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齐白石书画院院长齐良芷弟子汤发周发布

1936年3月27日上午，

雅好书画金石的川军将领王缵绪，

委派四川著名金石家吴秋士，

代表川中书画界，

乘飞机抵达北平，

登门邀请齐白石来川游历。

4月27日，齐白石一行从北平出发，

开始了他此生唯一的一次川蜀之游，

这是齐白石自“五出五归”之后的又一次长距离游历[1]。

图4 1936年74岁的齐白石身穿白衫，手执折扇

一、齐白石初识王缵绪

王缵绪(1885-1960)，字治易，号至园居士，四川西充人。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了职业军人，1926年起先后任国军第二十一军第五师师长、第二师师长、第四十四军军长等职，1929年年底，王缵绪受刘湘举荐，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四川盐运使和四川盐运缉私局局长，驻守重庆。他从当地盐业贸易中得到了大量资财，因而广收名家书画金石赏玩鉴藏[2]。

图1 王缵绪（1885-1960）

图2 齐白石为吴秋士治“秋士”印 无边款 尺寸、年代、收藏地不详

王缵绪对齐白石的关注，最初主要得益于川人曾默躬(1881-1961，图5)的推荐和齐白石弟子姚石倩(1877-1962)的牵线。1881年，曾默躬出生于成都的一个中医世家，长期居于市井之间。在日常的行医之外，他极为热爱金石书画，成为了至今尚湮灭艺坛的一位蜀中艺术大家。曾默躬的山水早期师法四王，20世纪30年代后，他的画风向石涛、髡残等人转变，崇尚“以复古为更新”，笔墨苍茫古朴(图6)。人物长于佛像创作，师法金冬心的静穆奇古之风，设色鲜丽，线条遒劲(图7)。花鸟则主要取法海派，以书入画，重气尚势，以浑厚豪放为宗(图8)。而其最为外界所称道的是篆刻，他的印风上承汉印，师法《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爨龙颜碑》等，崇尚雄厚强健的风格(图9、图10)。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默躬的印风与刀法，和齐白石极为相似，都运用单刀直冲、舍圆求方的手段，给人以老辣酣畅之感。而民初的四川印坛却盛行浙派、徽派风格，曾默躬的印风被视为“异军崛起”“见者莫不咋舌”，因而屡遭“朋辈诟骂”[3]。 1930年后，曾默躬开始代为王缵绪推荐并整理其艺术购藏，他在王缵绪面前，对未曾谋面的齐白石推崇备至，如1930年在为王缵绪所刻“治园金石”印的边款中称：“苍浑雄秀，海内唯缶翁、白石翁有之。此作兼之，未审治易将军以为然否?”[4]1933年中秋，曾默躬在为自己和齐白石共同的高徒罗祥止新近出版的《祥止印草》题序中，又回忆他曾向王缵绪当面推荐齐白石称：“近日海内，白石大家而巨擎，但性僻年迈，浮云蔽日，他日死去殆成绝调矣。急促往刻，治园首肯者，再故蜀之敢称白石者，必自余始矣。”[5]因此，曾默躬在四川大力推行宣扬齐白石的印风，也有为自己在西南正名，找寻艺术认同的考虑，以此凸显“吾道不孤”。

图5 曾默躬（1881-1961）

图6 曾默躬 《啸泉图》立轴 纸本 设色 50cm×30cm 1943年 成都墨公艺术馆藏

图7 曾默躬 《达摩渡江图》立轴 绢本 设色 105cm×45cm 1933年 成都墨公艺术馆藏

图8 曾默躬 《秋菊图》 立轴 纸本 设色 96cm×30cm 1944年 成都墨公艺术馆藏

图9 曾默躬 “天闲万马是吾师”印 尺寸、年代不详 私人收藏

图10 曾默躬 “墨公万岁千秋”印 尺寸、年代不详 私人收藏

与此同时，民初侨居成都的安徽桐城人姚石倩(图11)，于1917年由成都北上拜师齐白石，1920年他学成返回四川，在随后的近十年间，齐姚两人一度中断了联系，直到1929年年初才恢复了书信往来。姚石倩曾长期住在王缵绪的重庆公馆之中，为其所购藏的书画篆刻整理编目。目前已知王缵绪早在1931年就曾请远在北平的齐白石为其所集印谱题记，齐白石在文中称“治园将军，考藏昔贤碑帖，征收时人书画篆刻题识。诚爱古人，不薄今人，此之谓也”[6]，并在衣食起居、生活钱财等各方面对他进行了馈赠和照顾，专门相送“磨墨小婢”寿华侍奉齐白石，而齐白石也通过姚石倩向王缵绪转达了希望为外孙邓平山、邓金山[7]等人安排工作的请求，王氏均一一满足。齐白石曾在《白石诗草》(庚午至壬申部分)中，详细记述了王缵绪此时对他的示好，称：“王君治园与余不相识。辛未春，以书聘游重庆，余诺之，因时变未往。闻余苦于磨墨，赠以小婢;又闻家山伤财，担赠负千金。愿余身健，常进药物。恐余冬寒，远寄丝绵。”他还将王缵绪比作慧眼识珠、发现李白才华的唐代荆州长史韩朝宗(即韩荆州)，感叹道：“神交之道，虽古人未有能如治园之笃者。因感，余梦见荆州”，并赋诗曰：“百回尺素倦红鳞，一诺应酬知己恩。昨夜梦中偏识道，布衣长揖见将军。”[8]而齐王两人能够结下这般神交已久的友善关系，在此时的齐白石看来，则恰恰来自于“世人皆骂，君(笔者按：指王缵绪)独称之;世人欲杀，君能怜之”的“知己之恩”，因而他面对王缵绪的求画索刻之请，常自叹“以老眼之技，不足为报……一技岂能酬答耶?”[9]。

