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晓燕 赵鹤｜投资于技能：再工业化背景下技能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和体系再造

编者按：学习好贯彻好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谋划好、推进好“十五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奋力谱写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是当前教育系统的重大政治任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精锐科研力量，在媒体平台广泛开展阐释研究，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向积厚成势、系统跃升。现摘取部分优秀成果，陆续推出，以飨读者。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化加速推进和服务经济兴起，许多发达经济体的工业资本开始向服务业或者其他国家转移，逐步将制造环节外包至新兴市场国家，借由“去工业化”浪潮，实现了“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然而，制造业的持续外流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严重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空心化，最终诱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欧美国家开始反思危机前的“去工业化”进程，“制造业是否仍然重要？”成为全球舆论与政策讨论的焦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先后出台再工业化或新型工业化战略，以期通过制造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从而推动新一轮“再工业化”浪潮兴起。

学界对“再工业化”的研究也迅速升温。《韦伯斯特词典》将“再工业化”界定为“一种通过政府扶持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尤其侧重于对旧工业部门的振兴和现代化，并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现有研究普遍将再工业化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中后期侧重解决老工业区改造问题；20世纪80年代面对日美制造业竞争格局的逆转，美国里根政府提出恢复制造业地位的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以重建实体经济为目标的新一轮战略转型阶段。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大国博弈与地缘对抗升级，国际战略格局加速演变，新冠疫情造成的生产受限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等多重因素叠加，加速了全球经济再工业化进程。以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成为竞争的核心，各国更加强调产业的自主、安全、可控，通过制定和实施更加积极的再工业化或产业升级政策，增强产业韧性，抢夺世界制造业高地。我国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12项战略任务，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被列为首要任务，凸显国家以实体经济为根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导向。本研究所讨论的再工业化主要聚焦于这一阶段，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广泛推行、以政策干预引导制造业回归与升级的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

技能人才是再工业化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中，各国普遍遭遇技能人才瓶颈：制造业技能人才短缺，更突出的是结构性错配。已有研究发现，一些国家中，中学阶段职业教育的衰退以及社区大学“升学导向”，削弱了服务本地产业技能人才的培养，造成供给侧数量减少。结构性错配主要源于技术的快速更迭，数字化、智能化加速渗透传统工业体系，产业对复合型技能的需求跃升，既有的培养体系更新滞后，使得人才的结构与质量偏离产业需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指出，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如生产补贴、关税）虽能在短期内拉动国内产能，但其长期成效取决于起点的技术差距与技能“干中学”的效率。因此，破解瓶颈的关键在于面向产业变革重塑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打造高质量的技能人才队伍。在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的时代背景下，系统研究再工业化战略的使命、特征，技能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破解矛盾的前瞻性探索，对于优化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设计、科学布局培养体系具有现实的参考意义。

二、新一轮再工业化对技能人才的新需求

全球新一轮再工业化战略布局下，筑牢产业安全根基是基本前提，旨在实现关键领域的自主可控；技术创新作为核心驱动力，全方位赋能产业体系；伴随着技术迭代，培育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动能成为推动产业转型的方向；最终指向赢得全球价值链的竞争优势，实现价值跃升与全球引领。这一产业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必然传导至劳动力市场，对技能人才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一）战略安全需求：保障关键领域的紧缺专精人才

新一轮再工业化在世界局势表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背景下展开。各国普遍认识到，制造能力不仅关乎经济发展，更关乎国家安全与战略自主。一项针对欧美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90%的受访者将地缘政治紧张视为再工业化的核心驱动力，航空航天与国防行业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3%。有学者认为，半导体、稀土、先进制造与能源独立等关键产业的再工业化，应当被赋予与军事备战同等的重要性。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其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提出以“国防驱动型”产业政策推进“再工业化”的方案。在此框架下，新一届政府初期的工业战略将国防需求与本土制造业复苏深度绑定，力图通过军事订单拉动国内产业重建与产能扩张，刺激经济发展。政策层面迅速发力，2025年推出的《大而美法案》为国防领域新增1500亿美元投入，重点投向扩建弹药、造船等本土生产线；而总投资预计达1750亿美元的“金穹”导弹防御计划，特朗普则明确要求全程实现“美国制造”。欧盟试图通过政策支持（如补贴、优惠贷款等形式）推动制造业复兴，尤其聚焦于半导体、稀土材料、电池等战略性行业，近年来推出《民用、防务与航天产业融合行动计划》《欧洲国防工业战略》“欧洲防务工业计划”等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强化国防产业整合。再工业化的政治与安全使命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伴随着这一进程，技能人才的定位也发生了转变，不再仅是受产业和市场驱动的生产要素，越来越被视为关乎国家战略安全的重要“战略资产”。有学者指出，“投资下一代科学家、工程师和国防技术人员与投资下一代武器系统一样至关重要”。这一认知在国际层面已有共识，各国再工业化政策普遍将半导体、关键材料、先进制造、国防工业等关键领域具备精深专业能力的技术人才视为实现产业自主可控的重要保障。我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其根基正在于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而能否培养并有效配置一批扎根关键领域、掌握核心技能的专精型人才，不仅关系到产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更直接影响到国家战略安全底线。

