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归葬故乡盐城遇冷，苏州：盐城不要我们要，太湖洞庭随便挑

1984年12月的淮河以北已是寒风刺骨。盐城建湖县公交站旁的小旅馆里，章含之把厚呢大衣裹得严严实实，手里却始终抱着那个几乎没离身的黑檀木盒。盒内，乔冠华的骨灰已经静候了十五个月。她此行只想完成丈夫“落叶归根”的嘱托，可等来的却是一场意外的冷场。

宴请安排在盐阜宾馆。桌面摆的是地道风味——蟹黄汤包、清炖甲鱼、酥鸭。可出席的却都是退休老干部。县里几位主政者借口“临时有会”未到。章含之心里明白，再热情的话语都无济于事，她索性沉默。三天后，木盒重新被放进行李箱，车门紧闭，盐城的风挡在了玻璃之外。

乔冠华和盐城的情感并非外人能懂。1930年的亭湖中学，他一次又一次地带头抵制旧式校规，两度被开除，也是在这片平原上，他写下第一篇笔名“乔木”的评论。从这里南下，从这里出国，从这里走进延安，最终坐到联合国大会主席台前。家乡，于他不只是出生地，更是初心所在。

然而现实并不浪漫。改革开放初期，各地财政紧张，如何对待“名人墓葬”没人有经验，政治考量与经济压力交织，盐城显得谨慎。章含之没有责怪，她明白地方顾虑，只是替丈夫遗愿难平。

翌年正月，苏州的朋友李颢写来一封信，短短一句话：“太湖春水已生，洞庭梅花欲放。”章含之心头一动。2月12日，她坐火车到苏州北站，转车到吴县县委。书记管正听完来意，当即拍板，“盐城不要我们要！洞庭山随便挑。”说完，又补上一句，“乔部长的事，就是吴县的事。”语速很快，却掷地有声。

一句豪气让章含之落泪。17日清晨，她乘船绕太湖一圈，在东山南坡一处面水背山的小丘停步。这里松涛声声，风送茶香。午后，两名殡仪师抬着骨灰盒，随同数十枝白菊，一锹一锹地覆土。乔冠华第二次“归家”，地点虽改，气度未减。

关于这位第四任外交部长，人们记得的是1971年11月15日那声大笑。联合国大会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议案时，他昂首而立，爽朗笑声响彻会场，镜头定格，成为国际关系史上的经典瞬间。可笑声背后，他对故土的深情始终未歇。章含之常说：“冠华话不多，但一提盐城就停不下来。”

时间推到1990年代末。国内旅游开发兴起，红色资源备受关注。盐城方面开始频繁和苏州沟通，诚意十足，提出以“二乔”——胡乔木与乔冠华命名一条主干道，甚至规划纪念园区。几番函电往返，江苏省政协牵头调解。最后的方案是“双址并存”——苏州保留原墓，盐城迎回遗骨，碑上注明迁葬年月。2001年秋，乔冠华终于回到建湖县草堰口镇老屋后的小林地。这一次，没有波折，只有鞭炮与青砖。

遗憾的是，“灵魂归位”后，又冒出新问题。建湖县政府希望把配偶也合葬，本意是成全一家团聚，但乔冠华早年的爱人龚澎已于1970年安葬北京八宝山，章含之后又打算和父亲章士钊葬于上海福寿园。子女多方商量，最终决定在建湖故居旁建“衣冠冢”。冢中藏的是乔冠华生前用过的钢笔、眼镜，一张与周总理合影，和几页黄旧笔记。形式虽简陋，却寄托骨肉亲情。

2003年，福寿园主动伸出橄榄枝。园区里同眠的史学家、实业家、电影明星各有其传，管理方认为乔冠华“不该缺席”。出于年事已高、扫墓不便，以及落叶同根的考虑，章含之应允。于是，在上海松江的青松之间，一尊铜像、一道石径，又成了“第四处归宿”。

四地安葬看似离奇，实际上折射了那个时代地方与中央、情感与现实的多重协调。盐城的犹豫、苏州的慷慨、建湖的执念、上海的包容，层层对应着社会转型下的文化心理。有人调侃：“乔部长四处有家。”细细想来，这恰好与他外交生涯的轨迹暗合——他的一生，脚步遍布五洲，灵位最终也留下了四座纪念点。

回看时间线，会发现矛盾并非出于谁对谁错，而是呈现出不同历史节点的心态差异：八十年代初，求稳为主；九十年代，文化品牌渐被重视；二十一世纪后，“名人效应”与公共记忆结合。每一次迁移，都让人们重新认识乔冠华，也让当地社会重新审视自身。

有人好奇，为何章含之没选择单一地点。她曾在洒满夕阳的苏州墓前轻声说，“让他看水、看山、看世界。”寥寥数语，道尽了不舍与豁达。若把这句话放大来看，也像极了外交家的处世哲学——地域可以有边界，情感不设藩篱。

今天，盐城市区的冠华路车流不息，苏州东山的松涛依旧，建湖故居逐渐成为学生研学点，上海福寿园的铜像被修剪得一尘不染。四处墓地各有守护人，各有祭扫者。乔冠华的笑声仍在照片里回荡，他的人生轨迹以另一种方式延伸：不止于山海，更超越生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