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配置下的低回响：国产悬疑剧的创作瓶颈

来源：文汇报

近年来，悬疑剧已成为中国电视剧生产体系中较为成熟、稳定的类型之一，在叙事机制、制作流程与观众接受层面均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运行模式。尤其是在当下流媒体平台主导的内容生态中，悬疑剧凭借其节奏紧凑、情节驱动性强、易于制造话题等类型特性，被视为兼具收视潜力与传播效力的重要类型。

几乎同时开播的《罚罪2》《人之初》和《剥茧》，均背靠头部平台、成熟制作班底、悬疑类型定位与充足宣发资源，从制作条件与行业判断来看，属于“高配置”的类型文本。然而其播出后的整体反响却呈现出相似特征：播出热度虽有起伏，却难以形成连续效应来吸引新观众；围绕剧集的讨论虽然存在，但并未通过剧情本身引发更深层的情感共鸣；另外，观众的观看行为更多集中于跟随性观看，很难沉浸式投入。

这一现象展现出在悬疑类型成熟的背景下，国产悬疑剧在“高配置”条件下仍然出现观众吸引力衰减的问题，本文也试图通过这一现象反思悬疑类型电视剧在当下所面临的创作瓶颈。

悬念内耗：类型机制成熟后的效力衰减

“悬念”作为悬疑剧情节推进的核心叙事动力，一直是创作前期编剧（团队）重视的关键要素。当“悬念”的作用被不断放大，也就意味着悬疑叙事的核心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悬疑剧“是否具备悬念”，而是“悬念如何发挥作用”。悬念从一种探索未知的叙事动力，转变为一种在创作环节就被充分管理、预期的资源。

从具体的类型机制上看，悬疑叙事依赖信息遮蔽、节奏延宕与不确定性的持续生成等手法，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未知的动态参与。随着这一机制被反复使用、被高度规范化后，观众对悬念本身的接受方式也随之改变，悬念成为一种可被识别和预判的信号。

以《罚罪2》为例，该剧在结构上延续了前作的快节奏刑侦模式，几乎每一集都设置了明确的反转节点：案件升级、关键证据出现、人物立场转变。剧集以警察秦枫和犯罪集团之间的对抗展开，通过鲜明的黑白对比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不断推进情节发展，每个阶段都有“看似稳定后又突然动摇”的情境出现。比如故事中随着秦枫对案件的深入调查，会出现新的证据或线索扭转此前案件推断的方向，进一步将调查引向更深层次的利益关系，角色的立场也会因为新情报或利益冲突而发生变化，令观众对“谁是正义一方”“案件真相到底是什么”的期待不断翻转。这种高频反转在节奏控制层面是有效的，却也使观众迅速进入一种“等待反转发生”的观看状态。悬念承担维持叙事运转的结构功能，其刺激性逐步削弱。

《人之初》试图通过双时空并置增强悬疑复杂度，不同时间线的信息被拆分并延迟交付，形成一种结构上的高难度叙事。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关注线索如何拼合、谜题如何闭合，而较少被引导去思考事件本身的价值与指向。悬念的叙事功能偏离悬念本身“引发未知线索”的作用，而是帮助观众完成理解任务。《剥茧》则是将悬疑具体为案件密度与专业技术展示：尸检流程、证据分析、专业操作等具体的叙事内容，在短期内对观众具有观看的吸引力，却难以持续生成心理层面的未知感。

悬念之于悬疑剧，不能仅仅停留在吸引观众往下看的技巧层面，而是应该保持一种让观众愿意参与叙事的状态，让观众在未知过程中不断产生判断、犹豫和情感投入——去思考人物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也会在等待真相的同时理解角色、共情角色。当悬念能指向人物的命运、道德选择或某种现实困境时，它才真正成为悬疑剧的核心动力。当下的悬疑剧并不是不悬疑，而是太熟练，悬念、反转、结构都越来越“标准”，作品更像是在完成一套类型动作，而不是在讲一个非讲不可的故事，因此其吸引力的衰减成为一种内在趋势。

人物失重：结构优先叙事中的情感削弱

悬疑剧里的人物情感，是悬念真正“落地”的地方，当悬念通过人物来展开时，观众关心的是在真相以外，真相会如何改变这个人。人物的恐惧、犹豫、愧疚、执念为悬念提供了情感重量。从这个意义上说，角色的情感承载作用在于它把抽象的悬疑转化为具体的人生风险。而当悬疑叙事以结构完整与节奏效率作为其首要目标时，角色也就不再被视为主体，而被重新设置为推动情节的功能要素，角色所承载的情感能力随之被削弱，进而直接影响了观众进入悬疑叙事的情感路径。

在《罚罪2》中，悬念的推进高度依赖案件升级与立场反转，例如证人胡小跃的死亡，关键物证的突然失踪，又或者内部人员身份的不断暴露。这些情节形成了密集的反转节点，但在情感层面的铺垫相对有限，秦枫与刘天也这段本应承载强烈情感张力的兄弟情，被用来服务于正邪对立的戏剧冲突，人物内在的挣扎过程并未被充分展开。观众看到的是关系“翻转”的结果，并未经历人物在情感与价值之间反复摇摆的过程。

