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对印政策转向，引燃美印大讨论

编者按

我国学者毛克疾近期发表的中文论文《从宠儿到弃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印政策转向》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印度智库界和学术界引发热烈讨论。其中以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员阿诺德·伯特兰德（Arnaud Bertrand）的观点最为典型，他认为这篇文章跳出了“美印联手制华”的惯常叙事，直指美印关系深层结构性矛盾。正是这一洞察，经由他的系统转述与评析，迅速在X、Reddit、Substack、Youtube等海外媒体平台引发热议，获得数十万转发和数千万次阅读。下面摘要转发如下；

毛克疾 此前发表《从宠儿到弃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印政策转向》——不出所料，也是我本月读到的最犀利的一篇地缘政治分析。 在文中，毛克疾系统分析了美印关系的急剧恶化，并在结尾提出了一个极具冲击力的判断：美国与印度最终可能会陷入一场“争夺第二名的竞争”——在一个中国已然成为不可撼动的世界第一的格局下，双方为“银牌”而展开较量。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论证。

一、衰落焦虑：美印关系恶化的深层动因

毛克疾认为——我本人亦持相同看法——美国对外战略取向正在发生一次根本性转变，其背后由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共同推动：一是结构性现实，即美国相对实力的实际下滑，尤其是其与中国之间的实力差距持续收窄；二是由此衍生的衰落焦虑。他指出，这种焦虑在MAGA联盟内部尤为尖锐，并集中体现为一种围绕“救亡图存”的政治叙事。

正如毛克疾所言，美国如今愈发认为，与传统地缘政治对手持续对抗的成本已开始超过其所能带来的战略收益。对中国和俄罗斯的遏制需要长期高强度的资源投入，而美国越来越担心，这种投入本身正在加速其相对衰落。正如毛克疾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政府始终高度聚焦于美国自身的相对衰落问题，因而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内顾倾向，并对传统形式的地缘政治竞争采取极度审慎的态度，以避免战略资源的持续消耗反过来加速这一衰落进程”。

在这一新的战略逻辑下，名义上的“盟友”已不再被视为一项战略投资，而更像是一种战略负担：美国需要为其安全承担成本，为其进入美国市场提供便利，并维系其在现行全球秩序中的特权地位。而一旦美国本身正试图回避地缘政治对抗，这些投入实际上几乎无法转化为任何实质性的战略回报。

更进一步而言，在这一新的战略框架下，“盟友”甚至被视为潜在的负资产：他们如同“绊线”（tripwire，一种自身防御能力有限、却因其一旦遭受冲击就必然引发大国介入，从而在政治与战略层面自动触发升级的前沿存在或机制），随时可能将美国拖入其正竭力回避的高成本地缘政治冲突之中。同时，其也整体性地制约了美国试图与中俄达成交易的空间。从美国新的战略视角看，盟友间的团结已不再是力量倍增器，反而更像是一种制度性的束缚。

二、从“围堵敌人的棋子”到“续命血包”

毛克疾在文中使用了一个我认为极具穿透力的比喻：他指出，特朗普已不再是将“盟友”视为“围堵敌人的棋子”，而是将其当作为自身续命的“血包”——这里取的是严格的医学意义，即一个走向衰弱的病人，为了维持生命，不得不持续接受输血。盟友不再承担协助围堵中国或俄罗斯的战略功能，而是被转化为可供吸吮的对象：其市场需向美国商品开放，其产业需服从美国的优先安排，其资源则被持续抽取，用以为一个正在衰落的霸权体系“续命”。

由此，同盟关系已从以战略协作为主，转向以寄生性汲取为主。正是这一逻辑，解释了美国对外行为中那些表面上看似前后矛盾、难以自洽的现象。为何美国对欧洲反而比对俄罗斯更为强硬？原因并不复杂：俄罗斯具备施加实质性成本的能力，与其持续对抗，反而可能加速美国自身的相对衰落。而欧洲并不具备这种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本可以具备，却选择了屈从——因此成为一个风险更低、回报更确定的施压对象。在这一框架下，传统的“朋友—敌人”区分已然失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冷酷的标准：谁能够施加成本，谁又只能充当“血包”？在这种视角中，中国和俄罗斯不再是美国需要应对的威胁，而是必须与之共存的行为体——甚至，如毛克疾意有所指的那样，可能在某些领域成为“进行地缘政治共谋的同谋”。

三、最终滑向与印度的“第二名之争”

