈。
饭桌上,肉先夹给弟弟,剩下的她和妹妹们自己抢。
吃不饱、睡不好,她个子就一直瘦瘦小小的,只有一米五八,气色也不太好。
但这姑娘有一股子韧劲。
她喜欢读书,成绩拔尖,还特别喜欢表演,心底一直憋着一句话:“我要靠自己离开这里。”
2009年,她考上四川传媒学院表演系,还是专业第一。
按理说,这种事放在哪个家庭都该是敲锣打鼓的大喜事。
她家呢?
一句“浪费钱”“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把她的高兴当场摁灭。
学费家里不肯出,她就自己想办法。
暑假端盘子、拧螺丝、发传单,干了三个月零工,硬是把第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凑齐了。
那时候,她已经习惯了一个模式:
所有事,家里先考虑“弟弟要不要用钱”,轮到她,永远靠自己。
命运也算给过她一点阳光。
她长得漂亮,被喊“内地小赵雅芝”,镜头感又好,大学里就开始接小广告、小角色。
但好景没撑多久,家里生意塌了,父亲做茶叶赔得一塌糊涂,债主追上门。
电话那头哭、闹、骂全来了:“家里就指着你了,你不上不行。”
她咬着牙退了学,提前把自己推上“顶梁柱”的位置。
2011年,十九岁的她,揣着几百块钱,拎着行李去了北京。
住哪?
三百块一个月的半地下室。
夏天闷得被子能拧出水,冬天冷风往里灌,蟑螂老鼠当邻居。
没钱的时候,一包泡面掰成两顿吃,饿到胃疼就灌凉水。
为了多挣点,她啥戏都接。
群演三四十块也上,通宵拍戏是常态。
一点点熬,终于从人堆里挤了出来,在《老爸回家》《逆光之恋》这些戏里混出点小名气。
别人看她,是“有前途的小花”,是“挺能拼的演员”;
家里看她,是“会赚钱的那一个”。
她自己说过一句话:“每次拿到片酬,我都全部打给家里。”
所谓“全部”,就是她在北京省到连衣服都不舍得买,吃饭靠盒饭、泡面,父母在老家一套房、弟弟学费、姐妹嫁妆,都算在她头上。
她爸欠的债,她还。
弟弟从初中到大学,学费、生活费,她包。
姐姐们结婚要体面,她掏嫁妆。
等弟弟要成家了,婚房、彩礼,又自然落在她名下。
到后来,家里的账本已经变成这样:
“父母”“弟弟妹妹”“各路开销”写在收入一边;
“徐婷”这个名字,只出现在支出一栏。
2016年,她咬着牙做了一个“大孝顺”:
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新房。
那是她这些年拼命拍戏攒出来的全部积蓄。
她发过一条内容,大意是“拿到片酬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付房款”,文字不长,却透出一种很拧巴的骄傲:她觉得自己终于有本事,让爸妈住上好房子了。
新房装修完,没多久,一家人搬了进去。
住进去不到三个月,全家陆续开始咳嗽、乏力,她最严重。
有人怀疑甲醛问题,说“房子可能超标”;
也有人提醒,不要把“致病元凶”简单扣给甲醛,因为没有明确检测报告,因果关系谁都说不死。
但有一个事实很扎眼:
她身体早被透支,免疫系统摇摇欲坠,再来一点外部刺激,她是最先垮的那个。
2016年3月,她开始持续高烧,脖子上摸到不正常的硬块。
去医院一查,诊断砸下来:T淋巴母细胞性淋巴瘤,恶性高、发展快。
医生也提过,这种病如果一开始就进正规化疗流程,有人是能扛很多年的。
但,那需要钱,需要决心,也需要家属在关键时刻站在“治病”这边。
拿到确诊那天,她在微博写了句让人心如坠冰窟的话:
“在我得知得了癌症后,居然有一丝的轻松……我感觉我要解脱了。”
你说一个26岁的女孩,为什么会在确诊癌症时觉得“轻松”?