《人之初》将案件调查与人物身世并置的双线叙事结构，为悬念提供了向人物内部延伸的可能性，通过高风对自身身份的执念、吴飞飞在家庭秘密与现实责任之间的矛盾心理，剧集试图探讨并揭示人性阴暗面和复杂情感关系。双线并行的设定的确使悬疑与人物内心和情感世界紧密相连，促使观众在关注事件发展的同时思考人物的动机与心理体验。不过，这种设计也带来一个问题：当叙事多线并置且情节碎片化时，人物的情感线索和心理铺垫未能在剧集前期形成连续的情绪积累，使得一些观众在观看过程中难以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相比之下，《剥茧》的叙事结构既采用了高密度案件推进，也在主线中早早埋设了情感与意义核心，从而形成一种并行的悬疑体验。一方面，全剧通过蛛网尸巢、洛丽塔杀人事件、人体拼图、致命保单、消失的油画、原罪六大独立奇案构建起一个个快节奏的叙事段落，每隔两三集便出现新的案件推进与逻辑反转，密集的案件设计在短期内极大地提升了观众的节奏感与好奇心，但也使得每个案件内部的人物关系与情感动机难以充分展开。另一方面，作品以法医齐思哲对女友俞菲车祸真相的追寻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线索，将人物情感与主线悬案——所谓的“原钻”毒品案联系起来，使得角色的个人执念与案件叙事相互渗透。尽管密集的短期案件可能压缩了局部情感铺垫，但齐思哲与核心悬案之间的情感关联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当下悬疑剧中，悬念仍在持续生成，但其情感承载能力正在削弱。角色未能将悬念有效转化为人物命运与心理体验，使悬疑停留在结构与信息层面，而难以形成持续的情感张力。观众虽能参与逻辑推演，却难以真正进入人物处境，这种情感力的流失，使作品即便具备完成度与可看性，也难以在观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生产固化：工业逻辑放大的类型疲劳

在工业化的生产逻辑下，悬疑剧的模式化不仅体现在叙事机制的重复，还体现在对视觉风格、场景选择、演员构成和叙事模板的标准执行上，使得悬疑的类型信号在剧集未播出前就被观众快速识别，从而削弱悬念本身的先发吸引力。

就演员配置而言，三部剧采用了不同的策略：《罚罪2》的选角保证了演员与角色的高度贴合，黄景瑜硬汉刑警与王传君幕后黑手的形象，在其以往的作品中已经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本上符合观众对《罚罪2》角色的荧屏想象；《人之初》的选角关注演员的演技以及表演的可塑造性，因此两位主演张若昀与马思纯也都是在演技上受到观众认可的“可以扛剧”的演员，均出演过广受好评的具有深度的作品；《剥茧》则大胆启用青年演员，其带来的即刻关注度被视为一种剧集上线前期的风险规避策略。

不同的演员配置其实共同指向的是创作团队在工业化生产的逻辑下出于市场考量的结果。然而对于观众而言，不管出于何种选角策略，观众能够通过演员阵容形成对角色类型和叙事框架的初步预判，在未观看完整剧集之前，仅凭故事梗概、演员表、人物设定便能基本“猜测”出剧集类型与可能的叙事走向——比如法医与警官联手破解案件（《破茧》）、双线时间叠加推动主线悬案（《人之初》）等。

这种标准化生产同样体现在场景的重复上。《剥茧》中云南昆钢等充满工业废墟感的现代景观被多次重复用于强调压抑氛围，这类场景设定在视觉上虽符合悬疑类型的阴郁调性，但经常出现在宣发预告及视觉照中，使得观众在未进入剧情时便已感知类型信息，从而降低了观看时对“未知”的感受强度。

因此，在生产层面，视觉风格、空间选择、演员配置、叙事节奏与职业设定共同组成的类型标签成为行业默认的工业化标准，类型特征被反复强化。虽然短期内能保证作品在制作层面的合格性，却也在无形之中加速观众对悬疑语境的理解，使观众在“未看剧”阶段就失去了对悬念真正体验的好奇心。结果是当故事真正展开时，悬疑作为认知与情感体验的吸引力已大幅削弱，观众的持续关注度因类型预判而提前消耗，从而形成了当前国产悬疑剧普遍面临的审美疲劳现象。

创作者对悬念技巧设置的强调，忽视了观众日益升级的审美期待。随着观看经验的积累，观众对悬疑剧的需求已从单一的解谜刺激，转向对人物、情感与现实指向的综合期待。当工业化生产逻辑无法同步回应这种审美升级时，类型吸引力的下降便成为悬疑类型面临的困境。观众的“退出”并不是退出悬疑类型本身，而是对悬疑剧重复叙事策略的规避，悬疑仅作为维持叙事运转的存在，难以持续生成新的经验与意义，其吸引力的衰减便不可避免。只有当类型机制从结构目标重新回归叙事手段，悬疑剧才可能在成熟阶段重新获得生长空间。

（作者李斌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