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落实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 巩固种群恢复性增长态势

来源：农民日报

近日，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中国科学院印发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26—203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多部门共同发布实施的水生野生动物拯救行动计划，是在原农业部印发实施《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年）》基础上的全面提升，为长江江豚及其栖息地的系统保护和全面修复提供了科学指引。为科学解读《行动计划》，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有关专家就长江江豚保护形势、两轮《行动计划》的主要差异、本轮《行动计划》的亮点等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长江江豚保护形势发生了哪些变化？

答：受人类活动影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2700头下降至2017年的1012头，经历了快速衰退的阶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的深入推进，长江江豚保护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保护工作取得成效。原农业部在系统评估长江江豚生存状况和保护需求的基础上，于2016年发布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年）》，先后成立8个长江江豚保护区，实施极端天气下应急保护和救助，推动长江江豚栖息地修复；建立了5个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群体，现有迁地群体总量已超过150头；组织开展长江江豚试验性野化放归，补充自然种群数量；建立2个全人工饲养群体，成功繁殖并存活5头长江江豚。2022年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量1249头，5年增长23.4%，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2025年专项调查初步结果显示，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数量呈现恢复性增长，保护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另一方面，长江江豚仍然面临生存胁迫。长江江豚自然栖息环境与人类活动高度重叠，其生存压力远未消除。制约长江江豚野外种群恢复的因素很多，除杂物缠绕和船舶碰撞，还有河漫滩破坏、重要栖息地功能丧失、迁移通道不畅，以及干旱和冰冻等极端气候叠加影响。同时，当前在长江江豚保护能力和保护机制方面还存在短板弱项。总体来看，保护形势仍不容乐观。

基于此，在长江大保护和长江十年禁渔背景下，如何稳固长江江豚保护成果，是当前长江江豚保护工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行动计划》明确的重要内容。

记者：与《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年）》相比，本轮《行动计划》的升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答：本轮《行动计划》是在上轮《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年）》的全面提升，具体体现在以下5个方面。

一是工作目标精准化：上轮《行动计划》主要针对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的紧急状况，着眼于“保种”，以遏制其灭绝风险为核心要务；本轮《行动计划》则在前期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着眼于长远生态系统恢复，以推动长江江豚种群实现可持续增长为更高目标。这标志着保护工作从“抢救性保护”向“系统性恢复”的重要转变。

二是工作内容全面化：上轮《行动计划》主要围绕“如何实施保护”这一核心问题，系统部署了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种质资源保存4大方向及其包含的9项重点内容，初步构建了多层次保护体系框架。本轮《行动计划》则在既有框架基础上，规划了覆盖生活史全过程的10大保护与恢复行动，体现了保护工作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三是工作方向具体化：上轮《行动计划》侧重于战略层面的方向引领与工作统筹，明确了“要做什么”和“为何要做”，为保护工作绘制了清晰的战略蓝图。本轮《行动计划》则在蓝图基础上，着力编制可操作的“施工图”与“任务书”，通过设立专项任务专栏、建立可量化考核的指标体系，确保各项保护工作有保障、可执行、易评估。

四是协同机制系统化：上轮《行动计划》主要依托农业农村部作为单一主导部门进行组织与推进。本轮《行动计划》是在深刻认识到长江江豚保护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的基础上，着力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多元共治的协同保护网络，强化了农业农村、发展改革、公安、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林草等多部门的职责分工与政策联动，更推动了科研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的深度参与，形成信息共享、责任共担、行动协同的保护合力。

五是保护技术智能化：上轮《行动计划》主要依赖目视考察的传统技术方法，在监测的覆盖范围、时效性和数据解析深度上均存在局限。本轮《行动计划》则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系统引入并部署了智能声学监测网络、环境DNA技术、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以及人工智能（AI）影像识别等“空—天—地—水”一体化智慧监测技术体系。这一转变极大地提升了种群动态追踪、栖息地评估、威胁因子识别的精准性、科学性和时效性。

记者：本轮《行动计划》有哪些亮点？

答：在本轮《行动计划》的“10大行动”中，以下5项尤为关键，体现了保护思路的突破和创新。

一是涉水活动规范监管行动。直指威胁根源，强化刚性约束。首次系统性地将大型水利工程、采砂、航道整治、船舶航行等人类高强度活动纳入多部门统一监管范围，标志着保护工作从被动救护向主动规划和规范人类活动转变，是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键举措。

二是智慧监测评估预警行动。提升新兴技术，实现智能感知。建设融合声学、视频、无人机和AI识别的流域智慧监测网络，不仅将实现种群动态的实时追踪和健康评估，更能对船舶碰撞等风险进行精准预警和预测，变“事后保护救护”为“防患于未然”，是保护工作迈向现代化的核心基础。

三是重要栖息地生境修复行动。从管控水域人类活动到修复生态系统功能。《行动计划》重点从划定保护区严控开发，转向主动修复河漫滩、连通迁移通道、实施适应长江江豚生存需求的生态调度等。例如，通过拆除不合理子堤、恢复洲滩自然植被等方式修复河漫滩，旨在重建长江江豚觅食、抚幼的重要栖息地，体现了基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修复理念。

四是人工繁育技术攻关行动。明确技术突破“时间表”，保障物种终极安全。提出了人工繁育全链条技术路线，同步推进多维遗传资源库建设，构建从常温到超低温的全温区样本保存系统。这不仅是扩大人工种群规模的科技保障，更是在极端情况下保存重要遗传资源的“保险柜”。标志着长江江豚保护从“以护为主”迈向“护育结合”的新阶段，展现了长远的战略布局。

五是科学规范野化放归行动。闭合保护链条，实现种群正向补充。首次将“野化放归”提升为独立行动，并计划建设专门训练水域。推动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个体回归自然，形成完整保护技术闭环，彰显了我国濒危水生生物保护从抢救性干预向科技引领的系统性跨越。

总的来看，本轮《行动计划》是一次全面的、立足新起点的战略升级。它的目标更高（量化增长）、思路更优（需求导向）、协同更广（多元共治）、手段更智（科技赋能）、落地更实（项目化管理）。其核心要义在于从被动抢救转向主动恢复，从单一物种保护转向栖息地系统修复，从部门管理转向社会共治，标志着长江江豚保护进入了以“高质量、可持续种群恢复”为核心的新阶段。随着自然种群持续恢复，长江江豚将成为长江生态健康状况持续向好的鲜活标志，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样板。(农民日报全媒体记者 冯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