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戈：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结合

伍戈 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伍戈在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13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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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也是经济学中永恒的话题。无论是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这一命题始终贯穿其中。在微观经济学教材中，当我们研习边际成本与企业定价时，随即面临一个问题：政府应否对某些价格实行最低限价或工资保护，以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尽管按照传统经济学理论，这可能会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但微观经济学的开篇往往便始于对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探讨。宏观领域亦是如此，当前最重要的宏观实践之一——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从国际金融视角审视，国与国之间征收关税本质上是一种“有为政府”的行为，旨在保护国内利益，尽管其有效性在过去一年的实践中仍存争议。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之于经济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关于这一话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海外有凯恩斯主义与其他学派的长期论战；国内过去几年也发生过多次重要争论，其中较著名的是基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林毅夫教授与张维迎教授关于政府在产业政策中作用的辩论，其本质依然是“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博弈。

在我国探讨这一问题具有特殊的复杂性。鉴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沿革，公有制为主体、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以及土地国有等制度特征，使得中国市场与政府的边界与西方传统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尽管过去讨论多集中于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领域，但我个人认为，在中国这片现实土地上，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讨论是全方位的。它不仅局限于国企或产业政策，更涵盖了逆周期调控、风险处置、危机应对以及非经济政策的一致性评估等诸多领域。该问题的广泛性在我国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西方传统国家的讨论范畴。

一、 宏观调控的历史镜鉴：关于理念的抉择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最早且最深刻的讨论，并非始于产业政策，也非国企与民企之争，而是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那是人类历史上关于该问题最能引起灵魂震颤的讨论：在危机面前，究竟应遵循市场化出清，还是采取凯恩斯式的政府积极介入？这也是整个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当时，罗斯福总统之前的政府笃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应当自动出清，应通过危机惩罚大萧条前过度加杠杆的房地产商和制造泡沫者，因此不主张政府介入。然而，当罗斯福目睹物价崩塌、失业遍地、民生凋敝时，他不再认为市场能有效运作。罗斯福上台后认为市场已失灵，无法走出通缩怪圈。起初，他试图通过供给端约束来体现“有为政府”的作用，包括限制纺织钢铁产能。由于引发地方与州政府的反对及博弈失败，罗斯福在供给端的早期尝试并未完全成功，最终转向凯恩斯主义，通过需求端来扭转局面，但这无疑是政府与市场在挽救国家层面的最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在当今依然存在巨大争议，包括日本“失去的二十年”、美国次贷危机中政府应发挥多大作用、财政介入的力度以及利率是否应进一步下调等。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讨论首先是“理念”的讨论，即究竟相信什么，之后才是法治与制度层面的讨论。如果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笃信政府的力量，或者像大萧条前的美国那样迷信市场的力量，那么未来的历史发展、人们的行为模式、制度变迁及法治建设，都会被这一核心理念所支撑。经济理念虽非宗教，但这种基于认知和教育形成的“相信什么”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面临长期物价压力之时。

当前我们之所以强调“有为政府”，或中央提出采取积极政策，客观原因在于：当价格处于低位运行过程时，必须有一股力量代替市场去支出、代替市场去撬动经济，这只手便是政府的手。2025年初，中央曾提出超常规逆周期政策，正是体现了这一重要性。当然，政府发力点究竟在供给端还是需求端，力度如何把握，是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 产业政策的认知难题：“谁更聪明”的困境

关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讨论，具体到产业政策层面，面临着一个核心难题：政府和市场到底谁更聪明？

目前面临一个现实的挑战，即科技企业的认定问题。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及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是“十五五”规划的重要内容，国家也通过设立引导基金、利用财政资金来促进科技发展，抵御“卡脖子”领域的威胁。但关键问题在于：这笔钱该如何花？给哪些企业是合适的？资金应投向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投给北京、上海还是深圳的企业？这涉及复杂的认定问题。再如，一位种植土豆的农民，若借助遥感、AI等高科技手段进行生产，他算不算科技企业？这些认定标准是交给政府监管部门、行业自律协会还是专家评议？这是极具困难的现实问题。

如何在产业政策方面做到政府比市场更聪明，需要极大的甄别力。也许政府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来甄别真正值得投入的企业，而非单边引导。客观而言，政府距离市场尤其是企业端，往往存在信息不对称的距离。

当前，“反内卷”成为产业政策的一个焦点。政府试图界定并治理不同行业的内卷现象。回顾上一次供给侧改革，当时以环保为名义，针对排污不达标的企业进行关停并转，标准相对清晰。但现在的“反内卷”应如何界定？虽然可以看到相关行业政策规定价格不能低于成本价，但如何精准获知“成本价”究竟是多少？以汽车行业为例，价格降至何种位置即被视为内卷？

《求是》杂志于7月发表了题为《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的文章。文章明确指出，治理“内卷式”竞争，首先是需求端的问题，即宏观总量问题；其次才是供给端约束或行业不正当竞争问题。如果遵循该逻辑，政策的优先顺序应当是先认识并解决需求端问题，再动用“有形之手”介入产业端。将产业政策与总需求政策区分开来，并理清其轻重缓急，是当前政策制定的关键。

三、 地方政府行为的边界：债务与激励机制

在国企边界与地方政府行为方面，现实中存在诸多矛盾需要平衡。

首先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退出问题。近期许多地方融资平台退出竞争性领域，方向是正确的。但退出后的遗留问题如何处理？对投资端的支撑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存在一个节奏把控的问题。若退出过快，可能相关投资下降速度过快。

其次是地方财政压力与应对。一方面确实需要优化部分地方政府的应对，另一方面也要让经济循环起来。从全国层面看，提振收入才能拉动消费。

最后是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建立统一大市场以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无疑是好事，但必须权衡其与地方积极性之间的矛盾。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与招商引资产生的积极性。在推进统一大市场时，如何继续鼓励地方的发展动力，需要把握好度。

四、 风险处置的原则：系统性风险与市场化出清的界限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另一个重大领域是风险处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将其作为防风险的首要领域。在处置银行风险、房地产风险或其他潜在风险时，究竟应采取市场化方式还是政府强力介入？

基于过去的事实，建议应以风险是否具有系统性为界限：当风险尚未上升至系统性层面，仅为局部问题时，可以通过市场化的重组并购及法治化方法进行处置，允许其市场化出清。一旦风险有苗头危及系统安全，涉及“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应该介入。

综上所述，无论是逆周期调控、产业政策、非经济政策评估还是风险处置，都需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此基础上形成具体做法，结合历史沿革建立产权明晰的法治体系。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并非“非黑即白”的对立关系，而是需要结合中国特有国情，在动态中寻找合理的“度”。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