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还在唐山视察的陈锡联接到华国锋电话：火速回京商量事情

1976年10月4日清晨，唐山郊外一片废墟间仍弥漫着尘土。距离“7·28”特大地震已过去两个月，余震偶有回响，陈锡联正站在一块坍塌的厂房基座前，同工兵连官兵研究道路抢修方案。就在此时，一名警卫员急匆匆递上加密电报：“中央来电，请您立即回京。”电报末尾落款为华国锋。陈锡联抬腕看表，沉默数秒，随即调头奔向停在不远处的吉普车。

抵达唐山指挥部，他只做了两道简单指示：一是继续加固京山铁路桥墩，二是受灾群众口粮磷化仓库存量必须三天内补齐。留在现场的河北省军区参谋长回答得干脆：“保证完成任务。”陈锡联点头，上车南下，车队一路飞驰至天津子牙河畔，再换乘直升机返回北京玉泉山。

这一幕在军内流传很久。知情者议论，华国锋为何要陈锡联“火速回京”？答案要从当年2月说起。那时，毛泽东签批文件，因叶剑英静养，军委日常工作由陈锡联暂时主持。彼时全国五位元帅与五位大将平均年龄已近八旬，身体状况普遍欠佳，而陈锡联年方六十，相比之下精力更足，且在北京军区任司令员已有两年，对首都防务如数家珍。毛泽东的背书，让陈锡联成为军委大院里颇受注目的“中生代”核心。

主政并非易事。2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离世，哀乐声里政局暗潮汹涌。九月中旬，有外地部队突然加密请示进京演习，陈锡联当机立断拒绝，请示中央后将北京军区三个加强团调往山海关机动，“任何部队未经中央批准不得越关入京”成为明文禁令。此举被保留下来，后来讨论粉碎“四人帮”时，叶剑英一句“首都兵权稳得住”，说的就是这招。

10月6日凌晨一点，钓鱼台18号楼灯火通明。陈锡联推门而入，华国锋将一份“关于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四人帮’破坏活动”的预案递到桌上。时间紧迫，华国锋直陈要点：“行动越快越好。”陈锡联只回了一句：“军队听从中央。”八个字盖棺定论，随后拨通各大军区指挥电话，下达最高戒备令。口令极简，却掷地有声—— “无中央命令，连一排也不许动”。

凌晨三时，北京卫戍区进入一级战备；三时三十五分，中央警卫团配合公安部队封控玉泉山、木樨地几处要道；四时整，新华社准备的公告草稿完成，只待签发。几乎在同一刻，王洪文、张春桥等被分别控制。7日清晨，首都街头一切如常，新闻广播准点播发中央决定。事后，有人问到那夜情形，陈锡联笑着摇头：“就做了份本职工作。”话音平淡，却把紧张化于无形。

值得一提的是，四人帮被隔离的当晚，邓小平仍在301医院接受治疗。陈锡联提前部署坦克营隐蔽待命，确保医院方圆三公里内只许进不许出。多年后，一位参与警卫的连长回忆：“从未见过首都这么安静。”正是这种“静”，让多方潜在变量失去发酵空间。

粉碎“四人帮”后，军委恢复常态，叶剑英主持全局。陈锡联上书华国锋，提出退回副手位置。华国锋回复：“先维持现状，过渡期少不了你。”直到1978年春天，军委班子重新调整，陈锡联才把重担交给了更年轻的同事。卸任后，他仍保留国防工业领导小组成员身份，分管常规武器研发。恰逢改革试点，他以“炮兵出身”自谦，却力主引进数控车床、火控雷达，写了六份建议报告，均被采纳。

1980年秋，国家提倡老干部“让位不让志”，陈锡联率先递交辞呈，退出所有实职。很多人意外，他却轻描淡写：“打了一辈子仗，再占着位置就不合适了。”此后他住在海淀区一栋老式红砖楼里，日常不过读书、练字、探望战友。来访者偶尔问及当年10月那通电话，他仍只说一句：“中央需要，军人就得动。”

1998年5月，他接受驻港部队邀请，乘机俯瞰维多利亚港。当国旗升起，他只是微微抬手敬礼，然后转身去和年轻军官交谈。有人记录下那一刻，说他笑得像二十二岁夜袭阳明堡时一样舒展。

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医院病房中平静离世，享年82岁。整理遗物时，家属在书桌抽屉中发现了一叠泛黄作战笔记，上面只有一句醒目的红字：“军为国干，兵听党指。”八字如钟，恰与那年10月6日的回答遥相呼应，既是总结，也是铺垫——那场电话后的转折，正由此开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