（二）技术赋能需求：面向前沿科技的创新应用人才

新一轮再工业化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展开。一方面，技术革命与产业变革已不再呈现直接的线性推进关系，互动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纳米科技、生物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交叉融合，广泛覆盖所有行业和领域，通过赋能增效推动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跃升。技术密度是塑造21世纪制造业优势的关键，从而决定着新一轮再工业化是一次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型工业体系重构。

前沿科技的赋能效应并非自发实现，技术优势也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产业优势，其中关键环节在于“人才”。伴随着技术赋能进程，生产链各环节的工作性质正加速向创新性、研究型转变，传统技能正在加速失效。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左右，美国38%、英国30%、德国35%、日本21%的就业机会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些趋势表明，传统的劳动力结构面临极大挑战。研究显示，尽管最前沿的科学活动是提升生产率和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但创新的实现绝不能仅依赖科学家，非科研技术的人力资源群体，以及科研队伍中非理工背景的人员，同样在创新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与通用技能的高技能劳动者，才是真正决定技术能否广泛扩散、落地应用的关键角色。技术赋能的新一轮再工业化对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技能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与操作能力，更应拥有持续创新的素质，适应技术迭代、推动技术落地的高阶能力。

（三）发展动能需求：支撑绿色转型的绿色技能人才

新一轮再工业化发展动能向绿色化、可持续方向转变。当前全球面临突出的能源问题。一方面传统能源趋于枯竭，供应稳定性减弱、价格波动频繁；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资源产区风险，导致产能受限，进一步激化全球能源紧张局面。推动绿色能源发展已成国际共识，各国积极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转型。欧盟提出《绿色协议工业计划》等政策加速能源转型；日本先后出台《2050碳中和绿色增长战略》《后疫情时代的经济产业政策》等重要政策，重点支持氢能、海上风电等关键领域转型。

绿色转型正在塑造未来的技能需求，即劳动者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绿色技能”。尽管目前对“绿色技能”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定义，且在各类国际组织的政策文件中常与“绿色工作技能”“绿色转型所需技能”等术语交替使用，但“绿色技能”的内涵是一致的，主要指遵循相关环境法规和要求，在生产生活中能促进实现环境可持续性的知识、价值观与技能，是推动绿色转型的核心要素。绿色技能的应用覆盖范围几乎遍及所有行业，要求劳动者掌握节能设备操作、污染物监测、生态系统管理等新技能。根据领英的数据，2022—2023年期间，全球48个国家中，绿色技能人才在劳动力中的占比增长了12.3%，绿色技能人才的规模迅速扩张；从就业来看，尽管全球整体招聘活动有所放缓，但同一时期要求至少具备一项绿色技能的职位发布占比增长了两倍，凸显出绿色技能人才已成为推动就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四）产业竞争需求：主导价值链竞争的复合型人才

