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主张德治仁政，老子主张道治，仁义之道与“天道”有何异同？

儒道两家都强调社会秩序，司马迁说儒道两家表面互斥，实则互补

孔子‌强调“为政以德”，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所以他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他强调的是君王的“德治”。

孔子认为舜帝是德治的榜样：“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论语》的主流解读认为，儒家崇尚周代的礼治法度，因此，“无为而治”指的是“礼治”。

孟子‌提出“仁政”，并深化和拓展了“义”的内涵，将其作为“人之正路”，即符合道德准则的行为，与孔子的“仁”共同构成“人心”固有的“善端”，它既是内在的道德理性，也是外在的行为规范。

简言之，孔孟的“仁义礼”，是对夏商周伦理道德的哲学化概括和深化，强调以规范的礼仪教化，保持整个社会秩序的持续稳定。

其实道家的最终目的也在于个人和整个社会秩序的自然和谐，“道法自然”就是对包括社会秩序在内整个宇宙秩序的终极追求。应该说在社会稳定方面，道家和儒家有着共同用诉求。

正如司马迁所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他认为儒道两家表面互斥，实则互补。

为何会形成儒道“互绌”的局面

但是司马迁又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为何儒道互绌呢？比如《孟子》《荀子》批评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而《老子》《庄子》则批判仁义礼。

儒家的观点。同样是为了建立“好的”社会秩序，孟子强调“教化”的重要性：“后稷教民稼穑”，“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尧帝）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

圣人忙于教化，哪有时间躬耕，故“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强调“爱有差等”，批评道家“自然无为”的主张是“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批评道家杨朱学派和墨家兼爱的思想是“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荀子虽身为“稷下学宫（黄老之学）”的“三任祭酒”，但他对老庄的观点也不以为然，他批评说：“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伸”，庄子则“蔽于天而不知人”。

他认为老子强调柔弱，却忽视了刚强的一面，因为在等级社会中，贵者应统治贱者（伸），贱者应服从（诎）。若只讲柔弱不讲刚强，会导致贵贱不分。

荀子认为老庄强调自然性，却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应该“明于天人之分”，通过礼法制度进行强制规范，而非完全顺应自然。

道家的观点。老子要“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并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前识者（智），道之华而愚之首也”。

老子反对神圣化一切事物，反对“有为”，主张“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仁义礼乐都是人为造作的“忌讳”，保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绝弃”之。

在他的道论体系中，“道德仁义礼智”是由上而下，渐次滑落的施政行为，即使是上等的“仁治”虽然出于仁爱，却也是“为之”的，当每况愈下到了礼治之时，则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之日。

所以说“大道废有仁义”，“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庄子则把仁义礼乐视为“骈拇枝指”，认为用礼乐矫正，用仁义感化，都是“失其常然”违背了自然本性的伤害行为。

他认为仁义礼乐是为“窃国者”打造的遮羞布：“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

所以，儒道“互绌”是客观存在的，老庄批儒是因为他们认为儒家的“仁义”会扭曲人性、制造虚伪，直至引发社会动荡，庄子有个“盗墓吟诗”的比喻说：盗贼都懂用诗文掩饰贪婪，何况那些标榜仁义的儒生？

所以，儒家用“仁义”绑架人性，就像给马牛穿鼻套，是“以己养鸟”“以人灭天”，通过强行灌输与胁迫，改变自然本性。

儒道互黜的根子在于各自主张的“道”不同

儒家之道。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政治主张与学术见解不同，就会分道扬镳，比如求学于儒门的墨子、李斯、韩非、张仓等，先后背离儒家，跟儒家唱反调。

孔子终生追求大道，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他的政治理想，也是他的悲叹，他强调的“道”是仁义之道，是周公制礼作乐之道，是为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伦理道德规范。

先秦儒家不讨论天道，子贡说夫子罕言性与天道，汉儒曲解说孔子有教无类，只有天分高的才得闻天道，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子贡在“言语”科中排名第一，以雄辩和外交能力著称，又是孔门传道的强大财力支撑，位列“孔门十哲”，在担任鲁、卫两国相国时，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孔子去世后，其声望愈高，是早期造圣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而《论语》涉及天道时，一笔带过，比如“五十而知天命”，无论作何解释，都不离“天意”。

孟子突破“不言天道”的传统，构建了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天道观。董仲舒则以“天人感应”为核心，将自然法则与伦理秩序融为一体，为君主提供“君权天授”依据，汉代的“天道”愈加神格化。

理学家的天道观愈益丰富系统，它以儒家为基础，融合道家、佛家思想，构建了以“理”为核心的宇宙论——道德神学。

荀子与上述大儒不同，他否定天有意志，反对“天命”说，认为“天”是自然天（“天行有常”），与道家“道法自然”思想一致。但他肯定“人为”（如礼义）的积极意义。

道家之道。老子之道超越人伦，“与物反矣”，是自然之道即“天（自然）之道”，是“有物混成”之道——是混然而能“生成”万物之“道”，它是“独立而不改”的恒存不易之道，人没法干涉和影响它。

但它对万物没有强制性、主宰性，它“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能为”，它顺遂万物，随方就圆，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

它不对任何一物有所作为，但并不意味着荀子所说的“见于诎，无见于伸”，而是能屈能伸，对于破坏整体秩序的行为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是“不战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对于作奸犯科的“为奇者”，“吾将得而杀之”，以保证整体秩序的自然和谐健康发展。

此道“不仁”：“不可得而亲，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不可得而贱”，不倾向于某个阶层或集团，也不因“不善人”而放弃。

正因为此道“顺物自然”，没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因此万物（百姓）才能自由发展和自主创造，各得其所，实现“无不为”。

一个是自然之道，一个是人为之道，这大概也属于孔子“道不同不相与谋”的范围吧？然而孔老时期，尚不像战国时期那么明显对立，比如《孔子家语》说：“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

这说明孔老时期，孔子乐于接受老子之言的，并且在接受老子之言后曰“敬奉教”，“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这说明孔子是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落实到实处的，即使在西汉时期，孔子的后裔、大儒孔安国就为《孔子家语》作“家语后序”。

辟老的朱熹也说：“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

这说明，在儒家内部，也是认可孔子问礼于老子这件事的。

只是，他们承认他们承认的，“批”的是他们认为该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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