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翔：父亲知道霍乱来了 | 天涯·散文·“我们的父亲母亲”小辑

天有际，思无涯。

点击海报，一键订阅2025年第6期

编者按

作家耿翔在其非虚构散文集《父亲书》中所言：“我的文字，也是我立给父亲的一块石碑。”诚然，在这篇文章里，耿翔书写父亲走过了民国年间关中大饥荒的饥馑与蝗灾，亲历了霍乱、麻风病的疫疾恐慌，以及与父亲一同历经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的余震的灾难记忆······

“我们的父亲母亲”小辑中，肖思、傅菲、蔡瑛、耿翔把目光投放在自己的父亲母亲身上，生活的摩擦与哭笑，生命的成长与消逝，都在文字中留下印痕，并澎湃着情感的浪潮。

今日，我们首推耿翔《父亲知道霍乱来了》全文，以飨读者。

“我们的父亲母亲”小辑

父亲知道霍乱来了

耿翔

被泾河拦回来的人

父亲的成年礼，就是那场大饥荒。

确切地说，关中那场奇荒大灾的伏笔，应该埋在民国十七年的夏天。

那时的父亲，只有十几岁，是一个失去了父亲，在叔伯们的看管下，死后活过来的孩子。他住在饲养着牲口的草房里，每天的事情，就是担水、割草和起圈，喂养着满槽的牲口。寄人篱下的父亲，懂得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需要自己提前学会。因此，从饲养着牲口的草房里出来，去到田野里，父亲已经学会了犁地，也学会了割麦子。

那时的父亲，还没有灾难意识。只要白天有一顿饭吃，晚上有一个地方睡觉，就没有过不去的日子。他不会想到，在这块土地上，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悄地临近。它将用很长的时间，折磨和摧残着这里的每一个生命。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什么是饥饿？什么是瘟疫？什么是死亡？

人们要用五年的时间，在天地之间，上完这堂惶恐的生命课。

饥饿、瘟疫和死亡，也将伴随父亲，走到他的十八岁。

其实，在关中历史上，还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发生在秦岭以北的渭河一带，史称关中大地震，已经过去三百多年了。《明史》这样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寅，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声如雷。渭南、华州、朝邑、三原、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数震，或累日震不止。河、渭大泛，华岳、终南山鸣，河清数日。官吏、军民压死八十三万有奇。”这是世界地震史上，迄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距离三原最近的马坊，那时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在地忽大震、声如万雷、川原坼裂的一瞬间，一定惊恐地看到了，自己身边的高岭山、五峰山和槐疙瘩山，是怎么晃动的。

从马坊的上辈人那里，父亲没有记下这次大地震。

因此，他对灾难的记忆，最远是在民国十八年。

记得父亲这样说，民国十八年的前一年，地里一直干旱，麦子长不起来。到了收麦的日子，从地里收回来的，就是一把干枯的麦草。到了秋天，也没收上秋庄稼，才知道一场大饥荒，正从关中平原上，越过礼泉的昭陵、乾州的乾陵，来到了永寿的虎头山上。一年没打下粮食，家家还能吃到口里的，就是积攒下来的一些陈粮。吃完了陈粮，到了年关，村上的男人，就背上褡裢，准备去后山借粮，却被突降的大雪，困在了路上。

对于那场也降到邻县乾州的大雪，强文祥先生在他的《乾县民国史稿》里这样表述：“地面骤降暴雪，平地雪厚一尺有余，田间坎壕沟道形成的窖雪深可埋人，道路堵塞不通。积雪数月不化，树木多被冻死。”

父亲认为那场大雪，是老天要断了人在地上活命的路，才劈头盖脸下的。

他也走在借粮的人群里。他的手脚，也被大雪冻坏了。

饥饿和寒冷，就这样迫使马坊人，走向大饥荒的深处。

熬过了年，也就是父亲后来只要提起往事，都会提到的民国十八年。开春之后的土地上，没落过一滴雨水。先是地里，起了一层虚土，再是麦苗，起了一层黄色。村东的涝池，一村牲口饮水的地方，也起了一层淤泥。只有一些野草，还长出一点精神。