新一轮再工业化在全球价值链的重构中推进。随着生产过程的跨国分工与专业化配置日益深化，国家间在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等环节形成了层级化、链条式的协作关系，逐步构建起全球价值链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在此结构中，高位环节历来由先进经济体及其龙头企业主导，诸如研发设计、核心技术、平台运营与规则制定等职能，构成了价值链的主导层级，而新兴经济体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中低端制造与加工组装等环节，从属并依附于前者。受金融危机、地缘政治局势和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生产分工逐渐放缓，全球价值链进入了深度调整与重塑阶段。跨国企业和各国政府开始“重新布线”其全球生产与供应网络，再工业化成为各国争夺价值链主导权与控制力的重要路径。随着新兴经济体加快技术升级并持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既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正在发生松动，发达国家在部分关键领域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推动再工业化，以巩固和强化其在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既有优势，加强对核心技术、关键资源和产业体系的控制力。相较而言，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进程则更多面临如何借助价值链重构的契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从中低端加工向高附加值环节迈进的现实任务，力图在全球产业体系调整中摆脱“跟随者”的角色，培育自身的产业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竞争已从单一技术优势转向系统性能力的整合。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技术引进与应用的速度、员工技能提升的速度，是决定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能否占据主动的关键因素。据统计，全球约60%的劳动者仍需通过大规模系统培训才能满足价值链重构的技能需求，帮助80%员工具备跨职能工作能力，同时使20%人员专注于专项技能提升，可显著增强企业组织柔性与市场竞争力。具备先进技术素养、管理能力、跨文化沟通与战略思维等多元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各国争夺价值链竞争优势的关键。为此，各国亟需加速构建本土技能生态，着力培养既懂技术、又通管理、兼具国际视野与战略洞察的复合型技能人才。

三、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中的技能供给困境

新一轮再工业化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然而，从供给端看，当前技能人才供给难以适应和满足新一轮再工业化的需求，劳动力市场缺乏高技能人才、技能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存在错位、职业吸引力不足等问题掣肘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

（一）高技能人才短缺制约产业升级

以制造业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一轮再工业化显著增加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多岗位向高技能方向倾斜。受产业结构变化、培养周期较长、课程与实训培养滞后等因素影响，高技能人才供给的增速跟不上产业升级的节奏。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出现了明显的技能短缺，从业者群体的技能水平难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形成持续性人才缺口。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到2033年美国制造业可能新增380万个岗位，但其中近一半面临无人可用的问题。技能短缺已成为制约美国再工业化，尤其是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网络安全等新兴技术领域的重大障碍。欧洲多行业也正面临类似的问题。目前欧洲共有42类职业存在劳动力缺口，建筑、交通、医疗和信息通信技术领域尤为突出。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罗克萨娜·明扎图（Roxana Minzatu）强调了这一问题，“80%的企业难以招聘到具备所需技能的员工”，我国同样面临技能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优”的现实问题。2024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相关部门启动“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力争3年内新增高技能人才约500万人，重点面向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加快培养复合型、数字型技术技能人才，以缓解产业升级背景下的技能缺口。此外，少子化、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高水平技能人才的短缺。

（二）技能错配加剧青年“技术性失业”

当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出现脱节，青年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难以匹配新兴岗位要求，便形成了多维度的技能不匹配现象，即技能错配。技能错配是一项很难评估的指标，因为一项工作需要广泛的技能，而员工可能拥有其中一些技能，但缺乏其他技能。但可以肯定的是，技能错配广泛存在，既有资格证书与岗位要求不符的“资格错配”，也有所学专业与所从事领域偏离的“专业错配”，更普遍的是劳动者掌握的实际技能与工作任务要求存在落差的“技能错配”。一定程度的技能错配在青年从学校过渡到职场的过程中属于正常现象。研究表明，随着工作经验积累，个人技能会逐步向岗位要求靠拢，技能错配率将自然下降。然而，新一轮再工业化源于深刻的产业结构与技术范式变革，由此引发的技能需求变化是结构性的，当教育体系无法及时响应这种变化，技能错配即从个体的适应性问题演变为制约产业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特别是青年群体，一旦所受教育与就业脱节，就会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成为最脆弱的群体，面临“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欧洲培训基金会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错配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此外，在过去数十年间，美国、法国等国家制造业比重的持续下降，引发了就业结构的显著变化，其负面影响至今在一些领域仍有显现，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传统制造业岗位的急剧流失使得青年，尤其是低学历者，实现社会流动的通道严重收窄。当前，全球面临的是制造业岗位流失与新兴技能岗位供给不足同时存在的矛盾，青年失业，尤其是“技术性失业”加剧。这种双重困境使得单纯恢复制造业就业岗位数量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必须通过新一轮再工业化，在产业升级与技能提升的良性互动中，为青年创造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就业路径，这也正是各国推进新一轮再工业化的关键动因之一。

