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皖南事变，有三位新四军高级将领叛变，他们后来的结局如何

1981年冬，安徽省档案馆在整修库房，工作人员从角落里抖出一摞尘封的电报副本。薄薄的蜡纸上，密密麻麻的手写批注仍能辨认，当事人的名字一再被红笔圈起——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档案管理员侧头感慨：若不是这些纸张，很多细节恐怕早已被时间淹没。可见，四十年前的那场皖南突围并未真正过去，它的创痛仍然留在史册缝隙里。

时间回到1941年1月4日凌晨。新四军军部在泾县茂林附近遭到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顾祝同手握三道总攻击令，八万兵力自北向南合围，口号是“彻底解决新四军”。狭窄山谷里，探照灯划破夜空，机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在薄雾与山壁之间回荡。叶挺指挥所虽迅速组织反击，但兵力相差近十倍，火力更无法比拟，几乎一开场便陷入苦战。

事变爆发前，第一纵队随军部向北机动，赵凌波任副司令员，赵希仲任参谋长。两人是旧识，早年在黄埔相识，彼此了解底细。国民党大兵压境之际，他们并未像其他新四军指挥员那样忙于部署，而是反复低声议论：“再拼也赢不了，留得青山要紧。”这句话后来成了不少人对二人心态的注脚。

西山制高点是北突的唯一通道。司令员傅秋涛提出速占高地、打开缺口的方案，部队冲上山顶，第一道火力网被撕开。就在众人喘息之际，赵凌波突然吹响集合哨，命令部队返回谷底。“兄弟，这样打下去全得搭进去！”他对赵希仲说。傅秋涛怒不可遏，却已来不及制止。部队折返，不仅失了制高点，还把坐标位置暴露无遗。国民党炮兵立即校射，几十门山炮同时开火，山谷里顿时一片火海。

下午，纵队党委开会决定分散突围。会上议论声杂乱，赵凌波第一个收拾行装偷偷溜走，一路向国民党第三战区投“诚”。顾祝同得到消息后乐不可支，当晚就把他请到指挥部查询军情。赵凌波把部队番号、兵力、弹药甚至食品储备讲得一清二楚，还补上一句：“我早就想与共产党划清界限。”这一番吐露，为国民党随后对第一纵队的围堵提供了精准靶标。

紧接着，赵希仲在山谷里被俘。押往第三战区途中，他听警卫议论到赵凌波已“衣锦还乡”，犹豫片刻后，也选择顺势倒戈。国民党从他口中获知第一纵队最后一条退路，立刻调集骑兵切断林间小道，导致数百名新四军官兵再度陷入包围。皖南事变的伤亡数字由此继续上升。

两名高级将领连环反水，本已令新四军损失惨重，然而更阴毒的还在后头。皖南事变后两个月，一支突围小队在安徽泗县山区潜行，队伍核心是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以及暂任警卫的军部副官刘厚总。项英谨慎，多次强调“夜间行动，禁止生火”，可刘厚总却呵呵一笑，“现在最危险的不是饿，是活不下去”。这句含糊的话埋下了伏笔。

1941年3月14日夜，山洞里寒风呼啸。队伍饥疲交加，很快睡去。凌晨枪声乍响，偌大的洞口被火光映得通红。子弹穿过棉被，项英和周子昆猝不及防中弹倒地。凶手正是刘厚总，他随后扒走了两位首长随身携带的黄金、法币和手枪。下山后，他先跑到安徽泗县一处保甲机构，自称“我干掉了共产党头头”，却拿不出证据，被保长轰了出去。几经辗转，刘厚总投到国民党特务机关，试图邀功领赏，还在报刊发表“亲身见闻”，大肆诬蔑新四军。讽刺的是，特务机关并不信任他，把他锁进了重庆渣滓洞。直到1948年关押名单大调整，他才被释放。

赵凌波与赵希仲的“投诚”也并未换来荣华。顾祝同一开始确实把他们当作宝贝，安排他们到上饶集中营劝降被俘的新四军官兵。赵凌波自觉任务重要，专门跑去规劝叶挺：“老长官，别再为无谓的理想搭上性命。”叶挺冷眼相对，抄起一只板凳掷了过去，“叛徒，滚！”国民党方面见劝降收效甚微，渐生怨意，给两人的待遇一降再降。

同年秋天，上饶集中营守备松动。赵希仲趁夜翻壁，走了十几天才混到浙江金华。一路沿村讨饭，胡子拉碴，被日军巡逻队当流民抓去押到通讯队打杂。通讯队需要翻译和文书，赵希仲有点文化，勉强维持一口饭。抗战胜利后，他偷偷潜回上海，在法租界摆地摊，靠卖旧书和戒指糊口。1949年，上海解放，他又拉关系进了一个农具厂做统计员。1956年，这段叛变史被揭开，厂方立即撤他的职，并移交公安机关监督劳动。

十多年后，赵希仲的处境更加尴尬。1968年，一位老战士被诬陷，需要他作伪证。赵希仲犹豫再三拒绝配合，结果受到多方责难。孤身一人、无处申诉，他索性跳进黄河，生命止于冰冷的浪花。

赵凌波没有活到那时候。1942年春，他被顾祝同派往苏北，化装成行商潜入新四军根据地搜集情报。刚踏进连云港西郊村口，就被正在布防的民兵识破。他随身携带的密信成为罪证，被押往华中局军法处。途中他假意缴械认罪，伺机向不远处的国民党据点狂奔，新四军警卫队当即开枪，将其击毙，尸体倒在田埂，随即被就地掩埋。

再说刘厚总。解放后，他未敢回故乡，藏身江西各县，以“刘先生”名义替人代账糊口。1952年，永新县一位货郎识出他，向公安机关举报。“原来你还活着！”县里老游击队员认出他时咬牙切齿。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同年冬天刘厚总被执行枪决。行刑前，他只说了一句：“早知如此，不该下手。”苍白的悔意，在枪声里散作尘埃。

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重建军部，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叶挺被囚禁重庆，陈毅在苏南整军再起。面对血与火的考验，仍有人坚守，也有人背叛。简易作战图上，一条条红色箭头指向苏南腹地，那些箭头后面是成千上万普通士兵的脚印，而背叛者的名字则被用黑墨划掉。纸张会泛黄，旧事会翻篇，可档案上的黑印终究抹不掉——赵凌波、赵希仲、刘厚总，他们用自己的命运给“叛变”二字加了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