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周养浩被关白公馆，心里凉了半截：这儿原来是叶挺的牢房

1964年初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院墙被第一场雪染成灰白。押送队列停下时，周养浩抬头望见铁门上新刷的红漆，指尖却因为寒意微微发抖——这是他被转押的第三座监狱，高墙依旧，心境已然迥异。

就在几分钟前，管教干部向新到的战犯们通报：重庆白公馆旧址已改作革命纪念地。话音一落，周养浩仿佛被针扎一般，脸色一下暗下去。十多年前，他亲手把白公馆的栅栏锁死，今日却在高墙外回想自己也曾成为囚徒，滋味难言。

时间拨回1949年11月27日清晨，重庆上空雾气未散。周养浩奉毛人凤密令，在歌乐山松林坡刑场对三十二名关押人员行刑。枪声顺着山谷滚落，一声比一声空旷；他以为自己仍握生杀大权，却不知道命运曲线已急转而下。

三天后解放军逼近，逃亡成了唯一选项。他换上便装潜入机场，给昆明的沈醉挂电话要机票。电话那头，沈醉半是玩笑半是问候：“老周，出来喝一杯，明早再飞也不迟。”周养浩低声回绝：“今夜不走，来日难料。”短短十二个字，透着军统特务特有的警惕与孤绝。

飞机终究没等来。12月9日晚，卢汉宣布起义，昆明全城搜捕特务。警笛四起时，周养浩躲进停机坪一辆报废吉普车，仍被警员翻找出来。抓捕者李志正后来回忆：“他看见手铐那一刻，肩膀往下一沉，像卸了多年担子。”这句旁观笔录，道出一个杀手忽然明白大势已去的瞬间。

被捕当晚，徐远举也在街头落网，至此“军统三剑客”全线覆没。沈醉选择配合，徐远举犹豫不定，而周养浩从一开始就咬紧牙关，只承认“执行命令”四个字。审讯记录里，常见他用法律教科书式的措辞与调查员辩论，不厌其烦，又从不松口。

1950年5月，他被解往重庆战犯管理所。铁门吱呀打开，黑黢黢的走廊尽头，墙壁上仍留着叶挺《囚歌》的手迹。特务值班册上，周养浩当年批过“加严管控”的红字，如今却轮到他自己睡进那间潮湿的石室。夜深人静时，他用脚掌丈量方寸牢房，暗暗计算逃生可能，不久便苦笑作罢——这地方他太熟悉，一块松砖都没有。

白公馆旧事如阴影缠身。叶挺在此绝食抗争、为战友争取生活用品的往事，被管教干部当作改造教材反复讲述。墙外秋雨淅沥，讲解声在甬道回荡：“人的躯体，哪能由狗洞子爬出。”每当这句念起，周养浩都会偏头，似乎怕与叶挺的笔锋对视。

改造过程并不顺利。为了阻挠审讯，他干脆绝食，用冰冷的法律条文解释自己“无罪”。可饥饿袭来，身体先于嘴硬。第五天清晨，他被送到医务室强行输液。打针的护士轻声说：“命要自己珍惜。”一句闲话，却像钝器敲在他心门。

1960年，沈醉因悔改态度好获特赦离所。送别那天，许多在押人员挥手致意，周养浩没有出门，只隔窗瞧了一眼，默默捏碎一根香烟。此后两年，他开始主动翻阅《共同纲领》与土地改革材料，偶尔在学习笔记里写下批注： “战争结束，错在何处？”字迹依旧隽秀，却少了昔日盛气。

1975年3月19日，抚顺战犯管理所礼堂张灯结彩。特赦名单宣读完毕，百余人鼓掌如雷，惟周养浩低头摩挲袖口，面色复杂。走出礼堂，他对身旁管教员轻轻一句：“想不到，真有机会活着走出去。”不到十个字，听者却心头一酸——从街头枪决的刽子手，到特赦的老人，这条路走了整整二十六年。

获释后，周养浩按照政策赴香港，再转美国与女儿团聚。对于往事，他极少开口。直到1980年代初，段克文出版《战犯自述》在海外大肆渲染“酷刑”，不少记者上门求证。周养浩推开门，只说一句：“他说的不对，我得把话摆正。”随后，他在采访中确认功德林、抚顺皆以说服教育为主，截稿时他还强调：“有机会与亲人团聚，全赖新政。”

多年后，研究者提及周养浩，总爱引用他在白公馆铁窗内写下的那句笔记：“一念之差，天地悬隔。”这不是忏悔诗，也非豪言壮语，只是一个读过法学院又满手血污的老人，在叶挺旧居冷墙前对自己说的实话。

历史不会偏袒谁。歌乐山的枪声、巫家坝的搜捕、白公馆的铁锁与功德林的雪，一环扣一环，把一个“书生杀手”推向了命运的反面。至此再回看1949年那场匆忙逃亡，周养浩恐怕已明白：真正的围墙不在监狱，而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