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的兵权但也导致宋朝羸弱

在北宋初年的政治棋盘上，赵匡胤摆下一局妙招，这局棋不仅奠定了大宋江山的稳定，也成为后世茶余饭后的经典话题。这就是历史上广为流传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篡取了后周帝国的江山社稷之后，对后周的旧臣一个不杀，全部予以提拔重用。

宋朝建立刚过百天，原后周的两员重将——昭义军节度使李筠和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就因拒受新朝统御，相继在潞州（今山西长治）、扬州起兵叛乱。两场战事的规模虽然都不算很大，但也一直到这一年的年末才得以平息。

赵匡胤为此深为忧虑，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他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二：一是如何重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局面不再出现；二是如何巩固新生王朝，使之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

建隆元年（960年）末，在宋太祖平定李筠及李重进叛乱后，他召见丞相赵普，询问息兵休战、国家长久发展的好办法。

赵普精通治道，提出问题的症结在于藩镇权力太重，君弱臣强，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然安定。“太祖初受天命，诛李筠、李重进，威德日盛。因问赵普：‘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生灵涂地，其故何哉？吾欲息兵定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争不息，家散人亡者无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安矣。’语未卒，帝曰：‘卿勿复言，吾已悉矣。’”

赵匡胤

话说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特意在皇宫里安排了一场“老友局”，邀请了昔日并肩作战的几位将军喝酒叙旧。这哪是普通的庆功宴？分明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心理战。

酒过三巡，赵匡胤假装唏嘘地说起了心事：“吾资尔曹之力多矣，念尔之功不忘。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问其故，帝曰：‘此岂难知？所谓天位者，众欲居之尔。’”这话一出，几位将军顿时汗毛竖起，纷纷表忠心：“陛下出此言何也？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赵匡胤见气氛烘得差不多了，话锋一转：“不然。汝曹虽无此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将军们面面相觑，无法反驳。

趁热打铁，赵匡胤开出了一副“降火药方”：“人生如白驹过隙耳，所谓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显荣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食相欢，以终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将军们一听，觉得这买卖划算，毕竟有权有势不如有命有钱。于是，他们纷纷交出了兵权。

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

杯酒释兵权

就这样，赵匡胤用一杯酒和几句贴心话，完成了权力的平稳过渡。这场“杯酒释兵权”不仅巩固了赵氏江山，也被历史津津乐道为政治智慧的经典案例。

赵匡胤的操作堪称完美，但历史总有不为人知的黑暗一面。谁能想到，赵匡胤最担心的“黄袍加身”事件，竟然出在自己家人身上。

他的弟弟赵光义可不是省油的灯，默默积累人脉和权力，最终用一场扑朔迷离的“斧声烛影”夺了皇位。赵匡胤的子嗣则在赵光义即位后，接连遭遇高压迫害。所谓的“金匮之盟”，更像是赵光义为自己夺权编织的“正当理由”。看来，亲情在权力面前，确实不值几文。

按说，宋太祖赵匡胤为了防止出现分裂割据的局面，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以高官厚禄为条件，解除将领们的兵权，从正面作用看，是明智之法、睿智之举。毕竟，宋太祖通过这些措施，使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逐渐消失。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其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一是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二是辅以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进一步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杯酒释兵权”有利也有弊。它稳住了赵宋的中央集权，但也埋下了军事衰弱的种子。从此，大宋王朝在对外战争中屡屡受挫。

然而，凡事总有两面。军事能力被削弱的同时，北宋却迎来了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巅峰。《清明上河图》的繁华景象和“文化造极于赵宋”的评价，足以证明这一点。

正如陈寅恪所说，赵宋时期的文化辉煌是中华文明的巅峰之一。而“杯酒释兵权”则是这一辉煌时代的起点，展示了赵匡胤的政治智慧，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警示：政治决策如刀，两面皆锋利。稳定固然重要，但若忽视潜在的隐患，迟早会被反噬。

