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庄则栋给万里副总理写信提出两点要求，万里很快作出批示

1982年八月，太原市体育馆里热浪翻滚，地板像烧着一样烫。四十多岁的庄则栋正带着山西女队做多球训练，汗水顺着球拍滴落。旁观者并不知道，这位三届世界冠军此刻已不再拥有耀眼头衔——在山西，他只是“省体委技术干部”。

省委最初给出的三条意见算是大方：政治要严格，生活要照顾，技术要发挥。说白了，就是盯紧思想、管好日子、把球教好。对庄则栋而言，第三条最合胃口。他把改进版“近台两面快攻”拆成无数细节灌进队员脑子，“理不明，则义不通；义不通，则技不精”一句话被反复强调。半年后，山西女队在国家队访太原的友谊赛里连斩十二场，这座内陆省会第一次因为乒乓球上了中央台的《体育新闻》。

临汾少年体校期间，庄则栋偶遇儿时球友钮琛。两个人从“老庄”“小钮”叫到“庄主任”“钮老师”，如今再见，称呼又回到名字。那天夜里，庄则栋把茶杯往桌上一放：“想把这一路折腾写下来，技术、得失，全给摊开。”钮琛没多问，只回了句：“写。”

接下来的日子颇像艰苦创业。两人在钮琛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一人蹲炕沿，一人伏矮桌，白天上课上班，深夜赶稿。拍技术图不能只靠想象，庄则栋跑到太原西山煤矿，请摄影师陈继益连拍快门；胶卷紧俏，遇上停电还得摸黑显影。三年下来，四十万字《闯与创》终于装订成厚厚一摞草稿。

书有了，结论却悬着。直到1983年春，官方定性“严重政治错误，人民内部矛盾”，出版障碍才算扫清。可合同迟迟不落笔，印钞机一样的出版社也不敢先动。庄则栋转念：得找能拍板的人。于是他提笔给万里副总理写信，信里开门见山——请分配正式工作；请批准尽快出书。

“马上分配工作，准其出版”——国务院办公厅来的批示干脆利落，行文时间是1983年六月中旬。批示一到，北京方面很快把岗位敲定：北京市少年宫乒乓班专职教练。几乎同一周，《闯与创》的出版流程也被推进。体育成就展补进了庄则栋三连冠的照片，月增三十元的补助也随之落实。

消息传到海外，稿酬报价纷至沓来。有人开价二十万美元，条件是版权永久转让。庄则栋的回信只有一句：“种子还给土地。”出版社内部对此议论不止，最终决定保留国内首印权，外文版本采取联合出版。

这时，日本乒坛元老荻村伊智朗读到香港杂志上的消息，立即函询中文版版权。1984年十月九日，荻村抵京，庄则栋提前守候在首都机场。短暂寒暄后，荻村开玩笑：“书里褒谁贬谁？”庄则栋笑着回答：“所有对手一律褒，唯一被贬的是自己。”两天谈判，展望出版社与日本方面敲定多语种同步发行，外文稿件由荻村亲自翻译。

同年冬天，庄则栋回到自己十五岁起步的地方——北京少年宫。昔日教练庄正芳在门口迎接，两人相拥，看得旁边的孩子一愣一愣。不到一个月，少年宫一批新学员已能把三球攻、防、摆短连成节奏；训练结束，孩子们追着这位“庄老师”要签名。

夜深人静之时，办公桌角落放着一本新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四个字——“从零开始”。一个圆似乎真的合上了，起点与终点短暂重叠后，又开启下一段不确定的旅途。选择把技术和经验留在少年宫，其背后的计算并不复杂：球台还在、孩子们还在，挥拍声依旧清脆，未来的可能性也就跟着敲在那一声声球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