父亲说，那场雪灾，把天上的雨水全部带走了。

他没有说错。民国十八年的马坊，庄稼没有见过雨水，牲口没有见过雨水，人也没有见过雨水。没有收下一颗粮食的人们，开始疯了一样想着粮食的事。从春天开始，打南边过来的人，背着换粮食的土布，一群比一群多。马坊人看见了，也跟着向北边去了。身上没背土布，就沿路乞讨。

北边是山，那里流淌着一条泾河。

山里再大，也是人烟稀少，存不了多少粮食。

被泾河拦回来的人，就想到挖着吃野菜。干得像瓦渣一样的地里，能长出来的野菜，很快就被挖光了。于是，一村的人，眼睛都盯着看见的每一样东西，看能不能代替粮食，填到肚子里去。父亲说，那年他们吃过的东西，有当柴火烧的玉米芯、玉米壳，砸碎磨细，用水煮成很黑的糊汤。吃树皮的时候，开始吃榆树皮、香椿树皮、洋槐树皮，到了后来，臭椿树的皮也吃过。

等到涝池里的水干了，村上有牲口的人家，就忍着心杀了牲口。吃牲口肉的时候，就是一家人，也是背过身去，不想让熟悉那头牲口的人看见自己的吃相。有人在宰杀之前，就哭着对牲口说：如果有下辈子，我变成牲口，让你役使。

那一年，村里饲养的大小牲口，死的死，杀的杀，一个村子里，被一片死寂笼罩着。没有了牲口的喊叫，偶尔能看见一个人，活着，走着，却没有声音。

后来，有人在沟里挖到了一种很有黏性的白土，就试着吃了，果然能充饥。一村人就满沟里寻找这种白土，还给它起了一个佛性的名字：观音土。却不知道，它是一种烧制瓷器的土。那时候，风从村子里穿过，带不走粮食的味道。能带走的，是家家在铁锅里炒着观音土的味道。

父亲说，这些东西吃下去，就像砖头一样，装在肠胃里。很多人摸着自己的肚子，瓷实的一块，村里人就说得了“臌症”。那些死去的人，不是被饿死，就是得了臌症，全是被玉米芯、榆树皮、观音土，结石在肠胃里，活活憋死的。

父亲也得过臌症，差点丧了命。

是他的姑姑，哭着把他从同样处在大饥荒中，不知如何活命的叔伯家里，要了出来，领进马坊村中，那座盖得气派的四合院里。父亲记得，姑姑领他时，给了叔伯家里一些粮食。看见粮食的叔伯们，眼睛红得要炸裂一样。

父亲一个人的饥荒，也就暂时结束在姑姑家里。

脸上落的全是蝗虫

大饥荒带着杀性，继续在马坊蔓延。

我从父亲生前的一些口述中，好像在马坊的大地上，看到了画家蒋兆和的《流民图》。按照他的记忆，每天都能看见逃难的人，从郭家嘴走上来，从营里沟爬上来。路上多是从乾县、礼泉一带，绕着五峰山下的河道，走了很多天的人。他们以为上了这土塬，在看见村庄之前，会先看见庄稼，至少会看见地里，还长着一些野菜。他们会顾不了颜面，也会放弃人世间，对人的所有行为的约束，而不顾一切地扑进庄稼地里，先生生硬硬地吃上一口，把一路上的饥饿，从肠子里压下去。

这里让他们失望了。地里没有一棵庄稼，也没有一棵野菜。干旱让这里的地上，起了一层很厚的虚土，只要细风一吹，就直往人的身上落。他们在村头，没有看见一头活着的牲口。他们看见的，是几个灰头土脸的人，也背上褡裢，走出了村子。

