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军来源于平江起义，有人提出从军部来看，其实来源于起义部队

1947年4月，齐齐哈尔东野前线指挥所灯火通明。地图被铺在长桌上，一纵、三纵、五纵的番号并列。有人突然问了一句：“咱们这支38军，根子到底在哪？”话音不大，却让屋里安静了片刻。这个问题看似简单，沿着时间线往回追，却会发现三条分岔的小路，一条伸向湖南平江，一条通往八路军344旅685团，还有一条，则要从1930年代的东北军57军111师说起。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湖南平江。1928年7月22日，平江起义打响，贺龙、周逸群等人带出的那支红二团在长征后并入红一军团二师。抗战爆发时，二师改编为115师343旅686团，再到解放战争初期变成38军112师334团。这条脉络清晰，也最为人熟知，因此总有人把38军直接贴上“平江起义正统”的标签。

有意思的是，另一条线同样人丁兴旺。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红三军团并入红一军团，队伍改编为红四师，也就是后来的八路军344旅685团。1940年南泥湾大生产时期，这个团蔬菜种得最好，作战也打得最猛。1945年进东北后，685团扩编为山东解放军一师三旅七团，解放战争初期归入38军111师331团。若只看番号承袭，685团似乎更像38军的“嫡长子”。

然而，第三条路的故事往往被忽略，却极富戏剧性。它起点在奉天北大营。1925年春，19岁的万毅穿上东北军军士教导队的灰呢军服，成为张学良手下的一名步兵科学员。五年后，万毅以全校第一的成绩从东北讲武堂毕业，获得张学良亲授的怀表和指挥刀，一跃成为东北军里最年轻的团长之一。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万毅已是57军109师627团中校团长。红军在他眼里不再是宣传画里的“土匪”，而是一支有信仰、有纪律的队伍。张学良去南京送蒋介石后，东北军群龙无首。万毅公开批评“重情义、失大义”，结果被57军军长缪澄流关了禁闭。七七事变爆发，禁闭室锁链还没锈完，万毅已重新回到战位，顶着上校肩章指挥672团在江苏海州浴血阻击。

1940年秋，缪澄流暗地与日军议定“互不侵犯”。57军内部怒火四起，111师师长常恩多和万毅趁“九·二二”夜色发动锄奸运动，驱逐投敌分子。蒋介石却趁机撤销57军番号，万毅被捕，罪名离奇，证据皆无。1942年2月，他被判死刑。胶东雨夜，万毅撬开铁栅，揣着一张手绘路线图逃出生天，用半个月穿越封锁线，赶回111师。

1942年8月8日拂晓，常恩多率111师全师一万三千余人越过日伪封锁沟，进入山东八路军根据地，史称“111师起义”。常恩多病重次日逝世，年仅四十七岁。罗荣桓在追悼会上评价：“此师若善加整编，可作华东柱石。”同年12月，万毅被推为新111师师长，他开始用八路军的建制、纪律和政治工作方法重塑这支带着东北军血脉的队伍。

1944年10月20日，新111师整编为滨海支队。抗战胜利后，滨海支队改称“东北挺进军”，14000人北上入关，在四平街、黑山、尖宝山接连鏖战。1946年夏，东北民主联军把山东一师、山东二师与挺进军合并，成立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按行政顺序，这正是一纵军部的创立节点，因此有人认定：38军如果追本朔源，真正“源头水”就是111师起义。

战争形势瞬息万变。1947年初，东北野战军考虑精简指挥链，让更善于合成作战的李天佑接替一纵司令，万毅改任哈尔滨卫戍司令。消息传来，他面色沉了很久，最终仅说一句：“服从决定，但愿留在一线。”总部体谅其心情，同意他留任一纵政委，并交代一句：“主抓作战，别管文牍。”从那年秋天的秋林包，到次年的辽沈战役，万毅的幕僚习惯逐渐被练成硬朗的野战指挥风格。1948年3月，他调任新组建的五纵司令员，再次奔赴主攻方向。

1949年2月，一纸电报把万毅叫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第一次见面，毛主席笑问：“百家姓里，姓万的不多，你可有研究？”一句半开玩笑的话，使多年征战的老兵立刻放松。用餐时，主席又说：“万毅同志，你这算不算‘张作霖的余孽’？”万毅憨笑：“主席，若论血缘，我可沾不上；若论立场，打回东北却算兑现了志愿。”

新中国成立后，38军被誉为“万岁军”，亦被称作“平江虎”或“关东辽马”，三个称号对应三条血脉。细看番号沿革，112师331团可追到平江起义，112师334团源自八路军685团，而38军军部与111师起义渊源最深。若真要给这支部队盖一个章，只能写“多源合流”。正是这种复合基因，让38军在华东、东北乃至朝鲜战场都能快速适应。

试想一下，一支部队同时拥有湘东北的悍勇、冀鲁皖的老练与辽沈子弟的耿直，再加上解放区整编后的现代指挥体系，它会呈现什么面貌？答案写在38军战史里：孟良崮封喉、锦州破门、开城侧袭，每一次割裂敌军的关键动作，都与它有关。

因此，“起义军”还是“红军嫡系”，其实已不重要。重要的是，38军把不同出身的官兵凝成了一个整齐的战斗共同体。番号可以改，番号背后的精神却被一场场硬仗锻进了骨子里。打完辽沈，它成了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铁柱子”；入朝后，又以三天夜行一百三十公里的行军速度写下新的记录。若追问这一切从何而来，不妨记住齐齐哈尔灯火下的那句提问——回答从来不止一条，正因为不止一条，才显得格外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