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古钱卖千万？“高昌吉利”的秘密：丝绸之路最牛文明混血儿

2023年某场拍卖会上，一枚不起眼的铜质古钱拍出了1200万的天价。

这枚钱直径不到3厘米，厚度却近半厘米，正面刻着四个古朴的隶书大字——“高昌吉利”。没有金银的奢华，没有复杂的纹饰，为何能成为古钱币市场的“顶流”？

答案藏在它的身世里：它诞生于隋末唐初的西域绿洲，是汉人建立的高昌国最后的货币印记；它用中原的方孔圆钱形制，刻着汉字，却暗合西域的王权密码；它穿越千年风沙，成为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融最直观的“活化石”。

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枚古钱的纹路，走进那个夹在大唐与突厥之间的绿洲王国，解锁它背后的文明密码与生存智慧。

一、悬念破冰：为什么说它是“最神秘的丝路古钱”？

在古钱币收藏圈，“高昌吉利”是绝对的“传说级”存在。

它有多神秘？直到20世纪70年代，学界还在为它的“出生年份”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它是元代的钱币，有人说它出自五代十国，甚至还有人认为是西域小国随意铸造的“花钱”。

它有多稀有？目前全球已知的存世量不足50枚，比战国时期的“三孔布”还要罕见，每一枚都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禁止出境展览。

更特别的是，它身上藏着太多“矛盾点”：明明是西域国家铸造，却全程采用中原制式；刻的是标准汉字，解读却可能指向突厥语；看似是流通货币，却几乎没有流通磨损的痕迹。

这枚充满“反差感”的古钱，到底来自何方？又为何会成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结晶”？故事要从它的“出生地”——麴氏高昌国说起。

二、身世溯源：汉人在西域建的“微型中原”，为何铸钱？

在今天新疆吐鲁番的火焰山脚下，藏着一座千年古城遗址——高昌故城。这里，就是麴氏高昌国的都城。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深处西域的王国，其实是个“汉人政权”。

1. 一个“扎根西域的汉人王国”

麴氏高昌国（公元499-640年）的国民，大多是汉魏以来屯戍西域的汉人后裔。当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后，就在吐鲁番地区设立了屯田据点，大批汉人将士、百姓迁徙至此，世代繁衍。

到了公元499年，来自甘肃榆中的麴氏家族夺取了高昌的统治权，建立了麴氏高昌国。虽然身处突厥、吐蕃等游牧民族的包围中，但这个王国始终保持着浓厚的汉文化根基——官方文书用汉字，行政制度照搬中原，就连风俗礼仪都和华夏大地几乎一致。《周书》中记载，高昌国“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堪称一座“扎根西域的微型中原”。

而高昌国的地理位置，更是决定了它的命运——它处在丝绸之路的核心要道，是中原与中亚、欧洲贸易往来的“咽喉”。往来的商队在这里休整、交易，中原的丝绸、茶叶，西域的珠宝、香料，都要经过这里中转。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高昌国一度十分富庶。但也正因为如此，它成了周边强权争夺的目标——一边是日益强盛的大唐王朝，一边是雄踞北方的西突厥，高昌国夹在中间，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高昌吉利”钱，就诞生在这个“夹缝求生”的特殊时代。

2. 考古铁证：锁定它的“出生年份”

关于“高昌吉利”的铸造年代，学界争论了上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重大考古发现，才终于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第一次发现是在1970年的西安何家村。当时考古工作者在一座唐代窖藏中，发现了一枚“高昌吉利”钱，和它一同出土的，还有大量唐代金银器、玉器以及开元通宝铜钱。根据史料记载，这座窖藏的年代不晚于公元756年（安史之乱爆发初期），这说明“高昌吉利”的铸造年代肯定早于唐代中期。

但真正的“决定性证据”，来自1973年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在编号为519号的唐墓中，考古人员在墓主人身边发现了一枚“高昌吉利”钱，而墓中同时出土了一块唐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的墓志。

这就彻底锁定了“高昌吉利”的铸造时间——必须在贞观十六年之前。而麴氏高昌国在公元640年就被唐太宗派军平定，纳入了大唐的版图。所以，“高昌吉利”钱，其实是麴氏高昌国灭亡前夕铸造的“最后一批钱币”。