高岭山以北，成了他们生死相依的方向。

一路走过去，新起的坟堆上，土还湿着。

饥饿也让荒野里孤独的狼，开始聚集起来，成群地出没。它们学会了尾随人群，这样，不需要自己进攻，就会在这片被大饥荒笼罩着的天地之间，遇上饥饿而死的人。父亲说过，那些吃了太多尸体的狼，它们的牙缝里，都沾了血。我能理解父亲的话，就是他在那时见到的狼，比过去见到的凶悍多了。也是为了撕咬、争抢、饱餐死者的尸体，它们把一身的狼性，彻底释放在了人间。

因为对狼的凶残记忆，我后来的成长，一直是父亲揪心的事。记得小时候，没有父亲的准许，我是不能走出村子的。更不能去西壕里、北胡同那些空旷荒野的地方，就是去到庄背后，也是跟在父亲的身后。直到长大了一些，才被允许跟着一群同伴，一起去地里挖草。因此，我在十岁之前，对村子里的地理，是一片模糊，不知道哪块地里种着玉米，哪块地里长着麦子。父亲对我那样的看管，其实是在心里，给他自己疗伤。

那伤，就是那场旷日持久的大饥荒，日日夜夜落下的。

他看见的，他经过的，每一件落到他身上，都是一个伤口。

父亲的臌症，也奇迹般地好了。

那是他在姑姑家里，吃到了面食，那些结石在肠胃里的菜根、树皮和观音土，见到了热饭热菜，也就慢慢地化开了。其实，父亲被姑姑领到家后，就请来了村中的老中医，吃了好多中药。那是一个中医世家，我上中学的时候，那家人的孙子辈中，有一个还继承着祖传的医术，在村上行医。等到父亲身上的力气彻底恢复了，不愿意吃闲饭的他，就在姑姑家对门的园子里，帮他们喂牲口。

父亲的姑姑家，是马坊的大户人家。连年干旱，让他们种的地里没了收成，但积攒在那座四合院里的粮食和银圆，足以应对那场大饥荒。父亲说，周围村子里的牲口，都被杀光了，就姑姑家槽上的牲口，还被静静地饲养着。地里没有了庄稼，牲口也就闲下了。晚上吃着草料，白天拴在太阳下，在它们的眼睛里，看不见一场大饥荒，正在戕害在耕种中役使过牲口的人。

熬到民国十九年，颗粒无收的秋收忙罢，老天下了一场雨。

落在地上的雨点，打起一地的虚土，起了一层土雾。

等到头顶的一层土雾，落在了脚下，被大饥荒祸害得忘了世事的人们，这才灵醒过来：可以跟着落地的雨，种秋庄稼了！那些在村里等死的人，那些在村外逃难的人，纷纷回到土地上，收拾着农具。有人扛起木犁，才想起一村的牲口，都死在民国十八年了，就跌坐在地上，大哭了一场。

民国十九年，马坊的田野上，那些没有死去的人，都变成了牲口。

他们被套在沉重的木犁上，种下好些时日没有见过模样的庄稼。

父亲在马坊花园那块地里，赶着他已经喂熟了的牲口，犁地的时候，被他的叔伯，以家里没人种地为由，硬叫了回去。他放下扶惯了的犁把，放下吆喝牲口的鞭子，离开那座四合院，回到很久不见的村上，也被当成牲口一样套进了木犁。

拉着木犁种地的父亲，只盼着地里快些长出庄稼。

谁知死活种上的秋田，却遇到了蝗虫袭击。父亲说，不知道那些蝗虫是从哪里飞来的，黑压压的一片，把天上的日光都遮住了。人们是亲眼看着蝗虫，从秋田里飞过去，地里的庄稼就不见叶子了，尽成秃笔，一片红光。一群飞过去，又一群飞过来，伸出去的手一捏一把蝗虫。有一次驱赶蝗虫，父亲实在困了，在地头打了个盹，睁开眼睛，脸上落的全是蝗虫，惊得他在地里跳着、跑着、叫喊着。

