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深秋,密歇根州华人公墓的风带着凉意,一块新立的墓碑在枯黄的草丛中静默伫立。
碑上刻着的“故土难忘,初心不负”,是27岁清华博士荣鑫留在世间的最后注脚。
4年前,他从8000米高空纵身跃下,结束了被理想绑架、被沟通隔绝的人生;4年后,DNA 鉴定终于确认他的身份,远在长春的教授父母却只留下一句冰冷的回应:
“不接受,让他留在美国。”
这句决绝的话背后,藏着一本被修改的高考志愿表、无数次跨国争吵的碎片、两封未寄出的信,以及一个高知家庭在理想与亲情、尊严与理解之间的拉扯。
荣鑫的人生,从一开始就被父母的“理想”精准规划。
他出身学术家庭,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自小被贴上“别人家的孩子”的标签。
聪明的他总能轻松满足父母的期待,成绩常年稳居年级前列,可这份“优秀”背后,是连选择专业的权利都没有的隐性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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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高考结束,荣鑫在志愿表上郑重填上计算机专业。
那是他的兴趣所在,课本里密密麻麻的批注、熬夜写下的编程笔记,都藏着对这个领域的热爱。
可父母看到志愿表后,连夜找到班主任,以“自动化更有大国重器属性,更符合学术追求”为由,偷偷修改了他的选择。
“爸妈都是为你好,自动化专业前景更广,以后能做更有价值的研究。”
面对荣鑫的不解,父亲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满是不容置疑的笃定。
那时的荣鑫,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想说的反驳在喉咙里打了个转,最终还是咽了回去。
他看着父母鬓角的细纹,想起从小到大他们为自己付出的心血,说服自己“父母不会害我”。
可深夜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不知道,这张被修改的志愿表,只是父母“理想绑架”的冰山一角。
高中三年,父母每周都会准时到学校,美其名曰“了解学习情况”,实则要翻看他的作业本、聊天记录,生怕他 “走弯路”;
就连周末和同学打球,都要提前报备,精确到回家的时间,仿佛他不是一个即将成年的少年,而是需要被全程掌控的木偶。
2012年,荣鑫以优异成绩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毕业,提出想赴美深造的想法时,父母再次表达了反对:
“国内的大学难道不够好吗?为什么非要去美国?”
他耐心解释,美国在相关技术领域有更前沿的探索,能让自己的学术视野更开阔。
经过反复劝说,父母最终妥协,但条件是“读完博士必须立刻回国”。
荣鑫满口答应,他以为这只是暂时的让步,却没意识到,父母早已将“儿子回国任教” 当作自己教育成功的终极证明。
因为在高校任教多年的他们,始终遗憾未能在顶尖领域有所突破,便将这份执念全压在了儿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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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荣鑫如鱼得水。
他凭借过人的天赋,很快成为实验室的核心成员,参与多个项目,发表的论文多次被顶级期刊收录。
学术上的成就感,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挣脱束缚的自由。
可这份自由并没持续多久,父母的电话就成了每周的“必修课”,话题永远围绕“何时回国”:
“国内高校已经给你留了名额,回来就能评副教授,何必在国外受委屈?”
“我们就你一个儿子,你走了,我们老了怎么办?”
电话那头的絮叨,像一根无形的线,紧紧缠绕着荣鑫,让他喘不过气。
他理解父母的牵挂,却也舍不得眼前的学术机遇。
他参与的项目正面临微软、谷歌的竞争,每周工作超80小时,连续72小时改论文是常事,实验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凌晨。
日志里,他曾写下“怕项目失败对不起导师”,笔尖划过纸页时,又忍不住添上一句 “更怕让父母失望”。
这种两难的挣扎,让他逐渐陷入焦虑。
2015年,他在社交平台转发“博士生抑郁率”文章时,备注里满是疲惫:
“每天醒来都怕项目失败,更怕父母问‘什么时候回国’,好像不管怎么做,都有人会失望。”
真正的矛盾,在荣鑫提出定居美国时彻底爆发。
2016年底,他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妻子长期在美国生活,且他的事业正处于上升期,一旦回国,多年的积累将付诸东流。
他深思熟虑了一个星期,每天都在纠结中度过,夜里常常惊醒。
终于,他拨通了父母的电话,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
“爸、妈,我想和苏容在美国定居,这里的工作机会真的很好,等稳定了,我就接你们过来。”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后传来父亲暴怒的声音:
“你敢留在美国?我们花这么多钱培养你,不是让你做白眼狼的!”
母亲在一旁哭着附和:“你要是不回来,我们就没有你这个儿子,这个家也没了!”