3. 铸钱动因：是庆祝联姻，还是彰显王权？

在灭亡前夕仓促铸钱，高昌王的目的是什么？学界目前有两种主流观点，都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第一种观点是“纪念联姻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高昌王麴文泰亲自率领使团前往长安朝见唐太宗。这次朝见的规格极高，唐太宗不仅热情款待了麴文泰，还将宗室女李氏册封为“常乐公主”，嫁给了麴文泰的儿子麴智盛。

对于高昌国来说，能和大唐联姻，无疑是提升自身地位的“大喜事”。有学者认为，麴文泰为了纪念这次重要的政治联姻，特意铸造了“高昌吉利”钱，“吉利”二字就是汉语中的吉祥祝福，寓意两国友好、国运昌盛。

第二种观点是“王权宣示说”。当时高昌国不仅要讨好大唐，还要受制于西突厥。西突厥可汗为了拉拢高昌国，曾册封麴文泰为“颉利发”（突厥语中“首领”的意思）。有研究指出，“吉利”其实是突厥语“王”（ilik）的音译，“高昌吉利”的真实含义是“高昌王”。

麴文泰铸造这枚钱，其实是为了向国内和周边势力宣示自己的王权——既得到了大唐的认可，又拥有西突厥册封的头衔。在两大强权之间，用这样一枚融合了汉文化与突厥文化的钱币，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合法性，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极高明的政治智慧。

无论哪种说法成立，都能说明：“高昌吉利”钱从诞生之初，就带着“文明交融”与“政治博弈”的双重印记。

三、形制解码：汉风为体，西域为用，每一处细节都是文化密码

如果把“高昌吉利”钱拿在手里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它的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东西方交融”的故事。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汉风为体，西域为用”——骨架是中原的，血肉是西域的。

1. 形制：圆形方孔，刻着中原的宇宙观

“高昌吉利”最直观的特征，就是采用了中原自秦朝以来就确立的“圆形方孔”制式。这种形制不是偶然选择，而是中原文化中“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圆形的钱面代表天空，方形的钱孔代表大地，钱币的铸造，暗含着“君权神授、顺应天地”的理念。

要知道，当时西域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是无孔的圆形铜币，或者是金银饼、银币。高昌国放弃了周边的货币形制，主动采用中原的方孔圆钱，这背后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与追随，也是向大唐示好的一种信号。

2. 体量：厚重古朴，透着西域的豪迈气

虽然形制学中原，但“高昌吉利”的“身材”却充满了西域特色——它太厚重了。

根据考古测量数据，“高昌吉利”钱的直径大约在26-27毫米，和同时期唐代的开元通宝差不多。但它的厚度却达到了4-6毫米，重量更是在7.1克到14.26克之间（常见的约12克）。

而唐代的开元通宝，厚度一般只有1-2毫米，重量也才3-4克。对比之下，“高昌吉利”就像一个“壮汉”，透着西域民族的豪迈与粗犷。这种厚重的形制，不仅让钱币更耐磨，也可能和西域地区的铸造工艺、审美偏好有关。

3. 钱文：汉隶书法，藏着文化的融合

“高昌吉利”钱的正面，刻着四个标准的汉文隶书大字，采用“旋读”的方式——从上到下，再顺时针读，正好是“高昌吉利”。

这些文字的书法风格很有特点：结构方正，笔画刚健质朴，既有中原隶书的端庄大气，又带着一丝西域书风的雄浑力道。比如“昌”字的撇捺，舒展有力；“吉”字的横画，厚重沉稳。这种书法风格，正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在文字上融合的体现。

要知道，当时西域很多国家都没有自己的文字，或者使用梵文、突厥文。高昌国不仅用汉字铸钱，还把汉字书法写得如此规整，足以说明汉文化在高昌国的深厚根基。

4. 工艺：精整规范，彰显高超铸造水平

除了形制和钱文，“高昌吉利”的铸造工艺也让人惊叹。它的内外边缘都非常清晰，钱面的地章（文字之间的空白部分）平整光滑，没有多余的毛刺和砂眼。

要知道，在古代西域，铸造工艺普遍比中原落后。但“高昌吉利”的铸造水平，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原钱币。这一方面说明高昌国吸收了中原的铸造技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昌国自身的手工业实力——能铸造出如此精美的钱币，绝非一般小国所能做到。