（三）技能职业吸引力不足降低劳动力从业意愿

尽管制造业正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但技能职业的整体社会吸引力依然偏低。“重学历、轻技能”的社会观念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就美国而言，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许多年轻人，以及影响其职业选择的父母和教师，往往不再将制造业视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路径。这种认知至今仍未根本改变。根据德勤与美国制造业协会的联合调查，尽管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制造业对国家经济至关重要，但仅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制造业工作是“有趣、值得从事、环境清洁、安全、稳定且有保障的”；愿意鼓励子女从事制造类职业的人不足三成，普遍担忧“工作稳定性弱、职业路径不清晰、薪酬不足”。这一认知也影响了青年群体的职业选择。麦肯锡的调研亦显示，即便是有意进入制造业的“Z世代”青年，也往往缺乏职业认同感与持续意愿，他们更加看重工作意义、成长空间、灵活性和组织的关怀，而非单一的薪资激励。这一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产业形象与当代青年价值观之间的错位。同时，服务业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青年提供了更多符合其价值追求的就业选择，进一步削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新一轮再工业化背景下，如何扭转制造业吸引力不足的现实，已不仅是企业层面人才招聘要考虑的问题，更关系到国家能否重塑现代制造业形象、吸引并留住青年人才，从而为产业转型提供可持续的人才储备。

四、新一轮再工业化技能人才培养体系重塑路径

技能供给与再工业化需求间的结构性矛盾，正驱动各国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这一变革不仅得到终身学习与技能开发理念的支持，也体现在各国的产业发展政策和技能人才培养的实践探索中。

（一）终身学习与技能开发理念

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报告中首次提出终身教育以来，终身学习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普及。国际劳工组织作为联合国负责劳动就业与社会事务的专门机构，将就业服务与技能培训列为重要使命，并逐步将终身学习理念系统融入对未来工作形态的战略规划之中。2019年，国际劳工大会通过《国际劳工组织未来工作的一百周年宣言》，进一步明确要求各成员国应推动有效的终身学习及高质量教育。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终身学习和技能开发是体面劳动、生产力和可持续性的根本促进因素。终身学习理念强调生命的历程也是学习的历程，在不断变化的工作世界，只有通过“有效的终身学习和全民优质教育”，劳动者才能够获得更多的技能，为未来世界的工作做好准备。国际劳工组织将“技能开发”界定为涵盖具备劳动力市场价值或社会效用的所有正规、非正规及非正式学习，其重点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与事实传授，转向注重培养学习者将知识应用于真实工作场景的行为能力与综合技能。

从时间维度看，当我们以生命周期视角审视个体时，每个人的生涯路径并不相同——劳动者在生命历程中将面临多重转换：从学校到职场、在不同岗位间流动、在就业与失业之间切换，乃至因各种原因阶段性退出并再进入劳动市场。职业教育也因此超越“职业”字面范畴，呈现出更强的生涯导向与个体发展功能——应将学校教育、在职发展及各人生阶段的学习置于生命周期中，确保个体在整个生涯中都能获得持续、可及的技能学习机会，践行终身学习。从空间维度看，国际劳工组织强调构建由政府、雇主、教育机构及劳动者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终身学习生态系统（lifelong learning ecosystem）。在这一体系中，政府部门需加强跨部门协调，制定统一的政策；教育与培训机构应不断改革职业教育内容与模式，增强其适配性；雇主则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劳动个体提供在职培训与技能提升机会；而作为终身学习的主体，劳动者也需强化自主学习意识，不断提升就业能力。终身学习与技能开发理念，可以为理解新一轮再工业化背景下全球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重塑方向提供系统性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重塑路径

（二）各国支持再工业化的技能人才培养实践

基于终身学习与技能开发的理论视角观察，各国在推进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中进行的技能人才培养实践，呈现出多元化路径。

1.战略引领：政府主导技能人才优先培养。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中，技能人才供给不再只是教育系统的内部议题，而是被上升为国家发展的优先战略任务。以美国为代表，多个核心产业政策已将技能人才培养作为推动制造业回流和高端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奥巴马政府2011年推动《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时，明确提出“在美发明、在美制造、在美就业”的目标，将把制造岗位本土化与本土人才培养绑定。此后，无论是《振兴美国制造业与创新法案》《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战略》，还是特朗普、拜登政府时期先后推出的《关键和新兴技术国家战略》《芯片与科学法案》等国家层面的产业战略，均把技能人才培养和供给体系作为政策配套的核心内容加以部署。英国也在新一轮工业政策中强化了人才与技能的战略地位。2024年推出的《投资2035：英国的现代工业战略》中，将“人才和技能”置于国家工业振兴的战略支撑位置，提出集中国家力量建立更为高效、响应迅速的技能培训系统。技能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在《工业战略2030：德国和欧洲工业政策指导方针》中被列为关键任务，以稳固德国和欧洲制造业的人才根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