这一逻辑最终将讨论引向印度——而这正是毛克疾最为核心的研究领域。过去二十年间，印度一直是美国的“战略宠儿”。美国奉行的是毛克疾所称的“战略利他主义”：在不要求即时或对等回报的情况下，持续支持印度的崛起，其基本假设在于，一个更强大的印度将会在结构上自然制衡中国。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总体上延续了这一正统路径：2017年，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沉寂近十年之后，美国推动其重新启动。随后，拜登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印投入，推出美印关键与新兴技术倡议（iCET），向印度开放人工智能、半导体等关键前沿技术；将QUAD升级为领导人级别的峰会平台。此外，其还设立印美防务创新加速生态体系（INDUS-X），以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在当时，美印合作“对双方都有利”的共识几乎未遭质疑。

然而，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彻底打破了这一既有模式。印度如今面临美国25%的关税，并因购买俄罗斯石油而额外承担25%的次级制裁关税，合计高达50%，甚至超过了对中国的关税水平。H-1B签证费用被大幅上调，明显针对印度侨民群体；拟议中的《HIRE 法案》拟对外包服务征收25%的税率，直接威胁印度规模 2600亿美元的信息技术产业。与此同时，对印政治话语也迅速变得丑陋不堪：特朗普公开嘲讽“印度经济已死”，其顾问将印度描绘为“俄罗斯的洗钱坊”，而特朗普阵营中的部分人物更将印度移民污名化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入侵者”。

乍看之下，这似乎与毛克疾的整体判断存在张力：如果特朗普政府正试图回避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对抗，为何又要以购买俄罗斯石油为由，对印度施压并加以制裁，甚至辅以高度妖魔化的政治言辞？但正如毛克疾所强调的那样，这里的“俄罗斯因素”并非原则性立场，而只是一个便利的政策借口。若美国当真关切各国购买俄罗斯石油，其施压对象就理应包括中国和土耳其——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这两个国家具备对美国施加实质性成本的能力。印度则不具备这一能力，因此成为更易被挤压的对象，而“俄罗斯石油”不过是一个顺手可用的正当化工具。这一逻辑，与所谓的原则并无关联。

为何美国会对印度采取如此强硬的姿态？毛克疾的回答在本质上是：印度正在变成当年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却拒绝俯首的国家。这一点，在逻辑上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华政策的转向高度相似。当然，中国从未像印度那样成为“美国的宠儿”，但在“特朗普1.0”之前，美国对华政策名义上仍以“接触”（engagement）为核心，其基本假设是：将中国深度纳入全球经济体系，最终会促使其走向自由化。特朗普打破了这一共识，转而对一个不愿服从美国主导秩序的崛起中国采取激进对抗策略。如今，美国已难以再对中国实施同等方式的正面对抗，因为中国具备反击能力，能够对美国施加真实而持续的成本；但对印度仍然可以。模式如出一辙：同样是正在崛起的力量，同样不愿完全对齐美国（亦不愿沦为彻底的“血包”），同样对自身命运抱有高度自信。区别在于，印度仍处在尚不足以进行实质性反制的阶段，因此成为美国对“拒不顺从的崛起者”施加惩罚冲动的相对安全出口。

正如毛克疾所概括的那样，在美国的认知中，“印度显得格外忘恩负义”：一方面从美国的慷慨支持中持续受益，另一方面却拒绝按照美国的规则行事。这套叙事，与当年用以描述中国的说辞几乎完全一致——我们向你开放市场、转移技术、将你接纳进既有秩序，而你回报我们的，却不是服从与感恩，而是抗拒与自立？

毛克疾进一步指出，这种摩擦并非源于个别领导人或短期政策选择，而是一种结构性矛盾，因而将超越特朗普本人而长期存在。中国的崛起直接冲击了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并最终引爆了“特朗普1.0”时期的贸易战；而印度的崛起所冲击的，则是美国的服务业部门——也就是美国在去工业化之后所退守的白领就业领域。可以说，中国拿走了“工厂”，而印度正在进入“办公室”。在政治层面上，这一冲击甚至可能更具破坏性，因为它威胁到的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长期自认为相对安全的中产阶层。

顺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便会触及毛克疾最具颠覆性的判断：美国与印度未必会如既定设想那样联手制衡中国，反而可能最终彼此竞争——争夺中国之下的“第二名”位置。而一旦中国的进一步确立领先优势，毛克疾设想的一种情形是：中国与美国、以及与印度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关系，反而可能出现某种程度的“相互松动”——因为这两个竞争者将越来越多地彼此牵制，而非继续将主要战略注意力集中于中国。

由此，一种深刻的历史反讽得以完成：美国过去二十年对印度的战略投入，其核心目的正是“离岸制衡”——培育一个地区性制衡力量，以便在不与中国直接对抗的情况下牵制中国。而在毛克疾所描绘的情形中，这一角色却发生了彻底反转：中国反而可能成为真正的“离岸制衡者”——稳居体系高位，置身直接对抗之外，冷眼旁观其两大潜在竞争对手相互对峙、彼此消耗。

争夺“第二名”的较量，或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