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酷吏更可怕：一个麻城秀才，如何用笔和宗族，致百人家破人亡！

在雍正朝第一的麻城冤案里，有个绕不开的人物 —— 杨同范。

翻开史料，关于这个人，历史竟给出了两张截然不同的面孔。

在袁枚的《书麻城狱》里，他是个不折不扣的 “虎而冠”—— 顶着秀才的功名，穿着读书人的长衫，干的却是买通证人、藏匿嫌犯、构陷无辜的勾当，把一桩简单的家庭纠纷，搅成了牵连数百人的血案。

可在光绪版《麻城县志》和《杨氏宗谱》里，他又成了一个“冤死者”—— 说他起初并未参与案件，是被族兄杨五荣胁迫，才被迫收留杨氏，最终身陷囹圄，死在狱中。就连后世的学者考证，也指出袁枚的记载在关键人物信息上存在错漏。

同一个人，为何会有如此天差地别的评价？麻城案的真相，到底藏着怎样的玄机？这背后，其实是一场跨越百年的话语权争夺，也是一个关于 “历史如何被书写” 的深刻命题。

我们先回到袁枚笔下的那个 “恶秀才”。

在清朝中前期的基层社会，秀才不是官，却比官更有影响力。他们有功名护体，见了知县不用下跪，还能免掉徭役赋税。更重要的是，他们很容易成为宗族的话事人。

杨同范出身湖北麻城杨家，是当地的望族。族里有人做官，有人经商，在麻城根基深厚。杨氏走失后，她哥哥杨五荣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杨同范帮忙。因为杨同范不仅是秀才，还是杨家的核心人物，在宗族中颇有话语权，能调动宗族的力量。

按照袁枚的说法，杨同范从一开始就没安好心。他觉得涂如松是个 “泥腿子”，竟敢欺负杨家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更重要的是，如果能坐实涂如松的杀人罪名，他这个 “为族人出头” 的秀才，声望会更高 —— 在那个靠宗族势力说话的年代，声望就是权力。

于是，他导演了两场关键的戏。

第一场，是买通证人。他找到村里的小孩赵当儿，许给他银钱酒食，让他去县衙做伪证，说亲眼看见涂如松杀了杨氏。一个孩子的谎言，在他的操纵下，变成了 “铁证”，直接把涂如松送进了大牢。

第二场，是认尸构陷。当赵家河沙滩出现无名男尸时，他怂恿杨五荣认尸，硬说这具男尸就是杨氏。汤应求指出尸体是男性后，他又煽动杨氏族人大闹验尸场，把水搅浑。为了让戏演得更真，他还把杨氏藏在自己家里 —— 利用秀才功名的庇护，让官府无法搜查。

可如果我们翻开《杨氏宗谱》和《麻城县志》，看到的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族谱里说，杨同范是个 “闭户读书，辄欲芥苍青紫” 的老实人。他二十岁考中秀才，一心想走科举之路，根本不想掺和宗族的纷争。杨氏走失后，杨五荣带着人找上门，哭着求他收留妹妹，还威胁说如果他不帮忙，杨家就会颜面尽失。

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真的？

其实，答案或许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搞懂：为什么会出现这两个版本？

他需要一个 “恶贯满盈” 的反派，来衬托案件的离奇，来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而且，袁枚和最终定谳的湖广总督史贻直是儿女亲家，他的故事，其实是在为官方的判决背书 —— 既然杨同范是 “恶人”，那么对他的处决，就是 “正义” 的。

而族谱和县志的版本，出发点则是维护地方和家族的声誉。杨家是麻城的望族，杨同范是杨家的秀才，是整个家族的脸面。

如果承认他是个 “恶秀才”，那么整个杨家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而县志的编纂者，大多是当地的士绅，他们更在意的是地方的名声，不希望麻城因为一桩 “冤案” 被后人诟病。

所以这两个版本，都不是完全的 “真相”。它们都是叙述者根据自己的立场和需求，对历史的 “选择性书写”。

而我们今天再看杨同范这个人物，其实已经超越了 “好人” 或 “坏人” 的简单评判。他就像一个符号，折射出历史书写的本质 ——历史从来不是冷冰冰的事实堆砌，而是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书写出来的。叙述者的立场，决定了我们看到的 “历史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麻城案就不仅仅是一桩冤案了。它更是一场关于 “话语权” 的争夺：谁有权书写历史，谁就能定义真相；谁能定义真相，谁就能掌控后人的评价。

杨同范到底是 “虎而冠” 还是 “冤死者”？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

但这个问题，却能让我们保持警惕：当我们翻开一本史书，读到一个历史人物时，不妨多问一句 ——这个故事，是谁讲的？他为什么要这么讲？

毕竟，历史的罗生门里，藏着的不仅是过去的人和事，还有我们看待历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