他应该是被蝗虫当成田野里的庄稼，啃食醒来的。

人们用剩余的力气种下的秋庄稼，就这样被蝗虫夺走了。

这是马坊人在经历了旱灾、雪灾之后，睁着眼睛看见的一次虫灾。

没有了粮食，那些在村里等过死的人，挖着观音土，继续等死；那些在村外逃过难的人，背起了褡裢，继续逃难。我的父亲也丢下手中的农具，跟着村上的一群人，继续走进那幅《流民图》里，沿着北边的那条泾河，不知死活地在天底下漂流着。

对于虫灾，我是有一些记忆的。那是在村上读小学的时候，一年的春天，天气持续阴着，见不到晴朗的天空，田野里的地气，也就升不起来，正在起身的麦地里，生出了很多虫子。我见到的虫子，不像父亲说的蝗虫，是从天空飞来的，它们是附着在麦子的根部，安静地吃着叶子。学校就组织我们，带上笤帚和簸箕，顺着麦垄，用笤帚往簸箕里扫。一趟扫下来，半簸箕的虫子，就在地头挖坑埋了。其实，麦子根部生出的虫子，比起会飞的蝗虫，只算是小的虫灾。

几十年后，不只在马坊，在我们能走到的土地上，蝗虫这种灾难，基本被消灭了。就是田地里那些有害或者有益的虫子，也都被消灭了。

那是农药带给人间的奇迹。

我们不再遭受虫灾了，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了。可是，我们不再饥饿的胃里，却被残留在粮食里的农药深深地毒害着。我们的悲哀是：

在大饥荒来临的时候，我们会集体惶恐着去逃难。

而对于残留着大量农药的粮食，我们却吃得安然。

父亲知道霍乱来了

在小区封闭的日子里，我读着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他在开篇这样说：“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我的目光，始终在他的这些文字上，带着我的心抖动着：“这么多盲人往那边走，像一群羊进屠宰场一样，照常咩咩地叫，当然，还要相互拥挤，这是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皮毛蹭着皮毛，相互闻着呵气和气味。”“屋里传出喊叫声，笑声和马一样的嘶叫声。”

我在他的小说中，看见疾病怎样摧毁文明所珍视的体面，看见疾病给人们带来的隔阂和疏远，也看见疾病映照出人性的灰暗和冷漠。我在封闭的日子里，像一直听见萨拉马戈的另一句话：

“抵达火星，远比靠近我们的同类更容易。”

从父亲的记忆里，我知道大饥荒的时候，有的父母，为了给儿女一条活命，半路上卖了他们；有的女人，为了不死在逃荒路上，重婚嫁到山里一些人家；有的壮汉，为了不被饥饿折磨，竟然进山当了土匪。一个地方的世事，就这样突然不像世事了。后来，我在很多村子里，看见一些呆傻残病的男人，和一个小他很多岁数的女人过活，就心生好奇，一打听，都是大饥荒逃难来的。她们中的很多人，在那里生活了几年，又回到原地去了。一些回不去的，就是我看见的，她们最后也就老死在那里。

饥饿让人到兽的嬗变，似乎很简单。那个时候，为了一口活命的吃食，人们轻易放下了屈辱和尊严。父亲多次讲过的故事，我也在《乾县民国志》里找到了真实的记载：“有的饥民把抢到的馒头，塞进路边的牛粪堆中，待追要的人散去，再取出来，用手一擦就吃。”

饥饿让人真的变得像动物一样了。

那个时候的父亲，能在地里挖到的，就是婆婆丁的根。它的根很密实，盘结在地下，一挖一把。好像是神知道饥荒要来临，有意在地下为断了粮食的人们藏下的。而煮熟后的婆婆丁的根，却像牛皮一样，很难嚼断，更难咽下。

嚼着婆婆丁的根充饥的时候，父亲知道霍乱来了。

那是民国二十一年。由海运登陆的霍乱，先入侵上海，然后沿着铁路线，惨烈地流行。当时的陕西虽然没有铁路，但西安至潼关的公路，已经开通了。祸害过豫西大地，到了潼关的霍乱，便沿着这条公路，肆虐地进入了关中。