四、文化内涵：方寸之间，藏着丝绸之路的文明密码

一枚小小的“高昌吉利”钱，方寸之间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货币，更是当时社会政治、文化、信仰的集中体现，是解读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钥匙”。

1. 国号与吉语的融合：汉字形+突厥语意？

“高昌吉利”四个字，看似简单，却藏着“双重文化密码”。

“高昌”二字，直接点明了铸造这枚钱币的政权，是高昌国的“国号”。在钱币上刻国号，是中原王朝的传统——比如汉代的“五铢”钱虽然没刻国号，但唐代的“开元通宝”、宋代的“宋元通宝”，都暗含着王朝的印记。高昌国在钱币上刻“高昌”，其实是一种主权宣示：我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拥有自己的货币体系。

而“吉利”二字的解读，更是争议的焦点，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从汉语角度看，“吉利”就是吉祥如意的意思，是典型的吉语。在钱币上刻吉语，也是中原的传统——比如汉代的“长命百岁”钱、唐代的“千秋万岁”钱，都是用来祈福的。

但有学者提出了更有深度的解读：“吉利”其实是古突厥语“王”（ilik）的音译。突厥语中的“ilik”，汉译过来就是“颉利发”，是突厥对首领的称呼。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高昌吉利”的意思就是“高昌王”，这枚钱就是高昌王的“王权象征币”。

用汉字的形式，表达突厥语的含义——这种“形汉意胡”的组合，堪称文明交融的神来之笔。它既满足了高昌国对汉文化的认同，又兼顾了与西突厥的政治关系，完美地平衡了两大文明的影响。

2. 制度与信仰的见证：继承中原，保留本土

“高昌吉利”钱的形制，是对中原货币制度的主动继承。

自秦朝统一货币以来，圆形方孔钱就成了中原王朝的“标准货币”，这种货币制度不仅方便携带和使用，更蕴含着“大一统”的政治理念。高昌国采用圆形方孔形制铸钱，说明中原的货币文化已经深入西域，成为西域地方政权认同的“主流文化”之一。

但同时，这枚钱又保留了高昌国自身的信仰与习俗。

考古发现，“高昌吉利”钱大多出土于墓葬中，而且很多都被放在死者的眼部（称为“瞑目钱”），或者垫在死者身下。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的“高昌吉利”钱，几乎都没有流通磨损的痕迹——这说明它可能不是用来日常交易的流通货币。

结合史料记载，高昌国的日常交易主要使用银币（来自中亚的“萨珊银币”）。因此，学者推测，“高昌吉利”钱可能是专门用于丧葬的“冥币”，或者是用于赏赐、纪念的“礼钱”。

这种“继承中原制度，保留本土习俗”的特点，正是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核心——不是一方取代另一方，而是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

五、发现历程：从流散海外到学术定论，它的“成名史”也是学术进步史

“高昌吉利”钱的发现与研究历程，就像一部浓缩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从最初的被忽视、流散海外，到后来的考古实证、学术定论，每一步都充满了曲折。

1. 早期流传：从西域到内地，藏家眼中的“稀世珍品”

“高昌吉利”钱最早被发现，大概是在清代乾隆时期。当时有官员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任职，偶然发现了这种奇特的古钱，就把它带回了内地。但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学界对高昌国的历史了解不多，没人能确定这枚钱的来历。

到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列强的探险家纷纷涌入中国西域。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橘瑞超等，都在吐鲁番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探险”（其实是掠夺），大量的高昌国文物被他们带回了国外，其中就包括部分“高昌吉利”钱。

这些流散海外的“高昌吉利”钱，成了国外博物馆的藏品，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而在国内，民国时期的钱币学家丁福保，在他的著作《古钱大辞典》中收录了“高昌吉利”钱的拓片，并标注为“稀世珍品”。当时一枚“高昌吉利”钱的价格，已经高达数十银元——要知道，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才几块银元，足以见得它的珍贵。