但事物往往是一分为二的，既存在有利的一面，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杯酒释兵权”的负面因素，主要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使宋朝封建国家逐渐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难以自拔。这也是宋朝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若仅从“杯酒释兵权”一事的效果看，此举无疑是令人称道的，似乎很轻松地就解决了让统治者十分头疼的拥兵自重问题。但此事的“后遗症”却远远不止这些，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事实上，赵匡胤确实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首先分析一下战争局势，与两宋所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他们都极为骁勇善战、强悍暴烈。若通过“杯酒释兵权”使得一帮能征善战的武将军权剥夺，让他们靠边站，对大宋帝国来说，无异于是自断己臂，自残己足，作茧自缚，事实也证明宋朝后来饱受外族欺凌与蹂躏完全与此有关。

再者看，“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与整个武将集团的一场政治博弈，既然是博弈，作为博弈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无本生利，不付代价。很显然，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武将集团虽然失去了手中的“兵权”，但换来了皇帝赵匡胤许诺与赏赐的奢侈与享乐，对国家来说平白滋生了一些新的腐败与贪婪阶层，对百姓来说则是无形增加了更多更大负担与伤害。显然，这种做法有些得不偿失，于国于民利弊同在。

据史料记载，太祖的武将们后来几乎清一色的都成为“贪财好色”之徒。史书上称石守信“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王全斌“破蜀日，夺民家子女玉帛”，纵兵大掠蜀中；王仁赡破蜀之日，“纳李廷珪妓女，开丰德库取金宝”；楚昭辅“颇吝啬，前后赐予万计，悉聚而畜之。尝引宾客故旧至藏中纵观，且曰：‘吾无汗马劳，徒以际会得此，吾为国家守尔，后当献于上。’及罢机务，悉以市善田宅，时论鄙之。”崔彦进“频立战功，然好聚财货，所至无善政。”曹翰“贪冒货赂。”张铎“州官岁市马，张铎厚增其直而私取之，累至十六万贯，及擅借公帑钱万余缗，侵用官曲六千四百饼。”田景咸“性鄙吝，务聚敛，每使命至，惟设肉一器，宾主共食。”王晖“性亦吝啬，赀甚富，而妻子饭疏粝，纵部曲诛求，民甚苦之”……这一切的一切，皆由“杯酒释兵权”而来，平添许多悲剧色彩。

当然，也必须看到，太祖时期的一些武将在最初时期，其实并不都想跻身贪污腐败行列，但因害怕过于洁身自好而被赵匡胤怀疑有不臣之心，只好以“作秀”方式应付，故意装得自轻自贱、自甘堕落的样子，但后来环境改变人，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容易变坏。如石守信原本是一员仁将，不仅作战勇猛，且一向重义轻利，可自从“杯酒释兵权”事件发生后，他忽然顿悟，从此开始追求声色犬马，疯狂聚敛财物。对他的这一异常“表现”，《宋史》如此评价道：“岂非亦因以自晦者邪？！”话说得很透彻，原来他老兄不过是像当年秦朝大将王翦那样，在出征灭楚途中为了消除秦始皇的疑虑，故意“自污”罢了。

王全斌

而另一位武将王全斌，史书上也说他之前一直表现很好，为人素来“轻财重士，不求声誉，宽厚容众，军旅乐为之用”，只是在“杯酒释兵权”后，他竟像换了个人似的，克蜀之日，竟自己带头并放纵部下大肆搜掠蜀中，“侵侮宪章，专杀降兵，擅开公帑，豪夺妇女，广纳货财，敛万民之怨嗟，致群盗之充斥。” 如此种种，“杯酒释兵权”的后遗症已跃然纸上，无可否认。

“杯酒释兵权”是赵匡胤的一场妙局，但也是千年兴衰的一面镜子。这杯酒里既有帝王的深思熟虑，也有历史的风云变幻。赵匡胤或许能在一时掌控全局，却无法料到，真正的危机来自杯盏之外的阴影——权力背后的亲情裂痕，江山之外的时代困局。这一幕，留给后世的不仅是感慨，更是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