霍乱之惨，有如虎狼，被民间叫成了“虎烈拉”。

父亲说，那些染上霍乱的人，先是浑身发冷，冷得打摆子；接着上吐下泻，眼眶塌陷，鼻梁也歪了；最后出现小腿抽筋，人就立马亡去。他想不明白的是，那些染上病的人，肚子里没有一粒粮食，怎么就吐个不停？也有人说，这是掏瓤子的病，只要染上了，整个人的肠胃，就像被腐化成了血水，一股一股吐出来，直吐到气绝身亡。

抵挡不住霍乱的人们，就开始躲霍乱。

那个时候，发觉自己染上霍乱的人，就夹上一块席片，背上一捆麦草，从村子里低头走出去，在沟边找一个放羊人留下的破窑洞，一个人住下来。白天在沟里，挖草根充饥，晚上躺在沟边，等着病情发作。这样赴死的人，在那时的每个村子里都有不少。没有人知道在村外，在半夜里，他们是怎么死去的。有些闻到死亡气息的狼，就蹲在远处，一直看着那个人死去，才敢下口。在此之前，对于这场悲惨的死亡，那些凶残的狼，却是唯一的旁观者和陪护者。

村子里的其他人，看着死去的人太多，都是用炕席卷了，埋在庄子的后边，就集体逃离了村子。那些锁了家门的人，一家一户，就四散到周围的山里去了。父亲想到过去姑姑家，但看到那些躲霍乱的人，也就放弃了。他不知道姑姑找过他，他是一个人扛着一把䦆头，沿着庄背后的那条路，翻沟去了高岭山，在一个塌了一半的窑洞里住了下来，在一山的荒芜和死寂里，躲过了那场霍乱。

霍乱过去后，活着回到村上的人只有一半。那一半没有回来的人，就死在了周围的沟里和山上。村上的人结成伙，去了沟里，去了山里，把那些破旧的窑洞都找了一遍，很想找到死者的一把尸骨。在那些年里，马坊周边的沟里和山里，经常出没的狼群，成了霍乱之后的又一种恐怖。

霍乱过后，成年的父亲带着母亲，再次进了马坊村的那座四合院。

记得小时候，父亲领着我去沟里砍柴，每见到一个破旧的窑洞，就说起躲霍乱时，一个死在这里的人的名字。后来，我在马坊的山野里，只要看见住过人的地方，都有一种无名的恐惧，觉得那些地方，就是霍乱带给马坊的死亡之地。

那里，有一个塌陷在窑洞里回不了村的亡灵。

我也在马坊见过一个走村串巷的手艺人。他的面相不只是丑陋，而是恐怖。每次见到他，我会有很长时间，在夜里睡不着觉。他的鼻孔是半截子，有一颗牙就戳在鼻孔边上。他的嘴唇像被人用针线缝合过，很小，却露出几颗牙齿。他的声音是从鼻腔里出来的，他的嘴唇不能自动张开，馒头只能揉成碎块，往嘴里慢慢塞填。父亲说，那人命真大，得了霍乱，嘴鼻都塌陷了，还活过来了。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指出，疾病对人而言，比性命之虞，更可怕的是“去人格化”。那些单纯死于病痛的人，再多的痛苦和折磨，也无损他为人的体面。而像天花、霍乱这些扭曲人的面部或者躯体样貌的疾病，才是人们真正恐惧的对象。

我见到那个手艺人的时候，霍乱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

为了生存，他放下霍乱时期的恐惧，也放下霍乱后期的体面，在流行过霍乱的大地上顽强地活着。

至于他活了多久，后来又是怎么去世的，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活过了霍乱时期。

合作得了麻风病

有天傍晚，母亲正要点亮那盏放在炕边的煤油灯，父亲却推开了屋门，带着风雪的寒冷扑进来，说了一句话：合作得了麻风病。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的手僵住了，没有再去点亮那盏灯。

那个夜晚，屋子里一直黑着。坐在炕上，我们的呼吸很粗。

经过霍乱时期的浩劫，马坊人知道很多疾病，只要在人群中开始传染起来，那是神仙也挡不住的。就像麻风病，不知怎么传进来，我们沟西的渡马，有一个村子，就是麻风病村。那个村子里的人，脸上没有一块地方不是疙疙瘩瘩的，看上去像是化着脓。他们住在村子里，从不会走出来，也没人敢走进去。

