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治求见毛主席要钱，周总理了解来龙去脉后笑言：你上当了

1947年12月的一天夜里，甘肃平凉郊外寒风刺骨，西北野战军的前线救护所却灯火通明。担任卫生部部长的李治顾不上喝口热水，连夜为十几名重伤员缝合伤口。彭德怀看见他忙得满头大汗，忍不住说：“老李，顶住啊，咱们后面还有一仗。”李治抬头笑了笑，又低下头去。就在这种状态下，他硬是把千余名伤员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这样的工作强度持续了三年，等到全国解放，李治的肺病也被拖了出来。1949年夏，他被送到北京治疗，随后留京休养。新中国刚成立，百废待兴，军内外都缺专业医生，北京市医院床位紧张，李治却始终坚持每天查房，哪怕自己还在输液。

1950年初春，刘伯承接到中央命令，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把卫生系统一股脑儿交给李治。开办院校需要全套医疗设备，可库房里空空如也。刘伯承自嘲地拍拍口袋：“两手干净，一分没有。”李治无奈，只好去总后勤部打听，得到的答复同样是“财政吃紧”。几番奔走碰壁后，刘伯承索性来了一句：“老李，你底子清楚、交情又深，还是进京找主席吧。”

2月下旬，李治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列车行至津浦线，他掏出笔记本，一条一条列预算，最后算出三千万旧币的缺口。他心想：见到主席就说实话，能要到一半也好。

到达中南海门口已是傍晚。值班警卫例行检查时摸到他腰间的那把随身佩枪，立刻拦下。“规定不让带枪。”李治解释：“一路行军留下的习惯，忘了交了。”警卫请示后，毛主席在屋里哈哈一笑：“让他进，李治同志带刀带枪都没关系。”一句话，气氛顿时活络。

客厅里，周总理正陪毛主席研究院校编制。见李治进来，主席起身握手：“老朋友，好久不见。”寒暄过后，总理开口：“听说你来要钱？”李治把预算递上去，历数缺医少药的窘境。话还没说完，周总理便眯眼笑道：“刘伯承这老刘，算盘精着呢。他自己不好意思来，让你背黑锅。你可是被他‘套路’了。”一句调侃，引得屋里几声爽朗大笑。

毛主席接过预算本，翻到最后一页问：“三千万？”随即摇头，把笔一划：“不够，加个零，三亿。”李治急了：“主席，用不了那么多啊。”主席摆手：“学院要长远办，这点钱花得着。”就这样，军事学院卫生系统第一笔“大投入”全额到位，而李治不过坐了一刻钟。

人们常说李治“胆子大”，其实是底气足。底气从哪里来？还得从长征那年说起。

1935年4月，中央红军转战乌蒙山区。一次轰炸后，贺子珍腹部负伤昏迷，随营女护士慌成一团。李治当机立断，剖开伤口取出弹片，随后用最原始的盐水消毒。毛主席闻讯赶来，见贺子珍已转危为安，郑重握住李治的手：“救命之恩，永不忘记。”这句承诺，两人之后的往来中从未淡化。

同年秋天，部队深入滇北沼泽地，湿热瘴气让不少将领高烧不退。周总理更是连日昏迷，各路医生判断不一，针剂、奎宁轮番上都不见效。李治细查病史，推测是阿米巴肝脓肿，提议穿刺。有人担心出血风险，他一句话顶回去：“再犹豫就没命了。”穿刺成功，放出脓液，三日后周总理退烧转清醒。总理后来开玩笑：“我那条命是老李捡回来的。”

打下这份交情，李治在延安创办卫生学校，抗战爆发后改名八路军卫生学校，十三期学生里有近半数后来成为全军各大医院的骨干。有意思的是，他对学生要求极严，却从不摆架子，常把几张草纸折成小册，随时记录诊疗要点，转身发给学员。大伙背地里称他“纸牌校长”。

1947年西北战场形势恶劣，李治被调任野战军卫生部部长。一次西府驿小会，他拉着彭德怀在地图上画圈：“前线急救站不要离炮火线太远，耽误二十分钟就是两条命。”彭德怀点头同意。随后，李治在黄土高原上建起一条五百公里的伤员接力线，每五十里一个救护点，确保血浆、器械不断档。后来战史研究者评价，这条“生命走廊”把西北战场死亡率降到历史新低。

建国后，他原本可以进卫生部享清闲，却主动请缨到南京军事学院。有人劝：“老毛病没好，何苦折腾？”他摇头：“基层缺人。”那段时间，他一天跑三个工地，晚上熬到子夜写制度，困了就往医用纱布上趴十分钟。院内流传一句顺口溜：“想找老李？围着工地转就行。”

资金到位后，他先建供应室，再扩张外科、传染科、妇产科。短短两年，军事学院拥有全军第一套胸腔负压手术装置。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提出“医教合一”原则，把学员分批拉到南京周边部队巡诊，理论与实操紧密结合。1955年授衔仪式上，李治拿到少将军衔，周总理当场调侃：“这回没让老刘占你便宜吧？”

进入八十年代，李治年事已高，仍随身带着那支老钢笔。有保健医生提醒他保养，他笑：“手不动，脑子就生锈。”他在医院门诊坐诊，每天限号十个，提前声明不收红包。老兵排队等号，常常挤满走廊。1989年2月，李治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灵堂内摆放的遗物除了军装，最显眼的就是那本斑驳的预算册，上面仍然清晰可见毛主席当年添上的那个“0”。

周总理的话言犹在耳：“老李，革命靠的是人情味。”回看李治的一生，这股人情味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