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慈母临终之际还在唤着 “石三伢子”，毛主席悲痛地扶棺而哭，以一首《祭母文》寄托哀思，这也是他一生篇幅最长的诗歌

01

1959年6月26日的那个清晨，韶山冲的雾气还没散尽。

一位66岁的老人，避开了随行人员，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满是露水的杂草，往楠竹坨的山头上爬。

等工作人员慌慌张张追上来的时候，才发现他手里既没有花圈，也没有纸钱，只是随手折了一根带刺的松树枝。

这一幕，把在场所有人的心都给看酸了。

这不是什么大人物视察，这分明就是一个离家32年的游子，终于回来给爹娘磕头了。

这事儿吧，还得从那天早上说起。

那时候天刚蒙蒙亮，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里。这位老人已经睡不着了，也许是到了家乡，心里的那根弦被拨动了，也许是想起了几十年前从这里走出去的那个夜晚。他没叫醒警卫员，自己个儿就往后山上走。

这路可不好走，三十多年没回来了，原本的小路早就被荒草淹没了。老人的步子迈得有些沉重，皮鞋踩在湿漉漉的黄泥地上，一步一个脚印。身后的工作人员气喘吁吁地跟上来，一看这架势，冷汗都下来了。大家伙儿心里都明白，这是要去祭拜老太爷和老夫人，可谁也没提前准备祭品，这荒郊野岭的，连挂鞭炮都摸不出来。

就在大伙儿手足无措，觉得这事儿办得太不体面的时候，老人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动作。他弯下那个略显佝偻的背，在路边找了一棵松树，轻轻折下了一截松枝。

没有香烛，这松枝就是香；没有贡品，这松枝就是心意。

他走到那座长满青草的土坟前，恭恭敬敬地把松枝插在坟头，然后神情肃穆地鞠了三个躬。那个瞬间，周围安静得只能听见风吹树叶的声音。老人嘴里轻轻念叨了一句，大意是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就这么简单的八个字，把在场的人眼泪都快整下来了。

要知道，这土堆里埋着的两个人，那是彻底改变了他一生轨迹的人。尤其是他的母亲文七妹，那个在他生命中仅仅停留了52年的女人，成了他这辈子心里最柔软的一块疤。

那时候的人都说，文七妹是个有福气的人，生了个这么厉害的儿子。可要是你真去翻翻当年的老黄历，你就会发现，这位母亲这辈子，其实过得挺苦，也挺累。她就像那个年代千千万万个农村妇女一样，把所有的爱都揉碎了，藏在了一碗碗偷偷留下的米饭里，藏在了那一声声临终前的呼唤里。

02

说起这个家，就不得不提那个当家的男人——毛贻昌。

在韶山冲那块地界，毛贻昌可是出了名的“精明人”。这老爷子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兵，见过世面，回乡后那是一门心思搞发家致富。用咱们老百姓的大白话讲，这就是个典型的“卷王”。

毛贻昌的人生目标特简单：攒钱、买地、再攒钱。在家里，他就是个说一不二的“严父”。儿子刚学会认字，还没那桌子高呢，就被他抓来记账；要是没账记，那就下地干活，挑粪、插秧，一样都不能少。

你想吃肉？那门儿都没有。家里长工每个月还能吃回鸡蛋打牙祭，那是为了让人家有力气干活。可到了亲儿子这儿，反而是粗茶淡饭，一点油水都不给。毛贻昌的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这大儿子，以后就是接班当米店老板的料，得从小吃苦，才能守得住家业。

那时候父子俩的关系，那叫一个紧张。

毛贻昌看着儿子整天捧着书本子看，心里就来气。在他看来，书读多了心就野了，不如学点珠算实在。有一次，因为一件小事，父子俩当着客人的面就吵了起来。毛贻昌骂儿子懒而无用，不孝顺。这儿子也是个倔脾气，直接顶嘴说，长辈要慈，晚辈才能孝，你光知道让我干活，连肉都不给吃，这算哪门子慈？

这事儿要是放在一般人家，估计也就是顿打。但这儿子不一样，他直接跑到池塘边上，威胁说你要是再逼我，我就跳下去。这一下把毛贻昌给镇住了。这大概是父子俩第一次真正的“交锋”，也是从那时候起，毛贻昌意识到，这个儿子，怕是拴不住了。

这时候，就得说说那位关键人物了——母亲文七妹。

如果说毛贻昌是家里的“财政部长”，那文七妹就是“扶贫办主任”。文家虽然也是大户，但文七妹这人，那是真心地善，信佛，心软得跟棉花似的。

那时候韶山冲穷啊，经常有讨饭的上面。只要毛贻昌不在家，文七妹就偷偷盛满一碗米给人家。毛贻昌为这事儿没少发火，说咱家的米是大风刮来的啊？文七妹也不吭声，下次照给。

这就是差别。父亲想把儿子拴在柜台上数铜板，母亲却在用自己的方式告诉儿子，人活这一辈子，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念想。