久而久之，那里成了一个孤村。

知道合作得了麻风病，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很害怕的样子。那些有孩子在村西的寺庙里上学的人家，更是紧张得不行。我那时正上小学，父母的害怕，也就从那天傍晚停下点灯的那一刻开始了。

合作住在北胡同里。他的父亲，我叫窑里四爷。他和他哥犊儿，是他母亲从河南带来的，村上人都叫他们带犊子。他们在山里住得很久，回到村上时，合作已长得枪杆一样。他和我们念书的时候，走在哪里，站在哪里，都有同学们围着。围着看他的手臂，很长地吊在衣袖外，像两把黑铁锤；围着听他的口音，河南话搅和着陕西话，更像个侉子。

他那么高的个子，却是处处怕人的样子，大家就叫他“大炮”。

我们欺负着他的时候，也羡慕过他。那是他得病的前一年，他哥犊儿参了军，他们家成了军属之家。那个冬天，我们多数人光着头，脸被冻得红肿，他戴着他哥寄回来的火车头军帽，在学校里大摇大摆。我们就抢他的军帽，这个抢过来戴一会，那个抢过去戴一会，他的尖尖的头，在雪地里反光。

没人知道他的麻风病是怎么检查出来的，也没人知道得了病的他，被送到哪里去了，更不知道那里的医生，是如何给他治病的，只知道从那个冬天开始，村里再也没有合作了。

有人说，得了麻风病的人，都是一个人住在山野里，死活看天。

有人说，合作得了麻风病，那是军人家属，才没被丢弃在山野里。

这么说合作是在不幸之中，托了他哥犊儿的福。

我们这些欺负过合作的孩子，就经常聚在一起，说着合作的一些事。有时放了学，我们不敢走大路，怕被村上的人看见，因为从那时起，合作的家里就没人敢去了。我们就从瘪子家的坡道溜上去，走过很多家后窑背，躲在对面的胡同边，看他回来了没有。我们经常等到天黑，也没看见合作的家门被人掀开过一次。

他家的窑背上，那时种了很多花椒树。往年花椒成熟了，整个西村的人都在那里摘过花椒。自从合作得了麻风病，村上再也没有人去他家窑背上摘花椒了。那些红成血的花椒，寂寞地开着，也寂寞地落着。没人采摘的花椒树，也就自然干死了，铁黑色的树枝，带着一身的长刺，站在他家经常失去烟火的窑背上。

村上的人偶尔看见合作的母亲，也是相互躲避着。

我能记起那个冬天里，合作的身上装着很多花生，不时掏出一粒，在嘴里嚼着。在我们那里，花生是稀罕之物，多数人都不认识。合作告诉我们，他舅家在河南，那里的沙土地上种的全是花生。还说去他舅家，要在西安坐火车，还要过黄河。我们就在生长麦子、玉米和高粱的马坊之外，记住了火车能开过的黄河，那里生长着我们没有见过的花生。

整个冬天里，合作的嘴唇都是破着的，一直往外流血。

我们以为那是吃花生把嘴吃烂了，不知道他已经病了。

合作从村子里消失后，一村人都从心里挖掉与合作的交往。以为那是一摊稀泥，一摊带病的稀泥，必须清理出去。我也忘了，合作给我吃没吃过花生，合作的火车头军帽我戴过没有。我最清楚的，是他笑的时候，那样子很像哭。

合作的灾难，就那么难看地挂在他的脸上。

一年之后，村里人知道合作的麻风病没治好，他在外面死了。

也是一个冬天，合作被焚化了的尸体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送回了村上。合作是我们村有史以来，第一个被火化的。也是因为麻风病，合作没有留下全尸，只有在烈火里，把自己和身上的病毒一起焚烧了。

