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失窃谜案：深夜如厕丢 6 册国宝，小偷为何主动归还？

乾隆三十九年的夏夜，京师热得像口烧红的铁锅，连晚风都带着灼人的温度。

别人都在凉席上酣睡，四库全书馆的灯火却亮得刺眼，一群编修正埋首案前赶工。

谁也没料到，这场寻常的加班，会因一个编修的疏忽，酿成一场关乎国宝存亡的惊魂事件。

一件国宝的流失与回归，为何能折射出古代文物保护的荒诞与无奈？

赶工偷带“国宝”，十分钟变“失物招领”现场

这场风波的主角，是翰林院编修黄寿龄。当时清廷正举全国之力编纂《四库全书》，他分到的任务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摘抄宋代两部大部头著作。

《考古质疑》和《坦斋通编》。这两部书的原文分散在六册《永乐大典》中，字数繁多，抄写工作量极大。

眼看进度要跟不上，黄寿龄急得团团转，在他看来，完不成任务就等于砸了自己的仕途“饭碗”。

思来想去，他竟冒出个大胆的念头：把这六册《永乐大典》带回家，连夜赶工。要知道，《永乐大典》可是明成祖朱棣牵头，解缙、姚广孝主持编纂的“古代百科全书天花板”，全书22877卷、11095册，总字数达3.7亿，收录了先秦至明代七八千种典籍，到清初时已只剩八九千册，每一本都是国之重宝。

那天深夜，黄寿龄揣着装有六册大典的包袱，坐上马车往家赶。途经米市胡同（如今北京中信沁园一带）时，他突然腹中绞痛，实在难忍。

他急忙吩咐车夫停车，自己找了个僻静角落解决生理需求。

前后不过十分钟，等他一身轻松地回到马车旁，瞬间惊出一身冷汗。

马车上的包袱不见了！包袱里的笔墨纸砚丢了倒无妨，可那六册《永乐大典》要是丢了，可是杀头的重罪。黄寿龄的魂一下子就没了，他拽着车夫反复追问，又拉住路过的行人打听，可没人见过那个包袱。

他沿着原路一遍遍地搜寻，从深夜找到天亮，眼睛都熬红了，那六册国宝依旧杳无音信。很明显，包袱是被人偷走了。惊慌失措的黄寿龄不敢耽搁，立刻跑到四库馆上报情况。

可四库馆的官员们一番合计，却决定暂时隐瞒此事，没立刻上报乾隆。

从当月十三日丢书，到二十五日乾隆得知消息，中间隔了整整十二天。馆方打的算盘很简单：先给黄寿龄留两周时间私下找书，能找回来最好，皆大欢喜。

实在找不回来，再上报皇帝也不迟。这份“职场护短”，却让后续的风波愈发激烈。

乾隆震怒下“督办令”，国宝竟“自动归队”

乾隆得知国宝失窃的消息后，龙颜大怒。他生气的不是馆方迟报，而是这件事丢了朝廷的脸面。

要知道，当时宫中的很多《永乐大典》都是从民间征集而来，清廷曾承诺，等《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就将这些典籍归还百姓。

如今书还没修完，就把百姓的藏书弄丢了，这不仅是失信于民，更让朝廷威仪扫地。乾隆在震怒中痛批黄寿龄，还引用《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六十一》中的记载怒斥：“永乐大典为世间未有之书，本不应听纂修等携带外出。

况每日备有桌饭，各员饱食办公，尽一日之长，在馆校勘，已可不误课程，原无藉复事焚膏继晷。”

意思很明确：朝廷管吃管住，让你们在馆里安心加班就够了，凭什么要把这种千古奇书带回家？胆子也太大了。怒不可遏的乾隆当即下旨，让步军统领英廉立案侦查，限期破案。

这个任务可把英廉难住了。案发在深夜，没有目击证人，更没有如今的监控设备，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

乾隆给的期限又紧，要是到期抓不到小偷、找不回典籍，他这个步军统领的乌纱帽肯定保不住。

英廉立刻调动人手全城搜捕，可查了好几天，依旧毫无进展，他都快绝望了。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出现戏剧性的反转。就在黄寿龄丢书半个多月后，七月十五中元节这天，转机出现了。

中元节当晚，京师御河桥畔热闹非凡，百姓们都在放河灯祭奠亲人，河面上灯火点点，人流涌动。

深夜时分，有人在桥边发现了一个遗弃的包裹，打开一看，里面正是那六册丢失的《永乐大典》，书页完好无损，连一张纸都没少。

虽然偷书的人依旧没抓到，但国宝总算找回来了，英廉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对于这件事，乾隆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偷书的人肯定是想把国宝卖掉换钱，可这种皇家典籍，谁也不敢收购。

