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坦桑尼亚乡村遇到中国豆浆

李鹏飞

从2025年7月开始，我有幸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研究团队的一员在坦桑尼亚开展为期一年的区域国别田野调查研究，同时对中非合作减贫实践做一些观察。这也是我第二次前往坦桑尼亚。

这个东非门户国家，给我上的第一课是距离需要用时间重新定义。从海滨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出发到内陆农业大区莫罗戈罗省，车程不到200公里，我们却花费了超过6个小时。我们走的是坦桑尼亚全国最高规格的T1公路，而这条路只有双向单车道，一有车抛锚路上就必定会堵车。而在非洲，大部分车的车龄都超过20年，抛锚也就变成了常事。更要命的是，由于缺乏维护，路上遍布超重卡车碾压出来的“炮弹坑”，这让我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情”有了种颗粒感十足的体会。

也正是这次调研让我来到了狮子村——位于莫罗戈罗省的一个城郊村庄，并深入了解到我的导师团队在这里与坦桑尼亚已经开展了十余年的“小技术，大丰收”“小豆子，大营养”等农业减贫合作。坦桑尼亚国内95%的农业土地都是雨养农业，缺乏灌溉基础设施，农民也缺少资本去购买化肥与杀虫剂。这些因素导致坦桑尼亚的粮食产量极低，玉米的平均产量为每公顷11袋（约1.3吨），而中国的每公顷产量约为6.6吨，单位土地产量相差约4倍。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大团队希望可以通过引入劳动密集型种植技术、大豆玉米间作套种技术，帮助当地提高其农业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我们在狮子村了解到，农户们每年的粮食大都不够自己吃，很多农户家里孩子每天只吃一顿饭。当地小学的老师告诉我，学生时常因为饥饿而无法在课堂上集中精力。平日里，每个学生都要携带500坦桑先令（1元人民币约等于358先令），这样就可以在学校或者路上买点儿吃的解决一天的午餐。这笔钱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可不是小数目，这里的农民家庭普遍有3个以上的孩子，多的甚至有七八个，对于一个年平均收入40多万先令的家庭来说是很重的负担。

正因如此，去年7月中国农大与莫罗戈罗省合作，将“小豆子，大营养”项目升级为儿童豆浆营养项目，开始在狮子村的朱胡迪小学试点，为该校350名小学生每人每天提供一顿营养早餐，包含一杯约300毫升的豆浆和两块炸糕。由于吃饭时间定在了10点后，这顿早餐实际上也成为了孩子们的午餐。
一杯豆浆加两个炸糕看似不多，但是对于当地学生的营养补充至关重要。大豆富含植物蛋白以及多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对于正处在生长发育关键窗口期的小学生来说可谓黄金饮品。此外，豆浆的价格相比牛奶、肉类等动物蛋白也更加具有“亲民性”。更重要的是，项目鼓励狮子村种大豆的示范户形成“豆浆小组”，他们用自己种的大豆磨成豆浆供给学校。为了避免村里电力不稳定和电费过高的问题，项目还为农民提供了5个大石磨，以保证豆浆的稳定供应。这种做法就把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民的增收巧妙地与当地儿童营养的提升结合起来。该项目目前为孩子们提供每份营养餐2元钱的费用，以覆盖大豆种植和加工的成本。“豆浆小组”的农户也在考虑，未来是否可以带动更多的村民种植大豆，让作为学生家长的农户无偿提供大豆，这样豆浆营养餐就可以一直提供下去。

坦桑尼亚之前种植大豆主要是为了养殖、榨油，他们的主食还是玉米。而中国几千年来对于大豆的加工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些“小技术”式的平行经验完全可以为非洲所用。一次和莫罗戈罗省主管农业经济部门的官员交流，她对我说：“一开始你们中国人来这边说大豆可以做出‘豆奶’，我一点儿都不相信，直到第一次看到豆浆从石磨上流出来，我才相信这是真的。”

在项目实施一个月之后，我们又来到狮子村了解村民的想法。很多村民告诉我，因为在学校能喝到豆浆，现在孩子每天都非常乐意上学，之前他们还担心孩子们不喜欢豆浆的味道。现在每天上午的课间早午餐环节已变成朱胡迪小学学生们翘首以盼的“Soya Time”（豆浆时间）。豆浆，这一朴素的“中国饮品”，在中坦民众之间传递着“民心相通”最本真、最绵长的滋味。

将中国豆浆引入坦桑尼亚的这一尝试，其意义远不止于一种饮品的传播。它本质上是一个精巧的“发展微试验”：通过帮助当地农民延伸大豆产业链、改善社区营养水平，示范了一种“既赋能，又滋养”的可行路径。

当然，非洲减贫的征程要靠更根本、更广泛的结构性变革——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农业生产率的系统性提升，以及内生发展能力的全面构建。豆浆项目带来的改善是温暖而具体的，但它无法替代那些宏大的经济命题。

‍尽管如此，这个关于中国豆浆与坦桑尼亚乡村相遇的故事，依然为中非合作书写了一页充满温度的叙事。它告诉我们，在投资、贸易等抽象数据之外，合作也可以是细腻的：它关乎一粒豆、一根玉米、一位农民脸上的笑意、一个孩子的早餐。这种 “微叙事” ，或许正是中非合作、摆脱贫困平行经验分享最生动的注脚。（作者是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