村里人给合作钉了四页板的薄棺材，把那个匣子放进去，埋了。

那天，合作的母亲抱着合作穿过的衣裳、用过的东西，在坟里烧了。

也是那一把火，烧去了一村人埋在心里的恐惧。

埋了合作的第二年，犊儿复员回村了。他叫上村里的匠人，把他家的那院窑庄重新刨铣了一遍。换了锅灶，换了炕席，换了家具。有人说，犊儿这是准备娶媳妇了。也有人说，犊儿这是要把麻风病人合作活着时留下的阴影，从家里彻底清理干净。

穿着一身摘了领章也摘了帽徽的军装的犊儿，后来当了生产队长。

找他说话的那些人，也忘了他的兄弟合作几年前死于麻风病。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听说国家派人来了，住在沟西的那个麻风病村里，帮着人们看病。再后来，听说联合国也来专家了，在那里研究麻风病的防治，也从生存环境上改变他们的现状。我们这些惦记着合作的孩子，就想他们要早来几年多好，那样麻风病就不会夺走他的生命了。

只要他活着，我们就能见到那时候很稀罕的花生。

麻风病已从我们那里消失了好多年。那个被称为麻风病村的村子是否也消失了，我不得而知。记得我在县上工作的时候，总想着去那个村子看看，但因各种原因，终归没有去成。

或许，是想着死于麻风病的合作，我才有意退避了。

雨声包围着防震棚

我和父亲的内心都有了焦虑，应该是在1976年。

回村种地一年多了，到底是留在土地上，还是从土地上走出去，我们都日夜想着，却都没有一个办法。看得出来，父亲每天在用忧郁的眼神，不时地看着我，也不时地躲着我。我也觉得，把自己的一生全部交给一块土地，也是一件很憋屈的事。

带着这种焦虑，我和父亲从那年的春天，走到了那年的夏天。

收麦子的时候，父亲意外地用镰刀割伤了自己。伤口是在左边的小腿上，竟然有那么多的血，把一片割倒的麦子从麦穗到麦秆很醒目地染红了。那染在麦芒上的血，在太阳的照耀下，像能听见父亲内心那种炸裂的声音。

这得是使出多大的力气，才能割下的伤口？

那一瞬间，父亲肯定是看到我弯腰在麦地里，正在他的前边，艰难地挥动着镰刀，而心生出更多的焦虑时，一下子走了神，竟让很远地伸出去又猛然用力收回来的镰刀，越过一片厚实的麦子，落在自己的小腿上。

父亲用虚土和婆婆丁根上的白色汁液，涂抹在流血处。又从汗涔涔的衣服上，撕下来一溜布条，缠绑在腿上。父亲瘸着腿，收完了地里的麦子，几天后解开腿上的布条，不小心撕下一片肉，里边全是发臭的脓血。坐在墙根下，父亲用了很长的时间，把伤口里的脓血一滴滴地挤出来。我看父亲咬着牙，每挤上一下，都像用刀切下一块肉。我看得心疼，却又帮不上忙。挤完了，父亲从一个纸包里挖了一块貒油，抹在了伤口上。他没有去村上的医疗站，他的身上没有可以用来包扎伤口和买药的闲钱。

忙罢了，父亲腿上的伤好了，我也临时去了县上。

我和父亲心中的焦虑，也因此减缓了一些。

文化馆召集了十几个人，集中在永寿村采写孙天柱的英雄事迹。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永寿历史上的第一个烈士。一次民兵演习，为了扑一颗没有甩出去的手榴弹，他牺牲在同伴身边。我们去了他的坟墓，去了他的家里，去了学大寨的工地，也去了村上的赛诗会。有一天，我们坐上卡车，去了邻县旬邑，参观新修的方块田。回来的时候，我们坐着卡车翻过页梁，从旧县城罐罐沟脑，过了虎头山，进入离县城最近的蒿店，看见西兰公路上，站满了挥手、喊叫的人群。我们站在疾驰的卡车上，听不见人群喊什么，只听见一路的风声，从耳边呼呼掠过。