2. 学术争议：百年论战，到底是哪个朝代的钱？

由于缺乏明确的考古证据，民国时期的学者对“高昌吉利”钱的年代判断，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有人认为它是元代的钱币——因为元代有很多西域政权铸造的汉字钱币，而且“吉利”二字也符合元代的吉语习惯。有人认为它是五代十国时期的钱币——因为当时中原战乱，西域政权趁机独立，可能会铸造自己的货币。还有人认为它是唐代的“花钱”——不是正式流通货币，只是用来祈福的纪念品。

这场论战持续了近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考古发现，才终于画上了句号。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西安何家村窖藏和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的出土文物，以无可辩驳的证据，将“高昌吉利”钱的铸造年代锁定在了隋末唐初的麴氏高昌国时期。

3. 分布轨迹：跟着古钱，重走丝绸之路

“高昌吉利”钱的出土地点，也为我们还原丝绸之路的贸易路线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已知的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三个区域：一是新疆吐鲁番地区（高昌故城、阿斯塔那古墓群、巴达木墓地），这里是高昌国的核心区域，也是古钱的“出生地”；二是新疆库车地区，这里是丝绸之路北道的重要节点，是商队往来的必经之路；三是陕西西安地区，这里是大唐的都城，是中原与西域贸易的终点。

这条出土地点的轨迹，正好和丝绸之路北道的走向高度重合。这说明，“高昌吉利”钱虽然可能不是流通货币，但它随着商队和使者，从西域传到了中原，成了丝绸之路贸易与文化交往的“见证者”。

六、价值解读：存世极稀，为何它能成为“丝路文明的活化石”？

如今，“高昌吉利”钱已经成为古钱币收藏界的“顶流”，一枚品相完好的“高昌吉利”钱，市场价轻松突破千万。但它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稀有”，更在于它承载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1. 历史价值：见证一个王国的最后时光

“高昌吉利”钱是麴氏高昌国存世的重要实物标志之一。它铸造于高昌国灭亡前夕（公元640年之前），见证了这个夹在大唐与突厥之间的绿洲王国的最后挣扎与努力。

通过这枚钱，我们可以还原当时的政治局势：高昌国如何在两大强权之间周旋，如何通过文化融合来强化自身的统治合法性。它就像一枚“时间胶囊”，把隋末唐初西域的政治风云，封存在了方寸之间。

2. 文化价值：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绝佳物证

如果要选一件最能代表丝绸之路文明交融的文物，“高昌吉利”钱绝对是有力的竞争者。

它的身上，处处都是文明融合的痕迹：形制是中原的圆形方孔，工艺是西域的厚重粗犷；文字是汉人的隶书，含义可能是突厥语的“王”；用途既继承了中原的吉语传统，又保留了西域的丧葬习俗。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正是丝绸之路的核心精神。它证明了，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不同文明在这里碰撞、借鉴、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3. 货币史价值：填补西域货币史的空白

“高昌吉利”钱是西域地区最早、最精美且完全采用汉字的地方铸币之一。在它之前，西域地区的货币大多受中亚、印度文化影响；在它之后，西域纳入大唐版图，使用的是大唐的开元通宝。

它的出现，填补了西域货币史的空白，证明了中原货币文化已经深入西域，对研究中国古代货币体系的辐射范围、影响力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它也反映了西域地方政权的铸造工艺水平，是西域手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

结语：一枚古钱，一部丝路交融史

当我们凝视这枚“高昌吉利”钱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枚古老的铜片，更是一段鲜活的历史，一种深刻的文明智慧。

它诞生于丝绸之路的黄金时代，凝聚了一个绿洲王国在强权夹缝中求生的政治智慧；它用中原的形制与文字，包裹着西域的工艺与诉求，默默诉说着“汉胡交融”的宏大主题；它穿越千年风沙，从西域的绿洲走到中原的都城，最终成为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活化石”。

如今，这枚古钱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向每一位参观者讲述着丝绸之路的传奇。而它所承载的“多元融合、相互借鉴”的文明精神，依然在今天闪耀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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