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晚年回忆政委吴焕先：他要能活到今天，那可是了不得呀

1979年深秋，北京西山已现霜色。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韩先楚望着窗外轻声说：“要是老吴在就好了。”陪在一旁的机关干部愣了愣，旋即意识到，老人嘴里的“老吴”，正是他在红二十五军并肩奋战的政委——吴焕先。四十多年过去，硝烟散尽，可在韩先楚心里，那位来自大别山的汉子依旧鲜活。他索性提笔，执意将尘封多年的记忆写下，翌年，回忆文章见诸报端。今天，顺着老军长的思绪，再把这位“军政双全”的将领，拉回到我们的视野。

吴焕先，1907年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925年，他在武汉成为共青团员，不久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那一年，22岁的他身板单薄，却敢穿着草鞋跑遍家乡，动员穷苦农民掏出锄头造反。两年后的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吴焕先率紫云区农军闯进黄安城。他没能像叶挺、贺龙那样拥有现成的军队，却硬生生靠“竹竿、梭镖、土枪”拼出一条血路。一支五百余人的队伍，由此扎根在鄂豫皖山地，成为后来红军大军的萌芽。

进入1930年，鄂豫皖边区已是硝烟四起。徐向前提着那把老掉牙的驳壳枪来到大别山，吴焕先跑前跑后，替这位外乡人张罗民工，筹粮筹马，一抬手就能喊出十几个地方骨干，“徐团长，把人带去吧！”徐向前多年后回忆，“老吴是天生的管家，也是天然的同志。”在他眼里，两件事同样重要：枪栓紧不紧，群众心热不热。而后世称道的“游击战八会”，恰恰是他在艰苦岁月里一条条摸索出的“命根子”。

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突围西进，鄂豫皖顿时只剩一片烽烟。吴焕先被推到前台，兼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红二十五军军长。国民党张学良部队调集十余万之众，妄图封锁大别山。兵力对比一看就头皮发麻，可吴焕先照样敢打。他给部队开会，抬手在地图上画了几个圈：“敌人多咱就少，敌人聚咱就分，抓要害，速进速退，打赢就走。”真打起来，他让突击连夜袭黄陂，擒敌团长；又借大雾直插罗田城，砍断敌军交通。七千来人的红二十五军，硬是把围剿的国军搅得团团转。

兵在刀尖上转，粮草更是命根子。罗田一役，部队缴来七千多块大洋。运输途中，韩先楚肩上哐当一响——麻袋底角开线，白花花的银元洒了一地。负责押运的连队险些因此受罚，军法处一纸处分打到“撤职、降级”。吴焕先听闻，扯过罚单撕了，抬头对几名政工干事说：“钱丢了还能再抢，干部若是寒了心，可就再难得。”那晚，他把韩先楚喊到帐篷里，递上一根旱烟：“小韩，好好干，将来还得靠你扛旗打仗。”这一句话，韩先楚牢记终生。

吴焕先的眼光，不仅放在枪炮上。他走到哪儿，工作组就跟到哪儿，没过几天老乡就能背起《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进村宿营，不得进清真寺，不得动清真户的器具，不得污损水井。这些规定看似细枝末节，却在1935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当红二十五军穿过陕甘回民聚居区时，粮秣、情报几乎不愁，连伤员都有老乡主动收留。数年后，毛泽东在延安听闻此事，点头道：“有这样的部队，老乡怎能不拥护？吴焕先真是个人才。”

然而，命运无情。1935年8月21日，甘肃两坪镇。清晨的雾还未散去，敌机投下的炸弹在山坡炸起黑烟。吴焕先指挥部队掩护主力转移，胸口中弹，当场昏迷。下午三点，他在担架上交代完最后一句话：“兄弟们，别停！”年仅二十八岁。遗体草草掩埋于凤岭坡下，战友们痛哭失声。长征尚未结束，红二十五军旗却失去了最亮的颜色。此后再提老吴，老兵们常把黄安口音的“焕先”拉长，像在轻轻呼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韩先楚已是八路军团长。1947年，他率东野部队驰骋东北，转战千里。每谈及作战带兵，他总把话题引向吴焕先：“老吴教我，打仗先打心，兵心齐了，胜败自有数。”辽沈会战时，韩先楚的突袭义县、黑山，就是把“会突围、会进攻、会侦察”活学活用，打出了东北野战军的经典战例。许多年轻军官不解他为何对一位早已牺牲的先辈念念不忘，他总是摇头笑，“你们要是跟过老吴，就懂了。”