也就是这位母亲，成了父子俩之间的润滑剂。每当爷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都是文七妹在中间劝和。她不懂什么大道理，但她知道，儿子想读书是好事。

当年为了让儿子去湘乡东山小学堂，文七妹那是顶着丈夫的雷霆之怒，搬来了娘家舅舅这尊大佛来劝架。要知道，那时候去东山学堂读书，那得花不少钱，而且还得离家。毛贻昌是一百个不愿意，觉得这纯属瞎折腾，不如去米店当学徒来得实惠。

可文七妹这回没顺着丈夫。她看着儿子那渴望的眼神，心一横，支持儿子走出去。也就是这一次“胳膊肘往外拐”，彻底改变了这个农家子弟的命运。

那一年秋天，儿子挑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韶山冲。临走前一晚，文七妹借着微弱的煤油灯光给儿子收拾东西，一边收拾一边抹眼泪。儿子坐在桌子前，在那本父亲每天都要查的账本里，夹了一首诗。

那首诗的大意是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这哪里是写诗啊，这分明就是给那个封闭的小山村下的战书。

03

离开了家的日子，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风光。

在东山学堂，因为穿着破旧，他没少遭城里孩子的白眼。但他不在乎，他像一块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着外面的新知识。后来到了长沙，进了第一师范，眼界更是开阔了。

可家里的情况，却一天不如一天。

1919年，这一年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个多事之秋，五四运动闹得沸沸扬扬。而对于这个年轻的革命者来说，这一年更是至暗时刻。

母亲病了。

脖子上长了大包，那是淋巴腺炎。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种病虽然不说是绝症，但也把人折磨得够呛。偏方土方都试遍了，就是不见好。

他急了，那时候他已经在北京接触过新思想，知道这病不能拖。于是，他把母亲接到了长沙治病。这是文七妹这辈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省城。

在长沙的那段日子，应该是母子俩最后的一段温情时光。

那时候他还没当什么大官，就是个穷学生、穷教员。但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让母亲过得舒服点。他请来了最好的医生，陪着母亲说话，给母亲讲外面的世界。

也就是在那会儿，他拉着母亲和两个弟弟去了照相馆。

咱们现在看那张照片，文七妹坐在中间，端庄、慈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里透着一股子静气。她身上穿着干净的衣裳，看不出一丁点病痛的样子。可谁能知道，这张照片，竟然成了文七妹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影像。

那时候照相是个稀罕事，闪光灯一闪，瞬间就定格成了永恒。文七妹坐在那儿，看着身边三个高大帅气的儿子，心里大概是满足的。她这辈子，虽然没享过什么荣华富贵，但看着孩子们都有出息，这就够了。

可是，病魔并没有因为这份温情就放过她。

在长沙住了一段时间后，病情并没有太大的起色。文七妹是个明白人，她可能自己也感觉到了，身子骨不行了。她坚持要回韶山。她跟儿子说，落叶得归根，不想死在外面。

拗不过母亲，他只能把母亲送回了老家。

那时候他正忙着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忙得脚不沾地。他想着，等忙完这一阵，就马上回家陪母亲。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然就是天人永隔。

1919年10月5日，一封加急的家书传到了长沙。

信上只有寥寥几个字，却像炸雷一样在他头顶炸开了：母病危，速归。

那个在外面天不怕地不怕，敢跟军阀拍桌子的“石三伢子”，这一刻彻底慌了神。他连夜收拾东西往回赶。那时候没有高铁，没有汽车，路途遥远，每走一步都觉得心在煎熬。

他在路上不停地祈祷，希望能再见母亲一面，希望能再听母亲叫一声他的乳名。

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等他满头大汗地冲进家门，冲到母亲的病榻前时，屋里已经是一片哭声。母亲已经入殓两天了。

弟弟红着眼睛告诉他，母亲临走前，一直盯着门口的方向，手在空中乱抓，嘴里一直在喊着那个名字：“石三伢子回来没？石三伢子回来没？”

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她的眼睛都没有闭上。

那一刻，这个七尺男儿，直接扑在母亲的棺材上，哭得像个孩子。那种撕心裂肺的痛，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我们仿佛都能听得见。

04

当天晚上，韶山冲的夜黑得像墨一样。

他在母亲的灵堂前守了一整夜。也就是在这个晚上，借着昏暗的煤油灯，他含着泪，提起笔，写下了一篇祭文。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祭母文》。这也是他这辈子写给亲人的最长的一首诗，也是最长的一篇文章。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每一个字，都是从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血啊。他在文中写道，母亲是世界上那种“损己利人”的活菩萨，她一辈子都在为别人着想，吃苦受累，从无怨言。可就是这样的好人，怎么就留不住呢？