2.产教融合：产业嵌入学校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产教融合作为推动产业升级、弥合“技能鸿沟”的重要路径，通过将真实的产业需求与实践场景融入教育过程，有效解决技能人才培养错位问题。德国与日本在此方面开展了具有代表性的实践，其共同特点在于以法律体系为顶层依托，建设产教融合生态。德国积极推进《联邦职业教育法》与《民法典》《青少年劳动保护法》《劳资协议法》《社会法典》《职业资格确认法》等法律形成联动；日本通过《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地区合作平台构筑指南》等法律和政策，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产官学对话与合作机制。产教融合的生态构建也各有探索，如德国慕尼黑的英飞凌科技公司学习工厂，就是为破解工业4.0背景下产业数字化发展引发的产教发展错位的积极尝试。日本企业深度参与到大学（专门职大学）、高等专门学校（高专）、专修学校等多类型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中，不仅参与课程开发，还通过真实项目与实训、海外实习、就业保障等方式，强化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3.就业保障：政府托底劳动者终身技能提升。部分国家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干预，为劳动者，特别是弱势群体进行“靶向”就业援助，提供终身技能提升的兜底保障，以应对失业风险、缓解就业矛盾。德国2022年更新《国家继续教育战略》，政府、工会、雇主协会等17家单位共同行动，制定了应对人口、经济结构变革的继续教育政策行动策略，通过建立合作网络全面保障员工的就业能力与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融合能力。与德国的社会伙伴模式不同，新加坡则主要是国家主导、精准补贴。为帮助劳动者掌握新技能，重新开始职业生涯，新加坡推出“技能创前程”计划，采用“个人技能账户”制度，为25岁及以上的公民提供每人500新元的技能培训津贴。这一计划作为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核心战略已推行10年，2024年的培训课程覆盖数据分析、智能制造、网络安全等新兴领域，共计7000门课程。“欧洲全球化调整基金”开展跨国援助，专门支持因全球化或经济危机而大规模失业的工人。

4.产业主导：企业支撑终身学习后期技能发展。在推动终身学习后期技能发展方面，企业发挥主体作用。韩国构建了跨部门协同推进机制，由科技、教育、劳动、产业等多部门共同支持产业龙头企业参与新技术培训与青年就业服务，如三星电子主导的“青年软件学院”，面向ICT、AI等关键领域，直接承担培训任务，为青年开展技能培训和就业支持。德国西门子公司提出数字化人才培养战略，发布《数字化时代工程教育白皮书》，从个性化课程、跨部门专家授课、设置专项奖学金等多样化方式赋能员工适应工业4.0转型；德国大陆集团等制造企业主动为员工开展机器人、3D打印等专项培训，并联合企业推动转岗安置与跨企培训。日本在推动在职人员再教育方面亦成效显著，大学与企业合作开设“任务导向型课程”，重点帮助已就业员工掌握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前沿领域的新技能。美国亚马逊公司“技能提升2025”项目，计划到2025年总投资12亿美元，面向美国本土超过7.5万名一线员工（包括在职仅3个月者）全额资助大学学费，并增加数据中心维护和技术、IT、用户体验和研究设计等方面的技能培训机会。

五、结论与启示

新一轮再工业化并非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回归，而是一场对国家产业组织方式、技术生态与劳动力结构的系统性重塑，技能人才必须承担起支撑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的战略任务。基于上述认识，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立足国家战略安全的高度，实现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顶层重构。新一轮再工业化将技能人才定位为国家产业竞争与安全的战略资源，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技能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当前，我国在高端芯片、先进制造等关键领域面临“卡脖子”难题，技术瓶颈的背后是高技能人才供给与战略需求失衡。尽管经过20多年发展，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技能人才占比从4%提升至20%以上，但仍然难以满足需求。在芯片、集成电路、新材料等核心技术领域，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维持在2以上，部分关键岗位甚至面临“五六个月招不到合适人才”的困境。这一困境反映出我国技能开发的一个痛点——长期以来，技能人才培养多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缺乏从国家产业和战略安全层面的顶层设计。在当前国际竞争新格局下，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技能人才培养体系的战略性重构。要突破传统教育系统的局限，探索建立由国家产业主管部门共同主导的跨部门协同机制，将技能人才发展规划深度融入国家产业布局体系。特别是在半导体、航空航天等关键战略领域，可率先试点实施专项人才培养计划，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以国家力量重点支持、系统培养，确保核心领域人才供给的自主可控与高质量发展。