那不是作秀,是一种“我终于可以不用再被逼着往前冲了”的绝望。
更加刺眼的,是接下来的一连串选择。
她本来就怕化疗,怕头发掉光、怕剧痛、怕“人财两空”;
家里呢,也在算账:化疗太贵,效果不一定,花了钱人也可能救不回来。
一来二去,“不如先看民间偏方”“听听神医的”,成了现实选项。
拔罐、刮痧、针灸、放血,背上拔得一片乌紫。
所谓“神医”还让她吃素,说要“饿死癌细胞”。
问题是,恶性肿瘤患者最需要的,恰恰是营养和蛋白质。
她本来就瘦,再这样折腾下去,营养跟不上,免疫彻底崩盘。
这些做法,有的在某些场景可以算辅助,但在她这种高恶性淋巴瘤面前,不但无法替代化疗,还直接拖走了最宝贵的时间。
她的身体开始一点点烂掉:
体重掉到不到80斤,整个人瘦成一把骨头;
皮肤大面积溃烂发炎,护士想找一块完整皮肤扎针都难;
肺部严重感染,高烧动不动四十度,呼吸一口气都要费力。
等全家终于意识到“土办法不行了”,把她送进北京304医院时,医生接手的,已经是一副千疮百孔的身体。
那一年,8月18日,她在微博写下:“昨天半夜差点喘不上气,早上送到医院才缓过来,真的太难受了。”
不到一个月,2016年9月7日,26岁的她在病床上停了心跳。
很多人替她揪心的,还有她临走前后家里的表现。
她在弥留之际,签下遗体和器官捐献同意书,把自己最后一点价值留给了陌生人。
这个动作,说白了,是在用“为社会做点事”给自己这一生找个安静的句号。
你再看家里这边,有的操作就让人心凉。
她妈妈把她躺在病床上痛苦的照片发上网,希望大家捐款;
有姐妹借着她的名气,想往演艺圈挤一挤;
还有人开始盘算她“走后还剩多少钱”。
她还在跟病魔死扛,账已经有人提前算上了。
有人说这是“农民家庭的朴素现实”,也有人说“这是穷怕了的本能反应”。
但不管什么说法,站在一个独立个体的角度去看,这个长期靠她撑着的家,从她身上拿走的,不只是钱,还是健康、机会和选择权。
说到这儿,很多人会忍不住发出一句:“她怎么不反抗啊?”
说实话,这句话我也在脑子里打过转,但挂在嘴边之前,我停了一下。
一个从小在重男轻女家庭长大的女孩,六岁就学会用“干活”“懂事”换生存资格;
十几岁开始扛家务、看弟妹;
成年之后背债、供读书、买房、给嫁妆。
她的人生,从头到尾被一个信念拴着:
“只有我拼命,家里才不散。”
你让她怎么在26岁突然学会说“不”?
对她来说,“反抗父母”不是一个具体动作,而是一个从未被允许想象的可能。
这也是很多“樊胜美式”人物共同的困境:
他们知道自己被榨干,心里也有怨气,却从小被教育“要孝顺”“要为家里牺牲”,每一次想挣脱,耳边就会响起那句:“我们这么苦,你怎么忍心?”
久而久之,他们把“为别人活成工具”当成自己存在的唯一合理方式。
所以,当身体亮红灯时,他们反而会把“病倒”“离开”视作少有的“解脱”。
那句“我要解脱”,好多人看成矫情,其实是她半生被压着走之后,第一次对自己说真话。
这几年,关于“精神家暴”“经济控制”是不是家暴,法律上一直在往前走。
最高法在反家暴典型案例里已经点名:精神虐待、经济控制,同样可能构成家暴,不再是“家务事”。
对于那些被原生家庭无底线索取的人来说,这个变化意义不小。
它至少在社会层面承认了一件事:
亲情不是护身符,“我是你爸妈”不代表可以无限透支你。
但话又说回来,制度的进步是一回事,具体到每一个像徐婷这样的人,又是另一回事。
很多人卡在原地,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被教过:
“你有权拒绝不合理的索取。”
“你有权为自己花钱、为自己活。”
“你有权对亲人说,我帮不了你。”
这些看似简单的话,在有的人耳朵里,是颠覆三观的反叛。
我写这篇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如果当年有人告诉徐婷,经济被掏空、精神被裹挟,已经算一种暴力;
如果在她第一次被家里要求退学时,有老师或者亲戚站出来,帮她把“界限”划清一点点;
她后面的每一步,会不会不一样?
没人能给出标准答案。
但可以确定的是:
她这一生,几乎没遇到过这样的“边界教育”。
今天我们再提起她,不是为了单纯消费一个“惨”字。
她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1990年10月3日出生在安徽芜湖,四川传媒学院表演系出身,在北京拼了五年,从群演熬到有姓名,2016年9月7日在北京304医院因为T淋巴母细胞淋巴瘤并发重感染离开,年仅26岁。
她也是很多人的镜子。
有人在工位上给父母还着几十万的债,周围没人知道;
有人每个月到发工资那天就焦虑,因为一堆亲戚在等她转账;
有人生病了都不敢多休一天假,因为背后有一串“他们只有我”的压力。
如果你正被这种无底线的索取困住,我真心想跟你说一句:
照顾好自己,不是自私。
给自己留一部分时间和钱,不是坏孩子。
你有责任尽孝,但你没有义务拿命填。
很多事,爱自己那一刻,才有转机。
当你开始学着跟家人说“我也需要被照顾”“这笔钱我出不起”“这决定我不同意”,那种勒在脖子上的绳子,才会慢慢松一点。
徐婷没撑到这一步,就被命运按了暂停键。
她没为自己活过的一生,只能用一个“解脱”收尾。
问题就留给我们了:
在亲情这张网里,我们能不能既爱别人,又不被吞没?
你怎么看徐婷这件事?
你觉得“孝顺”和“边界”该怎么划线?
如果现在的你,正被家庭拖得喘不过气来,你敢不敢给自己设一个“停”的按钮?
可以在评论区聊聊。
别只是心疼她,也想一想,怎么先学会心疼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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