他在文章里列举了母亲的种种美德，博爱、正直、诚实、整洁。他说母亲虽然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但在人格上却是那样的高尚。

写到动情处，他几次停笔，泪水打湿了纸张。

他说，母亲的恩情，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而自己想要报答这份恩情，却像精卫填海一样，怎么报答得完呢？

这篇祭文，不仅是对母亲的追思，更是对自己未能尽孝的深深自责。他恨自己回来的太晚，恨自己没能最后喂母亲一口水，没能最后握一握母亲的手。

更离谱的事还在后面。

母亲刚走不到三个月，那个身体一向硬朗、精明强干的老爹毛贻昌，竟然也因为伤寒病倒了。

这老爷子一辈子争强好胜，攒了一辈子的家业，结果在失去老伴儿后，精气神像是被抽走了一样。没过多久，他也撒手人寰，才50岁。

短短半年时间，父母双亡。这个曾经兴旺的家，瞬间就塌了天。

那一年，他才27岁。

即使是心志再坚定的人，面对这样的打击，也得缓上一阵子。可他没有时间悲伤。他带着弟弟妹妹，处理完父母的丧事。

接下来他做了一个让乡亲们都看不懂的决定。他把弟妹们都带出了韶山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把家里的房子让给乡亲们住，把父亲珍藏的那些欠条，一把火全给烧了。

这一把火，烧掉了父亲一辈子的心血，也烧断了他和旧家庭最后的牵挂。

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韶山冲，走进了那个风雨飘摇的乱世。

这一走，就是32年。

这中间，他经历了多少次生死，经历了多少次磨难，咱们就不细说了。多少次路过家门口，他都没回去。不是不想回，是没法回。

那个国民党反动派何键，甚至派人去挖过他家的祖坟，想断了他的“龙脉”。家里的老宅子也被没收过，乡亲们也受了牵连。

直到1959年那个清晨，当新中国的旗帜已经插遍了大江南北，当他已经成了那个受万人敬仰的领袖，他终于回来了。

05

回到1959年的那个坟头。

手里拿着那根带刺的松枝，看着父母那长满荒草的坟头，这位老人的心里在想啥？

是想起了母亲偷偷塞给他的那碗米饭？还是想起了父亲逼他记的那本账簿？是想起了母亲临终前的呼唤？还是想起了父亲想让他当米店老板的执念？

他对身边的人说了一句特扎心的话。

他说：“我父亲得了伤寒，母亲脖子上长了包……如果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

这话说得，全是遗憾。

是啊，现在的医疗条件好了，这点病算得了什么呢？可是在当年，那就是要命的病。他解放了全中国，让亿万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看上了病，可他自己的爹娘，却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这种无奈，大概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那天祭拜完之后，他还去了老屋。看着墙上挂着的那张父母的照片，他久久地凝视，不肯离去。

那张照片，就是当年在长沙照相馆拍的那张。那是母亲留下的唯一念想。

他对乡亲们说，要多吃肉，要过好日子。他在请乡亲们吃饭的时候，硬是坚持自己掏腰包，用的是自己的稿费。他说，这是家宴，不能花国家的钱。

这一刻，他把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但在对父母的感情上，他又和天下所有的儿女一样，充满了眷恋和不舍。

1959年的那个松枝，是他还给父母的一份迟到的祭奠。可这份债，他觉得自己一辈子都没还清。

从韶山冲走出去的那个少年，变成了伟人，但他心底里，永远住着那个叫“石三伢子”的孩子。

这事儿还没完。

那次离开韶山的时候，他特意叮嘱要把父母的坟修一修，但不要太铺张。他带走了一些家乡的茶叶，说是要带回去慢慢喝。

那是故乡的味道，也是父母的味道。

后来的十几年里，他再也没能回去过。

到了1976年，他病重的时候，躺在病床上，意识已经有些模糊了。

身边的工作人员听见他嘴里一直在念叨着几个字：“滴水洞……韶山……”

那是他离父母最近的地方。

中央甚至已经做好了安排，车都准备好了，路都铺好了，想在这个秋天送老人家回一趟家。可惜，他的身体实在是撑不住了。

9月9日，他走了。

那个口袋里曾经揣着父母照片闯荡天下的游子，终究没能最后一次回到那个生他养他的小山沟。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大家，献给了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老百姓，最后却连自己的小家都没能回得去。

这大概就是历史给伟人开的最残酷的玩笑吧。

那些年，韶山的杜鹃花开了一茬又一茬，像是在等着谁回来。可那个人，再也没能走上那条满是露水的小路。

而那根插在坟头的松树枝，早就化进了泥土里，和那段波澜壮阔又充满温情的历史，融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