第二，直面技能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构建贯穿生命周期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新一轮再工业化的特点决定着技能人才培养是持续、动态的过程，应被置于生命周期视角下。目前为止，我国技能人才培养仍以“一次性教育”为主，资源投入集中在前端，后端继续教育体系薄弱。仅依赖学校职业教育的“一次性”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的需求，基础教育阶段职业启蒙缺失，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课程更新滞后于产业发展，劳动者职业生涯中后期缺乏技能提升渠道。参考国际实践，我国亟需构建覆盖劳动者生命周期的技能培养体系。在前端培养阶段，应继续保持并优化现有投入，同时通过税收优惠、专项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前端投入。更为关键的是，要着力完善后端继续教育体系。针对我国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培训资源有限、投入能力不足的现状，需要国家层面承担起主要责任，如设立国家层级的继续教育与技能提升专项基金，为青年劳动者、中小企业员工、职业转换期的劳动者等重点群体提供系统性的培训支持，确保他们在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中可以持续获得技能提升机会，减少“技术性失业”风险。同时，要打通前后端培养体系，建立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与技能认证的互通机制，最终形成适应技术变革的终身技能培养体系。

第三，突破行业壁垒和界限，构建跨领域协同合作的开放型技能生态。新一轮再工业化浪潮中，技术进步速度远超劳动力技能更新，导致“技能鸿沟”加剧。从表象来看体现为人才供需错配，实则是教育体系、产业体系、劳动力市场等系统失调所致。新的背景下，技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深度耦合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当前，产业与科技创新相互开放程度日益提升，但人才培养领域与产业领域的开放融通水平仍有待加强，需通过系统性重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形成“技能培养-产业跃升-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态势。我国技能人才培养面临的一大难题就是教育与产业系统之间存在的深层壁垒。究其原因，一方面，教育体系相对封闭，对市场反应迟缓，难以快速响应新技术、产业新生态对人才能力结构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企业缺乏参与人才培养的内生、持续性动力，也缺少深度参与的通畅制度渠道，导致产教融合往往流于形式。部门分割的管理模式，加剧了人才培养碎片化程度，教育、人社、经济等部门间协同不足，职业资格认证标准不一，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体系分割，限制了青年职业成长路径，制约技能人才培养的效率和质量。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构建开放协同的技能生态系统，一方面，需要建立政产学研协同机制，整合各部门资源，形成统一规划、分工协作的技能开发体系，助力教育与产业系统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推动教育体系向产业深度开放，在人才培养环节适度“让渡”部分主导权，吸引产业界更充分地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第四，高度重视技能人才连接科技突破与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桥梁”功能，着力培养“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再工业化浪潮中，技术迭代与产业升级并进，使高水平技能人才从生产活动的执行者跃升为“核心桥梁”。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构建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创新反哺的良性循环亟需一批“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这类人才既非传统学术型拔尖人才，亦非基础技能人才，而是能引领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变革，兼具高超技术能力、创新素养与变革适应力的技能型人才。对接国家科技发展与产业发展战略需求，将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升至与学术型人才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通过教育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建立与学术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并列的“技能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成为突破实验室和生产线鸿沟，破解部分产业，特别是新兴产业面临的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困境的关键。为此，需要将技能人才培养重心前移，在基础教育阶段有机融入技能启蒙与生涯规划教育，通过设立如“校企课堂”“技术工作坊”等项目，激发学生对技术领域的兴趣与认知；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分类培养，通过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产业学院，实现校企深度合作。一方面，学校教学对接先进制造企业的真实技术需求，实现产业发展的技术痛点向教学资源的即时转化；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真实项目，培养学生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以及开发新技术的技术前瞻能力，为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提供坚实的技能支持。通过上述系统布局，实现以深化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技能人才供给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技术攻关与人才培养的协同共振的目标。

来源 | 《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11期

作者 | 姜晓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鹤（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