到了县城，才知道唐山地震了。那天是7月28日。

随后，我们参加采写的十几个人也被解散了。

我回到村上的时候，父亲正在门前的井边，用玉米秆搭着防震棚。一个村子里，各家各户都在自己的门前，搭着大小不一的柴草棚子，村上的干部也在挨个地督促着。看见我从县上回来了，父亲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蹲在防震棚前，潦草地吃了一锅旱烟，又动手干着没有干完的活。

帮父亲搭好了防震棚，我去了大队。在搭在大队院子的防震棚里，我每天的任务就是接听上边打来的有关防震的电话。不像以前在办公室里，把门关上，可以读书，可以看报纸。大队院子的西边是医疗站和代销店，人来人往，很多人从那里出来，就坐在防震棚里打听着一些事情。

一天中午，我想在父亲搭的防震棚里躺上一会儿，发现我家的毛线口袋里装满了麦子，横放在防震棚的口上。我的眼里一下子涌出了泪水。我想到了，父亲在土地上守了一生，他能随时带在身边的也只有这些粮食。在他的心里，一把粮食就是他生命里的细软。

我的印象是：唐山的地塌了，马坊的天塌了。

那段时间里，马坊一直下着雨。有天傍晚，雨下得特别大，下成了大白雨。公社通知说，各村要彻夜防震，把人集中起来，守在空旷的地方。那么大的雨，人不能戳在雨地里，大队副书记玉德说，把学校的一排教室腾了，铺上麦草，让全村人住进去。教室的前边是菜地，西边是操场，一有情况，人就能从教室里跑出来，站到菜地里和操场上，也就安全了。

我是在雨地里，背着母亲，踏着两脚泥泞去的学校。

父亲的身上披着一块塑料纸，跟在我们的后边。

半夜里，我从大队出来，想去学校里看看，路过西村时，看见一点火星透过密织的雨，在我家的防震棚里时明时灭着。

我走了过去，看见了父亲坐在毛线口袋上。

他说不放心防震棚里的粮食，就一个人回来了。

我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让父亲再回到学校里去。

父亲在防震棚里，住了一个月时间。按说那个时候，不应该下那么多的雨，可天塌了的马坊，就是阴雨连绵。好像季节被地震提前赶进了秋天，让父亲拖着僵硬的身体，潮湿得睡不着觉，每夜雨声都包围着防震棚。

等他被潮湿浸得浑身的骨头更加麻木的时候，天才慢慢放晴了。

睡不着的时候，他可以从防震棚里走出来，绕着我家的庄子转一圈。

随着地里的农活多起来以后，防震的事情就松弛了下来。父亲也拆了防震棚，把那一毛线口袋粮食又扛回了家中，才背上犁铧，下到地里犁地去了。至此，父亲在经历了大灾荒、大虫害、大瘟疫和大地震之后，他剩下来的日子里，再没有这么大的天灾和疫情让他置身其中，从而担惊受怕了。

也是一个阴天，我扛着锄头，从村南的地里走出来，碰上副书记玉德，他说刚听到广播，毛主席去世了。我没有反应过来，愣在地头上，不知该怎么去接他的话。还是他提醒我，是9月9日零时10分。

回到家里，我给父亲说了，他说这是比地震还大的事。

开追悼会的那天，我跟着各村的几十个人，从公社出发，一路走到了县上。设在县中学大操场上的追悼会场，黑压压的几万人，站在滂沱的大雨里，听着高音喇叭播放北京天安门广场上追悼大会的实况。站在人群中，我的身上落满了带着哀乐的雨水。

我没有去遮挡，任由它在我身上漂泊着。

那年十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公社广播站工作。我背过通知我的人，捂着脸哭了起来。抹去压抑在土地上的泪水，我告诉自己：天空在头顶上，今天放晴了。

我去公社的那天，父亲把我送上碾子坡，就转身去了地里。

我看见他的那次转身，是很轻松的，也是很愉快的。

他为了我，积压在心里的那些焦虑应该消失了。

耿翔，作家，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长安书》《父亲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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