建国后，开国上将韩先楚曾三次返乡黄安探亲。第一件事，不是回老宅，而是去烈士陵园拜祭吴焕先。墓碑前，他让随行人员别拍照，自己摘下军帽，立正、敬礼、鞠躬，长久无言。当地老人回忆，当时的老韩抬手抹泪，喃喃重复一句：“他要能活到今天，真是了不得。”这并非溢美之词。试想，如果吴焕先熬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他的军政才能会不会把多少时局风云改写？

资料显示，1934年红军高级将领中，吴焕先已进入中央候补委员序列；论军衔，他或许可与张宗逊、许光达为伍；论威望，他与徐向前、陈锡联、王建安等鄂豫皖宿将情同手足；论年岁，又比大多数元帅、大将小上几轮。这样一位人选，假如长留人世，很可能在1955年授衔时站在金銮殿台阶的更高处。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工作上的天赋——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重建，少不了这样既懂武装又擅群众工作的干部。历史没有如果，可留下的叹惋真实存在。

吴焕先的身影，于今在大别山依旧可见。新县县城北坡那座由徐向前题写碑名的“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正中即他的衣冠冢。每到清明，周边老人总会带着孩子来，用最简朴的野花、糍粑，祭一祭“老吴军长”。他们记得，这位年轻的政委曾号召拆地主碉楼，曾蹲在柴草堆里写标语，曾在山路旁对民工说：“红军吃一口米，就要给老百姓打烂一颗子弹的敌人。”这句话，后来被农会绣进了红旗，三十里外都能看见那一抹鲜红。

晚年的韩先楚对朋友说，吴焕先身上有三样东西：眼光、胆气、温度。眼光让他在“左”倾最炽时还能识破谬误；胆气驱使他敢于以区区几千人，硬闯几十万敌军的封锁；温度则体现在他对战士、对百姓的那份柔软与厚道。韩先楚认为，这三样品质兼而有之，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今年的档案解密，让人们得以瞥见更多细节。中央档案馆发布的一份1935年10月的机要电报显示，毛泽东在得知红二十五军已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合时，专门给吴焕先下达指示：“务坚持原有之纪律，广布兵工，勿负人民。”短短数语，却从侧面印证了中央对吴焕先的信任。可惜，这封电报发出时，他已牺牲月余。档案学者在边上批注：“此电实未及送达。”

历史的幕布拉上，个人的命数无从改写。吴焕先的故事却在老部下、老乡亲的口述里延续至今。面对晚辈的追问，当年担架队里的老人总会哈哈一笑：“要不是他，那年哪有韩团长？好了，现在知道谁是‘军政双全’了吧？”语气里，全是发自肺腑的敬重与怀念。

韩先楚的那篇《回忆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吴焕先同志》如今已是研究鄂豫皖苏区不可或缺的史料。他用质朴的笔触写道：“吴军长会用兵，也会用人，更会用心。”这句话，成了很多军史学者解读吴焕先的钥匙。放在更大的坐标里，比起战功赫赫的统帅们，他的名声未必最响，但对红军能否站稳脚跟、能否走得出去，他却起过撑梁架栋般的作用。

光阴流逝，英雄已逝。老一辈将星凋零，往事被尘埃覆盖。可当人们行走在大别山苍翠的林海中，只要提起吴焕先，村民们仍会停下脚步，指着山巅的烽火台讲述：那年，一个肩披黄麻，将穷孩子拉进队伍的年轻人，就是在这里，打下了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