卖不出去，又怕被官府查到惹祸上身，所以就趁着中元节人多眼杂，把书丢在了御河桥畔。这番话看似合理，实则是在“挽尊”——乾隆心里很清楚，这件事大概率是“内鬼”作案。

“偷书不算偷”的古代职场潜规则与国宝流失魔咒

这起失窃案最终不了了之，乾隆其实早就怀疑黄寿龄监守自盗，可一来书已经找回来了，二来想追责也没那么容易。

深层原因在于，清代社会对“偷书”有着一种奇特的认知：在很多文人眼里，偷钱是卑劣的盗贼行径，可偷书不一样，书是风雅之物，顶多算是“借而不还”的雅癖，算不上违法犯罪。

更关键的是，《大清律例》中对偷窃的规定，主要针对钱粮、军械等物资，对于书籍盗窃并没有明确的治罪条款，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

再加上英廉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步军统领，还在四库馆兼任职务，算是黄寿龄的上司。

黄寿龄能参与《四库全书》编纂这种重点工程，未来前途不可限量，英廉也不想为了这件事得罪他。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书已经找回来了，没必要再深究下去，这也暗合了古代官场的潜规则。

其实，黄寿龄的案子并非个例，《永乐大典》的流失，早已形成了一种难以遏制的“魔咒”。早在乾隆初年，清廷曾清点过《永乐大典》的存量，发现比清初时少了一千多册。

要知道，清人一直把《永乐大典》视为国宝，安排了专人看守，按说不该丢这么多。

乾隆当时就怀疑，康熙年间备受宠信的文臣王鸿绪、徐乾学，经常以修书为名借阅《永乐大典》，很可能是他们借了之后就没归还，偷偷据为己有。

只是事情已经过去多年，难以追查，乾隆最终也没深究。

除了编修大臣，负责看守典籍的官吏也在监守自盗。明清两代的国家档案存放处皇史宬，就曾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情。

这里不仅存放着《永乐大典》，还有很多珍贵文献，不少大臣来这里办公时，会顺手偷走几本典籍，神不知鬼不觉。

就连看守皇史宬的兵丁和杂役也不闲着，他们虽然不偷书，却盯上了存放典籍的柜子。

柜子上的铁皮、铜环，甚至建筑上的金属装饰物、瓦片上的铜钉，都被他们偷偷拆下来卖掉，国宝的安防形同虚设。

黄寿龄案过去二十年后，乾隆五十九年，清廷再次盘点《永乐大典》，发现仅剩9881册，比原本的数量少了约1200册。此后，《永乐大典》的流失速度越来越快：咸丰年间，存量只剩一半。

光绪年间，就只剩3000多册；八国联军侵华时，《永乐大典》遭遇到毁灭性的打击，不少典籍被焚毁，还有很多被外寇抢走，最终仅存64册。

值得欣慰的是，曾经命运多舛的《永乐大典》，在当代迎来了重生的机会。

2023年，国家图书馆完成了一册嘉靖内府抄本《永乐大典》“湖”字册的修复工作，修复师们采用传统的“掏补法”，搭配仿织绢料和传统植物染色技术，将现代科技与传统工艺完美结合，让这本受损的典籍重焕生机。

截至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湖”字册已经增至6册。这背后，是“字节跳动古籍保护专项基金”的支持，该基金助力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104册件珍贵古籍完成修复，还推动了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先后培训了107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修复师，为古籍保护注入了新生力量。

在数字化时代，《永乐大典》也实现了“活起来”的目标。

2023年2月，国家图书馆联合相关单位研发的“《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免费向公众开放。

2024年，最新版的《永乐大典》影印完成，数字化平台全公益开放，让普通大众也能直观了解这部国宝的编纂体例、历史变迁和存藏情况。

除此之外，“《永乐大典》存卷综合整理研究”项目也在稳步推进，项目团队聘请了全国70多所高校的200余位专家，对存卷进行标点审查和定稿，完成后将交付中华书局出版，并实现数字化、公开化，方便读者检索利用。

这些举措，不仅让《永乐大典》的文化价值得到更好的传承，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

黄寿龄的十分钟疏忽，看似是一场荒诞的“职场失误”，实则是古代文物保护体系缺失的缩影。

“扣点绩效”的调侃背后，藏着《永乐大典》流失的辛酸。从曾经铺满多个足球场、能摞起两百层高楼的巨著，到如今不足原书5%的存量，《永乐大典》的聚散流转，见证着文明的脆弱与坚韧。

当代的修复与数字化努力，让千年文脉得以赓续，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明保护的进步与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