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母亲为远行儿子忙包饺子。

# 撑破的行李箱

凌晨四点，赵建平从浅眠中惊醒，尚未睁眼，先听到了厨房传来的笃笃声——那是菜刀与砧板碰撞出的沉闷节奏。他叹了口气，摸过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的冷光刺痛了惺忪睡眼：四点零七分。

母亲总是这样。只要他次日要出远门，无论火车是几点，她必定在出发前那个凌晨起床，用食物填满他未来几十个小时的旅途，仿佛他要去的是食物匮乏的荒野，而不是仅需四小时高铁便能抵达的、遍地便利店和外卖的省城。

声音停下了片刻，旋即又响起，这次是更轻快的“嚓嚓”声，该是在切葱姜末。赵建平躺不住了，掀被下床，趿拉着拖鞋走到厨房门口。

昏黄的节能灯下，母亲王秀兰系着那条洗得发白、印着“粮油店开业誌庆”字样的旧围裙，正佝偻着背，专注地对付一大盆饺子馅。旁边的案板上，醒好的面团胖乎乎地盖着湿布，旁边的盖帘上，已经整齐地码放了两排包好的饺子，圆鼓鼓的，白胖胖的，像列队等待检阅的小胖墩。

厨房里弥漫着韭菜、猪肉和香油混合的浓烈香气，还有一种更深层的、属于家的、几乎让人鼻子发酸的气味。

“妈，才四点。”赵建平靠在门框上，声音带着刚醒的沙哑，“火车是上午十点的，来得及。”

王秀兰头也没抬，手里的筷子在馅料盆里搅动得更快了：“来得及什么？面和好了得醒，馅拌好了得腌入味，包完了还得煮，煮完了还得晾凉，晾凉了才能给你装盒。你自己算算时间够不够？”她顿了顿，语气不容置疑，“再去睡会儿，七点叫你起来吃饺子。”

“我帮你吧。”赵建平走过去，想接过筷子。

“不用！”王秀兰侧身避开，像护着什么宝贝，“你哪会拌馅？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去去去，别在这儿碍事。”

赵建平没动。他看着母亲。六十七岁的老人了，头发早已花白，在脑后挽成一个稀疏的发髻，露出被岁月和油烟熏得发黄的脖颈。她搅动馅料的手臂看起来枯瘦，却异常稳当有力。灯光在她眼角的皱纹和脸颊的老年斑上投下深深的阴影。

这副场景，他看过无数次。从他十八岁第一次离家去省城读大学开始，到后来去外地工作、出差、旅行，每一次出门前，无论长短途，母亲的厨房必定会在凌晨亮起灯。饺子、包子、烙饼、卤肉、茶叶蛋……她恨不得把整个家都塞进他的行李箱。

起初是甜蜜的负担。室友们羡慕他总有家常美味。后来渐渐成了压力。单位宿舍没有冰箱，带去的食物吃不完会坏掉，他不得不偷偷扔掉一些，心里却像做了贼。再后来，变成了某种带着无奈的习惯，甚至是一点隐约的怨怼——妈，现在外卖很方便，真的不用带这么多。

但他从没真正说出口。他知道，那些凌晨四点厨房里的灯火，那些塞得满满当当的保鲜盒，是母亲对抗某种庞大而无形之物的唯一方式。她无法再为他遮风挡雨，无法再过问他工作上的烦恼、情感上的困惑，甚至无法理解他所处的那个高速运转、光怪陆离的世界。她能抓住的，似乎只剩下他的胃，和那几十个小时的旅途。

仿佛只要她的食物还在他肚子里，他就依然是她翅膀底下那个需要被照顾的孩子，就不会真正离开，不会在那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饿着”。

“站着干嘛？去洗脸，待会儿尝尝咸淡。”王秀兰终于停下搅拌，用手指沾了点馅料抿进嘴里，眯着眼品了品，又加了小半勺盐。

赵建平默默转身去了洗手间。镜子里是一张三十四岁男人的脸，有熬夜加班的疲惫，有职场打磨出的世故，也有被生活催促向前的焦虑。母亲大概还觉得他是个孩子，需要她凌晨四点起来“喂饱”的孩子。

七点整，热腾腾的饺子准时上了桌。三鲜馅的，皮薄馅大，咬一口，汤汁鲜美。王秀兰自己没吃几个，只顾着往儿子碗里夹：“多吃点，上了车就吃不到热乎的了。我给你装了饭盒，凉了也好吃。还蒸了一锅豆沙包，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当早饭……”

赵建平嗯嗯地应着，埋头苦吃。饺子很香，但胃容量有限。当他勉强咽下最后一个时，感觉食物已经堵到了嗓子眼。

“妈，我真吃不下了。”

“路上饿了再吃。”王秀兰起身，开始熟练地打包。煮好的饺子用漏勺沥干水分，晾在盖帘上，旁边小风扇嗡嗡吹着。她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数个保鲜盒，有分格的，有不分格的，铺上厨房纸，把饺子一个个码进去，动作轻柔得像在安置易碎品。“这盒你今晚到了就能吃，这盒放酒店小冰箱里明天吃。豆沙包和卤蛋你路上饿了垫一口……”

她一边念叨，一边打开赵建平早已收拾好的行李箱。箱子里整齐地放着笔记本电脑、几件换洗衣物、洗漱包。王秀兰皱了皱眉，像将军审视不合格的布防图。她毫不犹豫地把一些衣服拿出来，重新折叠，塞到更边角的缝隙里，然后，开始将那些保鲜盒、食品袋一样一样、见缝插针地放进去。

