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和薛岳投奔蒋介石，问：我们反过你，蒋介石：那是我的事

1932年1月，南京励志社的冬夜，张发奎和薛岳安坐，这是他们第三次反蒋失败后首次踏入南京城。

当蒋介石的身影出现在会客室门口时，两位粤军将领几乎同时起身，却又在半空中僵住了动作。

"向华、伯陵，坐。"蒋介石的声音平静，仿佛他们从未兵戎相见。

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局势波诡云谲。在这个大舞台上，张发奎和薛岳这两位粤军名将，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恩怨交织，分分合合。他们曾经多次反蒋，可最后却又不得不投奔蒋介石，关键时刻为蒋介石效力。

说起张发奎和薛岳的早年故事，得从广东那片水土讲起。这俩人都生在1896年的广东，张发奎是韶关始兴人，薛岳老家在乐昌，隔着几十里地。

1912年春天，16岁的薛岳考进广东陆军小学第六期，正巧张发奎也在这批学生里。那会儿的广东陆小设在黄埔岛，百来个半大少年挤在营房里，这段同窗日子，成了他们最早的交情。

别看后来成了将军，少年时都是愣头青。张发奎在陆小就因为打架被开除过，后来辗转进了武昌陆军预备学校。薛岳更不安分，1914年带着同学搞反袁活动，被法国巡捕抓进牢里关了近两年，出狱时保定军校第六期早开学了。不过按薛岳自己后来回忆，他硬是辗转补上了保定军校的课程。倒是张发奎老老实实走完了军校流程，1917年从保定毕业。

1921年冬天，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大元帅府，警卫团要招兵买马。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挑人的眼光毒辣，从自己部队里扒拉出三个年轻军官：25岁的张发奎带着他刚收编的杂牌营，25岁的薛岳拎着把德国造驳壳枪，还有个同样25岁的叶挺刚从保定军校毕业。这仨人被塞进警卫团当营长，团长是39岁的陈可钰。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三个营长的名字日后会刻进民国军史。当时谁也没想到，转过年头就出大事了。

张发奎

1922年6月16日凌晨两点，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薛岳带着一营弟兄死守越秀楼，他把宋庆龄护在身后，亲自架着机枪开路，从枪林弹雨里撕开条血路。撤到永丰舰上，那边厢张发奎也没闲着，带着三营在长堤跟叛军死磕，子弹打光了就拿工兵铲劈，生生守住了渡口让孙先生能登舰脱身。

这场血战让这伙年轻人入了孙中山的法眼。等1925年粤军整编，张发奎当上独立旅旅长，薛岳在他手下当团长，俩人从东征打到北伐。汀泗桥战役那会儿，薛岳的团顶着吴佩孚的铁甲车硬是把桥给夺了。战后清点伤亡，光薛岳那个团就折了四百多号人。叶挺的独立团更狠，武昌城下架云梯攻城，尸体垒得跟城墙垛口齐平——这就是后来“铁军”名号的来由。

要说这帮人为什么能打，还得扯回当年在陆小打架的日子。广东兵个子矮力气小，单挑总被北方同学揍，逼得他们琢磨出“群狼战术”：三五个围一个，板凳腿、煤油灯啥顺手抄啥。这套野路子后来真被他们搬上战场，北伐时粤军冲锋前先用广东话吼“埋身啦”（贴身干），专挑夜里搞穿插，见着落单的北洋军就围上去刺刀见红。也算是一个特色。

谁知道，北伐过后，窝里斗也开始了。

陈炯明

1927年上海滩，3月21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刚拿下闸北，薛岳带着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开进市区，看见满街红旗飘飘，工人纠察队在巡逻，他转头就跟政治部秘书长李一氓套近乎。

蒋介石的亲信白崇禧急得直跺脚，连着发三封电报叫他“别跟共产党搅和”，可薛岳愣是给工人武装送了两车皮子弹，还把抓到的右派分子全放了。这下捅了马蜂窝，蒋介石把第一师连夜调到宁沪线上看铁路，转头就让何应钦把第一师缩编成第四师，师长换成了缪培南，薛岳气得不行。

汪精卫这时候刚从法国回来，听说薛岳在南京受气，赶紧派陈公博带着两万大洋找上门。薛岳正蹲在镇江码头等船回广东，一咬牙跟着陈公博去了武汉。

到了汉口才知道，汪精卫要搞“护党救国军”，正缺能打仗的悍将。薛岳二话不说接下前敌总指挥的差事，转头就策反广西的俞作柏，这人刚被李宗仁撸了省主席，正憋着火呢，当场答应带两个师反水。

