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何时起,高校的各类考核方案层出不穷,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些考核的初衷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切实提升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是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为了增强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如果是这个初衷的话,那不少高校肯定实现不了。当下不少考核机制,早已背离了育人与治学的初心,沦为部分领导堆砌政绩、谋求晋升的工具,控制普通教师的一种手段罢了。
听一位退休朋友说过,高校尚未被聘期考核、年度 KPI 等条条框框束缚时,校园里的氛围全然不同。
同事之间并非冰冷的竞争关系,而是透着一股守望相助的温情。就拿监考这件小事来说,只要学院发出通知说某个考场缺人,总会有老师主动站出来顶替,不求额外报酬,只想着帮学院分忧。
那时,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青年教师,对学院、对学校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以身为这方学术沃土的一员为荣。
然而,当聘期考核、学术 KPI 等制度强势推行后,一切都变了味。曾经的归属感与荣誉感荡然无存,普通教师仿佛成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不过生产的产品不是零件,而是论文、专利、项目经费和一顶顶光鲜的 “帽子”。
考核的指挥棒一旦挥舞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严苛的奖惩规则。聘期任务就像一道冰冷的红线,一旦触碰,最轻的处罚便是降岗降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那些印在文件上的条款,字字句句都透着不近人情的冷漠。
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所有教师的首要目标都变成了 “活下去”。先完成考核任务保住岗位与薪资,再谈所谓的学术理想与长远发展。
可当生存都成了难题,何谈发展?为了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考核指标,有能力的教师不得不转向 “短平快” 的研究方向。
那些需要长期投入、潜心钻研的基础学科,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却难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领域,渐渐被冷落。而对于能力稍弱的教师而言,为了避免考核不合格的下场,学术不端、成果造假的念头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更何况,造假行为往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被发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便东窗事发,惩罚力度也往往与其造成的危害不匹配,某些学术大佬的图片误用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不可否认,聘期考核确实带来了一些表面上的繁荣。—各高校的论文数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学术 KPI 一路飘红。
但这种繁荣的背后,是领导的政绩斐然、仕途顺遂,而那些为这些 KPI 日夜操劳的普通科研工作者,却并未从中受益。相反,他们的绩效工资不升反降,全年收入逐年缩水,成了这场政绩游戏中默默付出的 科研民工。
更令人忧心的是,考核任务还在不断加码,指标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苛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学术造假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毕竟,科研工作者也是高学历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脸面与自尊。可当考核的压力压垮了底线,为了保住那点微不足道的尊严,为了在岗位上立足,一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选择造假这条路。
而那些已经手握 “帽子”、身居高位的学术大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谋求更多资源,又何尝不会在成果上动些手脚?
当考核异化为束缚学术发展的枷锁,当科研变成一场只为应付指标的表演,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学术生态,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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