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冠军举报又添猛料

作者|谢烟客

金牌背后，乱象丛生。

1月9日晚，杭州亚运会金牌得主王莉在网络发声，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负责人范某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猥亵女队员、其妻长期吃空饷等“多宗罪”。

而这已经是王莉自去年12月以来的第二次公开举报。

云南省体育局1月10日晚发布通报，确认运动员王莉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主任范某某的情况基本属实，对范某某作出免职处理并立案调查。

王莉是云南省首位亚运三金得主。这位为国争光的运动员却在2025年12月公开举报，称自己遭遇了训练基地主任范某某索要15万元比赛奖金。

王莉在举报视频中描述，她拒绝范某某的要求后，遭遇了一系列打压：被恶意边缘化、禁止训练，甚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办理”退役手续。长期的打压使她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如果只是索要奖金，这或许还可以被归类为“经济问题”。但王莉在向云南省联合调查组当面提交的材料中，除了索要奖金的问题，还包含了范某某涉嫌猥亵女队员的指控。

她公布的聊天截图令人心惊。有女队员向她倾诉：“他也猥亵过我……我很痛恨那个时候。”另一段聊天记录描述得更加具体，多名女队员反映曾遭受不当身体接触和性骚扰。

而随着官方的一纸通报，范某某的恶行清单也基本坐实，反映出体育训练基地管理层权力过于集中、缺乏监督的问题——在相对封闭的训练基地内，职级不高，但是手握运动员前途命运，可以肆意滥用权力的管理者。

有时我们不禁要想，象王莉这样的冠军级运动员，也只能通过网络的力量来维权，在举报领导索要奖金后，甚至不敢回家，被迫借住在朋友家。那些艰苦训练但是岌岌无名的普通运动员们，又遭受了多少的屈辱和艰辛？

云南省体育局在通报中表示，已开展运动队专项整治，全面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健全运动队管理制度，完善运动员权益保障机制。

这起事件也反映出我国目前体育训练系统中长期存在的管理环境封闭、绝对的教练权威、不透明的决策过程等种种弊病。

我国目前的体育训练除了为数不多的几项球类运动逐步市场化之外，基本采取封闭式的专业队模式，运动员常年生活在基地内，社交圈狭窄，社会支持网络薄弱。他们的训练、比赛、评级、津贴乃至个人生活，几乎全部掌控在主教练或基地管理者手中。

这种全方位的依附关系，使管理者手中的权力被无限放大，极易异化为个人特权。

此次王莉举报的基地负责人索要奖金，正是这种权力在经济领域的表现，而猥亵队员如果属实，也是管理者将运动员视为私有“资源”或“附属品”的体现。

当权力可以掠夺运动员的劳动成果（奖金）而没有任何风险时，他当然会更进一步，试探性地伸向对运动员身体和尊严的侵犯。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可预见的轨迹。

而在监督层面，由于体育系统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封闭性，外部纪检、司法力量难以主动介入。运动员的举报投诉渠道往往不畅通、不保密，举报者反而面临被边缘化、被退役的巨大风险。

王莉作为亚运冠军，其举报尚且历尽艰辛，普通运动员的维权难度可想而知。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目前我们现行体育制度中，很多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争夺奖牌，而这种“唯奖牌论”在无形中塑造了运动员的“工具”属性，当管理者的行为被认为有利于“出成绩”（哪怕只是短期成绩）时，一些恶行便会在系统内被默许甚至纵容。

而我们的很多运动员自幼接受严格训练，文化教育与法治教育往往不足。

他们被灌输的是“绝对服从”，没有人会教他们如何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这也使得运动员在面对侵害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自我怀疑与沉默忍受。

从经济勒索到身体侵犯，从精神打压到制度腐败，我们的体育训练系统确实到了需要动大手术的时候。

但当那些本应守护运动员的人，却成为索取奖金、侵犯队员的“土皇帝”时，体育精神就无从谈起。

体育的光辉不应只照耀领奖台的瞬间，更应照亮训练场每一个角落的公正与尊严。

体育赛场上的荣耀，首先是运动员的荣耀，然后才是国家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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