保鲜盒的棱角抵住了电脑包的边缘，装着卤蛋的塑料袋挤在衬衫的领口处，一大包洗好的苹果沉甸甸地压在最上面。

箱子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鼓胀起来，拉链开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妈，真装不下了。”赵建平看着那个快要爆炸的行李箱，太阳穴突突直跳，“太重了，我拎不动。而且省城什么都有，真不用……”

“外面买的能跟自己家做的一样吗？”王秀兰打断他，语气是不容商榷的坚决，“油干不干净？肉新不新鲜？你胃不好，外面的东西少吃。”她用力压了压最上层的苹果，试图合上箱子。

“嗤啦——”

拉链头附近的一小块布料，崩开了一道细细的口子。

两人都愣住了。王秀兰看着那道裂口，手停在半空，眼神里闪过一丝无措，像是精心构筑的堤坝突然出现了蚁穴。赵建平看着母亲瞬间黯淡下去的神色，那句已经到了嘴边的“你看，我说装不下吧”被硬生生咽了回去，变成了一声无奈的叹息。

房间里安静了几秒，只有小风扇的嗡嗡声。

“没事，妈，我找个大点的袋子把吃的拎着就行。”赵建平缓和了语气，试图补救。

王秀兰没说话，只是转过身，走向她的卧室。过了一会儿，她拿出了一个陈旧的、印着褪色牡丹花的尼龙编织袋。那是早年出远门常用的款式，耐磨，能装，但粗糙、笨重，与赵建平那个灰色的商务行李箱格格不入。

“用这个装吃的吧。”她声音有些闷，低着头，开始把保鲜盒、水果袋从行李箱里挪到编织袋里。她的动作慢了很多，背影显得更加佝偻。

赵建平心里忽然很不是滋味。他走过去，接过那个沉甸甸的编织袋：“妈，我来。”

编织袋的提手勒得他手心发疼。里面装的何止是食物，是母亲一整夜的辛劳，是她无处安放的牵挂，是她用最朴实的方式丈量出的、从家到他所在远方的距离。

出门的时间到了。赵建平一手拖着行李箱，一手拎着那个鼓鼓囊囊的“牡丹”编织袋，像个滑稽的、被过度装备的迁徙者。王秀兰执意要送他到小区门口的公交站。

清晨的风还有些凉意，吹起她花白的鬓发。她一直没怎么说话，只是跟在他身后半步，目光始终落在那两个袋子上。

公交车来了。赵建平把编织袋和行李箱拖上车，在靠窗的位置坐下。隔着车窗，他看到母亲还站在站牌下，朝他挥手。车子启动，她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看不清的点。

车厢里拥挤起来，混杂着各种气味。赵建平把编织袋放在脚边，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熟悉街景。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编织袋提手。

四小时的高铁，编织袋就放在座位旁边，散发着隐隐的食物香气。邻座的小孩好奇地看了好几眼。赵建平拿出手机，想处理些工作邮件，却心神不宁。他打开编织袋，拿出一个还微温的豆沙包，咬了一口。甜糯的豆沙，熟悉的面香，瞬间把他带回童年那些赖床的早晨，母亲总用热乎乎的豆沙包哄他起床。

鼻子有点发酸。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母亲塞给他的，从来不只是食物。

是凌晨四点厨房的灯光，是那双布满老茧却异常灵巧的手，是生怕他在外面受一点委屈的担忧，是随着他年岁渐长而愈发浓烈却愈显笨拙的爱意。她把这一切，都笨拙地、固执地、甚至有些“不讲理”地，打包进了这个撑破他行李箱的编织袋里。

食物会吃完，袋子会空。但有些东西，永远也消耗不完。

到了省城，入住酒店。赵建平打开编织袋，把保鲜盒一个个拿出来，放进房间的小冰箱。最后一个盒子被拿出时，他摸到底部有一个硬硬的、用塑料袋仔细包裹的小东西。

拆开一看，是一小瓶胃药，还有一张折起来的纸条。纸条上是母亲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的字迹：

“平儿，药按时吃。豆沙包记得热一下。到了给妈发个信息。别饿着。”

简短的几句话，他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拿起手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

响了两声就被接起，母亲的声音带着急切的喘息，好像一直守在电话旁。

“妈，我到了。”赵建平说，声音有些哽，“饺子我带到了，一点没撒。晚上就吃。豆沙包明早热了当早饭。”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传来母亲明显松了一口气、甚至带着点欢欣的声音：“到了就好，到了就好。酒店暖气足吗？被子薄不薄？晚上出去吃饭找干净的店……”

这一次，赵建平没有不耐烦地打断，也没有敷衍地说“知道了”。他握着手机，走到窗边，看着省城璀璨的、陌生的夜景，听着电话里母亲细细碎碎的叮咛，一句一句，认真地回应着：

“暖气足，不冷。”

“嗯，我找干净的店。”

“药我看到了，会按时吃。”

“妈，您也照顾好自己，别老惦记我。”

电话那头，母亲似乎愣了一下，然后声音更柔和了些：“哎，妈知道。你忙你的。”

挂断电话，赵建平从冰箱里拿出那盒三鲜饺子。不用煮，凉的也很好吃。他一口一个，细细地咀嚼着。味道和家里一模一样。

那个被撑破的行李箱拉链，回头得找个地方修好。而那个印着褪色牡丹花的旧编织袋，他决定，以后每次出差都带上。

毕竟，那里面装着的，是他无论走多远，都永远不会“饿着”的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