张发奎那边更憋屈。本来带着第四军从河南打到武汉，结果蒋介石搞“军事编遣”，硬是把他的十二个团砍成九个。有天在九江开整编会议，张发奎发现自己的炮兵营被划给了陈诚，抄起茶杯就砸向何应钦，要不是朱培德拦着差点动枪。

1929年9月，张发奎在宜昌通电反蒋，带着残部一路退到广西，跟李宗仁、白崇禧凑出个“护党救国军”。

蒋介石听说“张桂联军”闹腾，亲自坐着中山舰到广州督战。11月的花县之战打得惨烈，最要命的是蒋介石收买了桂军师长吕焕炎，前线正打着，后院梧州仓库让人端了。

薛岳带着突击队打到韶关城外，抬头看见城头挂的已是中央军青天白日旗——原来陈济棠早就被蒋介石策反，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残兵退到钦州湾时。

经过这些事，他们也看清汪精卫反复无常的嘴脸，心灰意冷，下野去了，谁知转机很快就来了。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的消息传到南京时，蒋介石焦头烂额。他翻着将领名录的手指忽然停在“薛岳”这个名字上——这个被他冷落了三年的粤军悍将。

军政部长何应钦接到急电，连夜派专列把薛岳接到南京。2月14日，薛岳走进蒋介石办公室，见到蒋介石后，薛岳率先打破沉默，："民国十九年中原大战，职率第二方面军攻徐州；民国二十年广州另立政府，职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他顿了顿，声音陡然低沉，"我们反过你三次，你还用我们？"

蒋介石手指叩击着窗棂话："那是我的事。"

三天后，薛岳带着东拼西凑的第五军赶到南翔。

张发奎的复出更戏剧化。他原本在香港开混日子，听说上海开战，自己跑到南京求见蒋介石，结果在军政部走廊蹲了三天。直到2月20日，日军猛攻庙行防线，中央军八十七师伤亡过半，蒋介石才匆匆塞给他个“苏浙边区绥靖督办”的头衔。张发奎赶到嘉兴，发现所谓的“守备区”连张像样的地图都没有。

然而就是这样，薛岳和张发奎打的还真不错。

等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这两人倒成了救火队长。薛岳在淞沪战场带着十九集团军死守虹桥机场，部队被打残四次又重组四次，最惨的时候师部文书都端着刺刀上阵。有回日军九辆坦克冲进罗店防线，薛岳抄起炸药包要亲自上，被卫兵死活拦下——这事儿上了《中央日报》，标题写着“薛老虎虎威犹在”。

张发奎更绝，他接手的第八集团军全是各省杂牌，川军的绑腿、滇军的斗笠、粤军的竹盔混成一锅粥。打浦东保卫战那会儿，他把上海青帮的五百条驳船全征用了，半夜载着广西兵摸到日军舰艇底下放水雷，炸沉了出云号巡洋舰的护航舰。

武汉会战结束后，薛岳被调到第九战区守长沙。薛岳的天炉战法，出场了。

1939年9月，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带着十万部队从赣北、鄂南、湘北三路杀向长沙，蒋介石给薛岳打电话说：“武汉刚丢，这时候跟日本人拼家底太亏，你带第九战区往衡阳撤！”电话那头薛岳硬邦邦回了一句：“长沙要是丢了，湖南粮仓就送给鬼子煮饭了，这仗还能打？”

接下来的半个月，薛岳每天早晚各一通电话往重庆打，从“湘北地形适合打阻击”讲到“丢了长沙动摇军心””。蒋介石被吵得头疼，最后索性让侍从室交代“委员长在主持会议”，电话线都给拔了。薛岳转身摇通宋美龄专线，对着话筒喊：“请夫人转告委座，鬼子的刺刀尖离新墙河不到十里，再不下令反击，我只好先斩后奏！”这话传到蒋介石耳朵里已是深夜，他拨到长沙司令部的电话愣是没人接，卫兵报告说薛岳带着警卫连上了捞刀河前线，指挥部只剩个少校参谋守着电话机干瞪眼。

9月23日凌晨，日军第六师团强渡新墙河，薛岳等的就是这个信号。他把二十万部队分成三拨：最前头的四个军边打边退，沿途把公路桥梁炸得稀烂，逼着日军坦克走泥巴路；第二梯队的六个军藏在幕阜山和洞庭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专挑夜里打冷枪；最狠的是把李玉堂的第十军塞进长沙城，每人发三颗手榴弹，命令“就算用牙啃也得把城墙守住”。冈村宁次以为国军又在玩溃退的老把戏，下令全军追击，结果一头扎进薛岳布好的“炉膛”10月2日，当日军前锋冲到捞刀河边时，身后突然冒出十二个师的国军，把退路堵得水泄不通。

