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判10年的地下党狱中醒来，竟发现监狱空空荡荡大门洞开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天刚亮，戴中溶在杭州监狱的牢房中醒来，听不到看守往常的声响。他坐起身，发现牢门没有锁，只是虚掩着。他推门出去，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其他犯人也探出头来，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大家试探着向外走，接连经过两道平时有人看守的关口，都没有见到守卫，不知不觉这一路竟走到了大街上。

街上晨雾没有散，墙边站着几队士兵，他们穿着南方少见的土黄色军装，帽子上有一颗红五星。戴中溶停下脚步，他这时明白，杭州已经解放了。这位被国民党判处十年徒刑的“要犯”，就在历史转折的缝隙中，重获自由。戴中溶曾是胡宗南身边掌管核心机密的少将，更是一名隐藏多年的地下党人。

一九二五年，十六岁的上海青年戴中溶考入交通大学，读的是电机工程，专门学习无线电。

实验室成了他最爱待的地方，整天埋头研究真空管和线圈。当电路接通，耳机里传来“嘀嗒”声时，他觉得很是神奇，这声音竟能跨越千里。这声音也定下了他一生的方向。四年后，他带着扎实的无线电技术从交大毕业。

凭借这门技术，他进入了西北军界。一九三四年，经过学校老师推荐，戴中溶前往甘肃天水的胡宗南第一师。当时军队传令大多靠人力，胡宗南却想着建立自己的电台网络。而戴中溶这位话不多但技术过硬的交大生，很受胡宗南器重。

戴中溶来到胡宗南部后提出了三个条件，不加入国民党，不参加政治会议，可以不穿军装。胡宗南惜才心切全部答应了要求。随后戴中溶也没有让胡宗南失望，他托上海的校友购置先进器材，亲自培训报务员，很快为胡宗南的部队建起了一套高效的通讯指挥系统。

到戴中溶二十六岁时，他已担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机要室少将副主任，兼管通讯科。更重要的是，他可以随时进出存放全军密码本的译电室。

位置越重要，看到的真相就越让他沉重。经过他手的电报中，抗击日军的部署时常迟缓，针对自己人的谋划却格外周密。

戴中溶的胞妹戴中扆思想进步，她在前往延安投身抗战前线时，特地绕道西安来看他。深夜闲聊中，戴中溶把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想去前线打鬼子的愿望都说了出来。妹妹之后把他的话带到了延安。不久，延安传来消息，希望他继续留在胡宗南身边。组织上考虑到像他这样身处要害岗位，又受信任的技术专家，能发挥更大作用。

一九三九年，戴中溶在西安和组织派来的联络员进行一次见面后，戴中溶的人生彻底改变。他接受了潜伏任务，成为受中央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上级派来的联络员名叫王金平，以“副官”身份在他身边工作。

自此，这位掌管胡宗南全军通讯的少将科长，在敌人内部开始了一场无声的战斗。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只在密码本和电波。他曾回忆，获取情报“不用偷”，因为核心密码本就存放在他管辖的译电室里。他借修订全军密码之机，悄悄为延安预留了特殊的联络方式。他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核对”，验证其他渠道送来情报的真伪。

一九四三年，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密调重兵，准备突袭延安。这份所谓“闪击延安”的计划，很快被戴中溶核实并送出。党中央为此公开揭露，严正抗议，同时做好军事准备，最终迫使胡宗南放弃了这次行动。

但危险总是伴随信任而来。一九四七年秋，北平一部地下电台遭到破坏，这场风波很快蔓延到西安。戴中溶的直接领导王石坚和联络员王金平先后被捕。此时戴中溶已调到新成立的交通处，他判断自己还没有暴露，决定静观其变。

然而几天后，胡宗南派专机把他从驻地接回西安接受审查。参谋长坦言，南京方面坚持要人，他们顶不住压力。这次审讯由南京派来的情报处长负责，问题主要围绕他和在延安的妹妹的联系。戴中溶没有回避问题，坦然陈述他们兄妹之情和人之常情。这次坦率的承认，反倒让胡宗南更不相信他是敌党人员。

随后胡宗南亲自给军统戴笠打电话，尽管没有找到任何实证，南京方面还是以“通匪”罪名判处他十年徒刑。他先被押到南京，后随国民党军队溃败，转押到杭州监狱。狱中，他经常听到同案难友被枪决的消息，他自己也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就这样，直到监狱里没有了看守的那个清晨，他走上街头，看见那颗红五星。出狱后，他历经辗转，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达北京。在那里，他见到老领导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电信总局。

新中国即将成立，他接到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设计开国大典的电动升旗装置。要求极为严格，国歌奏毕时，国旗必须同步升到二十二点五米高的旗杆顶端，分秒不差。戴中溶带领团队，寻找材料焊接旗杆，日夜调试机械装置。

九月三十日晚最后一次调试时突发故障，试验用旗绞在杆顶无法降下。他们抢修一整夜，终于在十月一日黎明前排除问题。当天下午三点，在五星红旗随《义勇军进行曲》精准升到顶端时，戴中溶就在现场。

从此，他把全部才智奉献给新中国。抗美援朝期间，前线急需通讯设备，他带领人员改造缴获的日，美旧机器，及时支援战场。一九五五年，他被授予中校军衔。

晚年，他主持的最后一项重大工程，是建造中国“最精确的钟”。一九七二年，六十三岁的戴中溶受命担任长波授时台指挥部业务负责人。该工程旨在建立中国自主的高精度时间标准，对国防和科研至关重要。

他率领上千名科研人员和工人，在陕西蒲城建设深达二十五米的地下发射机房，竖起规模庞大的天线阵。一九八三年，长波授时台建成，将我国时间精度从毫秒级提升到微秒级，跻身世界前列。

二〇〇七年五月十一日，戴中溶安详离世，享年九十八岁。按其遗愿，亲人把一块从长波授时台取来的微型芯片置于他的骨灰旁。

从少年时在交大实验室初闻象征现代文明的“嘀嗒”电波，到晚年为国家建立起覆盖山河，度量分秒的精准时钟，他一生始终和这无形而重要的频率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