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高校的聘期考核实现不了初衷，反而催生成果造假？

不知从何时起，高校的各类考核方案层出不穷，我们不禁要追问：这些考核的初衷究竟是什么？

是为了切实提升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是为了更好地培养高素质人才，还是为了增强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如果是这个初衷的话，那不少高校肯定实现不了。当下不少考核机制，早已背离了育人与治学的初心，沦为部分领导堆砌政绩、谋求晋升的工具，控制普通教师的一种手段罢了。

听一位退休朋友说过，高校尚未被聘期考核、年度 KPI 等条条框框束缚时，校园里的氛围全然不同。

同事之间并非冰冷的竞争关系，而是透着一股守望相助的温情。就拿监考这件小事来说，只要学院发出通知说某个考场缺人，总会有老师主动站出来顶替，不求额外报酬，只想着帮学院分忧。

那时，无论是资深教授还是青年教师，对学院、对学校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大家以身为这方学术沃土的一员为荣。

然而，当聘期考核、学术 KPI 等制度强势推行后，一切都变了味。曾经的归属感与荣誉感荡然无存，普通教师仿佛成了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只不过生产的产品不是零件，而是论文、专利、项目经费和一顶顶光鲜的 “帽子”。

考核的指挥棒一旦挥舞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严苛的奖惩规则。聘期任务就像一道冰冷的红线，一旦触碰，最轻的处罚便是降岗降薪，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那些印在文件上的条款，字字句句都透着不近人情的冷漠。

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所有教师的首要目标都变成了 “活下去”。先完成考核任务保住岗位与薪资，再谈所谓的学术理想与长远发展。

可当生存都成了难题，何谈发展？为了在规定期限内达到考核指标，有能力的教师不得不转向 “短平快” 的研究方向。

那些需要长期投入、潜心钻研的基础学科，那些关乎国计民生却难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领域，渐渐被冷落。而对于能力稍弱的教师而言，为了避免考核不合格的下场，学术不端、成果造假的念头便有了滋生的土壤。

更何况，造假行为往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被发现的概率微乎其微；即便东窗事发，惩罚力度也往往与其造成的危害不匹配，某些学术大佬的图片误用事件，便是最好的例证。

不可否认，聘期考核确实带来了一些表面上的繁荣。—各高校的论文数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呈现出井喷式增长，学术 KPI 一路飘红。

但这种繁荣的背后，是领导的政绩斐然、仕途顺遂，而那些为这些 KPI 日夜操劳的普通科研工作者，却并未从中受益。相反，他们的绩效工资不升反降，全年收入逐年缩水，成了这场政绩游戏中默默付出的 科研民工。

更令人忧心的是，考核任务还在不断加码，指标越来越高，要求越来越苛刻。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学术造假现象只会愈演愈烈。

毕竟，科研工作者也是高学历群体，他们也有自己的脸面与自尊。可当考核的压力压垮了底线，为了保住那点微不足道的尊严，为了在岗位上立足，一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选择造假这条路。

而那些已经手握 “帽子”、身居高位的学术大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谋求更多资源，又何尝不会在成果上动些手脚？

当考核异化为束缚学术发展的枷锁，当科研变成一场只为应付指标的表演，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学术生态，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