10月7日，日军拖着伤亡四万多的残部往岳阳撤退，薛岳下令全线追击。蒋介石在重庆拿到战报时，先是对着“毙敌三万三”的数字直摇头，直到英美记者把长沙城头飘扬的青天白日旗照片甩在桌上，才赶紧叫人拟嘉奖令。倒是薛岳看着战损报告直叹气——他的也折了四万多人。

薛岳打胜仗日子不好过，张发奎那边又和蒋介石吵起来了。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张发奎与蒋介石的矛盾在九江防线上集中爆发。

当时张发奎担任第九战区第二兵团总指挥，负责从九江到瑞昌的防线。他手下的部队虽然名义上有七万人，但真正能战的老兵只有一万多第四军旧部，其余多是临时抽调的地方杂牌军，火炮口径不一，通讯器材匮乏到要用旗语联络。日军则动用了第106师团、波田支队等精锐，配合海军炮舰和轰炸机实施立体进攻，光是7月25日一天就向九江倾泻了一万七千多发炮弹，张发奎的部队伤亡惨重，弹药库存三天就见底。

7月28日凌晨，日军撕开第二道防线，张发奎召开紧急会议时用广东话说不想再填人命，下令部队撤往观音阁高地重组防线。这个决定得到前线将领支持，却撞上了蒋介石从武汉连发的三道“死守九江”电令。

两天后九江失守，蒋介石在武汉大骂：“张向华为什么不上第四军？他目无军法！”连夜草拟了撤职令，直接绕过战区司令陈诚罢免张发奎。关键时刻，陈诚主动担责，坚称撤退命令是他下的，还以辞职相逼。

张发奎后来回忆这事儿的时候，说：“陈诚很够义气，他就是这样的人，有肩膀，敢负责。”蒋介石碍于陈诚的面子，最终以“撤职留任”收场，把张发奎调往重庆挂了个闲职。

事后复盘，张发奎的撤退决策确有道理。不过经此一事，他再未掌握实权部队，直到抗战结束都活在蒋系监视下。

而薛岳和张发奎这两位粤军名将的结局，也让人唏嘘。

1950年3月，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开始筹备跨海解放海南岛，蒋介石在连着发了七封电报催薛岳加强防务。这位昔日的“长沙之虎”此时挂着海南防卫总司令的头衔，带着从广东溃退下来的十万残兵，硬是在琼州海峡南岸堆出三百里“伯陵防线”

4月23日，解放军攻占海口，薛岳带着卫队撤往榆林港。临走前他下令炸毁秀英码头，结果工兵营长带着炸药包跑了，反倒给解放军留下了完整的港口设施。撤退途中经过文昌老家，薛岳让吉普车停了十分钟，站在祖宅废墟前拍了两张照片，等蒋介石从中央社战报里看到“国军歼敌三万”的捷报时，薛岳已经登上峨嵋号军舰撤往台湾了。

5月1日海南全境解放，蒋介石气得在日记里大骂“薛伯陵欺上瞒下”。更火上浇油的是，薛岳到台湾第二天就接受美联社采访，把战败责任推给蒋介石：“若非台北方面扣着五个师不派援军，琼州至少能守半年。”这话传到士林官邸，蒋介石让侍卫长俞济时传话给薛岳：“要反省就好好反省，莫学吴三桂扯歪理！”薛岳从此彻底失势，晚年潦倒，甚至连房租都交不起。

张发奎的处境更微妙。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蒋介石派飞机到香港接他，他当着记者的面说“宁当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转身搬进了澳门岗顶前地的葡式小楼。

澳门总督派人送来请帖，他回赠了幅自己写的对联：“闻鸡起舞心犹壮，走马看花眼已昏。”1950年夏天，保密局特务摸到澳门想绑他去台湾，被葡澳警察在妈阁庙码头截住，张发奎得知后冷笑：“老蒋还是这套下三滥，当年在九江就用过。”此后他深居简出，连老部下余汉谋从台湾来信劝他“共赴国难”，他也只在信封背面批了“不必”二字寄回去。

对比张发奎的北伐时，部队麾下共走出8位开国元帅。

现在想想有时候，选择真的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