荣鑫握着手机,手指冰凉,试图解释:“爸,我不是不孝顺,只是现在回国太可惜了,我想做出点成绩……”
“成绩?你留在国外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不孝!”父亲的怒吼打断了他,随后电话被猛地挂断。
听筒里的忙音像重锤,一下下砸在荣鑫心上。
他不死心,又尝试视频通话,想对着屏幕让父母看到自己的诚意。
可视频接通后,父亲指着屏幕骂他“不孝”“忘本”,母亲则趴在桌上痛哭,反复念叨“养儿防老”。
荣鑫看着父母激动的模样,心里又酸又痛,他提出“先回国工作3年,再申请赴美交流” 的折中方案。
可父母根本不听,只丢下一句“要么回来,要么断绝关系”,便再次挂断了视频。
为了挽回亲情,荣鑫偷偷给国内的亲戚打电话求助,声音带着恳求:
“叔,你帮我劝劝我爸妈,我真的不是不想回家,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可亲戚们的回应却出奇一致:
“你父母也是为你好,他们年纪大了,就想让你在身边”
“回国多好,稳定又体面,何必在国外飘着”
这些“和稀泥”的话,彻底堵死了他最后的沟通渠道。
他蜷缩在沙发上,向妻子阮苏容坦言:
“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既对不起父母的培养,又舍不得这里的事业和你。”
那晚,他第一次说出“活着没意义”的话,眼神空洞得让人心疼。
2017年2月,荣鑫再次拨通父亲的电话,想做最后的努力,可父亲的语气冷淡如冰:
“如果你还想跟我讨论在美国定居的事,就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你真决定留在美国,那我们就没有儿子,也没有这个家。”
话音未落,电话被强行挂断。
此后,荣鑫多次拨打父母的电话,均被拒接。微信、邮件,所有的联系方式也都被拉黑。
那段时间,飞行成了他唯一的解压方式。
每当情绪低落,他就会去飞行俱乐部租飞机,从高空俯瞰大地时,城市变成了小小的光点,所有的烦恼仿佛都被抛在了脑后,能获得短暂的平静。
可落地后,现实的困境依旧存在,抑郁的情绪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失眠,食欲不振,甚至出现了幻觉。
2017年3月15日,荣鑫再次来到飞行俱乐部。
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没人知道,这一次,他没有打算回来。
他穿着最喜欢的蓝色衬衫,手里攥着那张与父母的旧合影,照片上的他笑得一脸灿烂。
飞机起飞后不久,地面人员便失去了与他的联系。经过大规模搜索,人们找到了坠毁的飞机,却不见荣鑫的踪迹。
直到2018年9月,他的遗体才在一片荒野中被发现,因腐烂严重,身份确认工作一波三折。
密歇根州立大学实验室曾误将其归为“白人或西班牙裔”,后因经费问题搁置鉴定,最终依赖私人机构的加急检测,才在2021年确认身份。
消息传到长春,荣鑫的父母闭门不出。
邻居们说,那几天,老两口的房间里没有一点声音,只有深夜时,能看到父亲在阳台抽烟,烟头散落一地。
然而,当美国警方联系他们,告知可以将遗体带回家安葬时,他们给出了那句震惊众人的回应:
“我们不会去收尸,让他死在美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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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荣鑫的高中班主任回忆,他曾去探望老两口。
看到荣鑫的获奖证书被整齐地摆放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他母亲看到证书时,眼泪无声地滑落,嘴里反复念叨“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志愿者整理荣鑫的遗物时,发现了那张他随身携带的旧照片,背面写着“爸妈安康”字迹被摩挲得有些模糊;
还有一封未寄出的信,是在他书桌抽屉里找到的,信纸泛黄,上面的字迹工整却带着颤抖:
“爸妈,我不是不想回家,只是想抓住事业的关键期,等稳定了就接你们过来,让你们看看我做的研究……我知道你们为我好,可我也有自己的追求,原谅儿子的不孝。”
而在荣鑫父母的旧抽屉里,人们也发现了一张空白的信纸,纸页顶端写着:“儿啊,要是你愿意回来,我们不逼你了”。
后面没有任何内容,只有被泪水浸湿的痕迹,墨迹晕开,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原来,他们也曾想过妥协,只是骄傲与执念,让他们没能说出口;原来,荣鑫也从未放弃过亲情,只是沟通的高墙,让他找不到回家的路。
最终,荣鑫的父母同意将他的遗体安葬在密歇根州华人公墓,由留学生团体捐款立碑。
2022年清明,有留学生去扫墓时,发现碑前放着一束白菊,花瓣上还带着露水,没人知道是谁送的,但大家都明白,那是跨越重洋的牵挂,是未完成的和解。
这场悲剧,从来不是谁的错,而是高知家庭的理想绑架、跨国代际的认知鸿沟、尊严执念下的情感失语,三重因素交织的必然。
荣鑫的父母将自己未竟的学术理想、对尊严的渴望,强加在儿子身上,以爱为名,行控制之实,却忘了他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个体;
荣鑫在学术压力与亲情负罪感中挣扎,渴望被理解却找不到有效的沟通方式,最终被绝望吞噬;
而地理距离,又放大了彼此的认知差异,让小矛盾酿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
真正的爱,不是“你要活成我想要的样子”,而是“我尊重你选择的样子,也永远等你回家”;真正的沟通,不是说服对方妥协,而是放下骄傲,倾听彼此的心声。
愿这世间的父母,都能解开理想的囚笼,给子女自由选择的权利;愿这世间的子女,都能推倒沟通的高墙,让亲情不再留有遗憾。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亲情无法重来,别让骄傲和执念,成为永恒的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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