图11 姚石倩（1877-1962）

1931年春天，王缵绪便开始邀请齐白石前往四川游览，但齐“因时变未往”，婉拒了王氏和门人姚石倩的邀请[10]，后又在当年为王缵绪部下两位心腹将领的一次伤亡寄去挽联致哀[11]。1932年8月前后，齐白石为王缵绪作《山水十二屏》(图12、图13)，这是齐白石自“衰年变法”后极为罕见的山水巨制。1933年，齐白石又遣三子齐子如赴蜀，并将自己和胡宝珠的合拓印谱“代呈”王缵绪，并自题云：“此四本乃璜与姬人手拓，不欲赠人。今儿辈游蜀，璜无所寄赠治园将军，检此令子如代呈。癸酉春齐璜。”[12]虽然自己并未亲临蜀地，但此时的齐白石已重新开始对川中的人文风物有所向往，1933年他在给《祥止印草》作序时(图14)，便大力夸赞曾默躬的印艺：“今之刻印者，惟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痛耻世人为维阳冶工伪铸汉印所愚，行高，故众非之”，并称自己与未曾谋面的曾默躬为“余神交友”，王缵绪为“余未曾相识之知己”，姚石倩、余中英等人则为 “余弟子”，由此感叹“余与西蜀人士之缘，何众且深也”[13](图15)。

图12 齐白石 《山水十二屏》之《夕阳水渚》 立轴 纸本 设色 138cm×62cm 1932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13 齐白石 《山水十二屏》之《一白高天下》 立轴 纸本 设色 138cm×62cm 1932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14 罗祥止《祥止印草》封面 29cm×12.5cm 北京画院藏

图15 《祥止印草》齐白石序言 1934年阳历1月7日作 北京画院藏

二、齐白石诗《过丰都》小考

1936年4月28日晚，齐白石一行乘坐平汉线抵达汉口，下榻铁路饭店。4月29日晚，一行人在长江边搭乘太古公司的“万通号”火轮船继续沿江而上。5月5日下午,轮船抵达胡宝珠家乡四川丰都县转斗桥胡家冲，齐白石携侧室胡宝珠回到胡家，专程祭扫了胡宝珠母亲的坟墓。

在齐白石当年所作手稿《蜀游杂纪》(图16)中，有“得四绝句并叙：丙子春，□□□(笔者按：原文遭墨涂)招游娥眉，舟过丰都，乃宝姬生长地，遂随姬人上母莫(笔者按：“莫”应为“墓”字)”[14]的诗序，后有四首未加标题的七言绝句(图17)，并出现了多次调换诗句顺序和涂抹修改的痕迹。

图16 齐白石《蜀游杂纪》封面 21cm×23cm 北京画院藏

图17 《蜀游杂纪》第2-3页七言诗《过丰都•四首》 北京画院藏

据笔者考，这四首七绝诗的句序和内容存在几处问题。第一，在诗句的断句问题上，《北京画院藏齐白石全集•手稿卷》和《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两书所录《蜀游杂纪》手稿下方的对应印刷体中，对于四首诗相互之间的断句划分，并未给出明确的注明。在齐良迟整理的《齐白石文集》中，也将四首诗不加划分地连在一起排版[15]，且以上各书均无四首诗的标题，而《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所收《白石诗草续集》[16]《齐白石研究大全》[17]等书中，却均为此诗添加了名为《过丰都•四首》的标题。同时，齐白石曾在《自述》中回忆抵达丰都情景时自称：“我们到了宝珠的娘家，住了三天，我陪她祭扫她母亲的坟墓，算是了却一桩心愿。我有诗说：‘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18]，齐良迟的《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中又提到该诗是齐白石在四川作《游渔图》时的题画诗[19]，因而可知这四首绝句中的第二首诗首联应为“为君骨肉暂收帆”，并由此可将四首诗各自独立断出，第一首应为：“看山访友买偏舟，载得姬人万里游。闻道宝珠生此地，愁人风雨过丰都”;第二首应为：“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得老夫情意合，携樽同上草堆寒”;第三首应为：“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方三”;第四首应为：“始知山水有姻缘，八十年人路九千。不是衰翁能胆大，峨眉春色为谁妍”[20]。

图18 齐白石《双蛙蝌蚪图》 立轴 纸本 水墨 135cm×30cm 1936年 齐良迟旧藏

第二，关于该诗第三首尾联“千秋名迹借方三”一句的最后两字问题，依据《蜀游杂纪》手稿可知，齐白石原文所写并非为“方三”，“方”字是在墨点右侧被重新题上的，同时下一句又被涂改为“谓方鹤叟，名旭”，而遭墨涂的字迹如今已无法辨认。据此，张次溪著《齐白石的一生》[21]、齐良迟编《齐白石文集》印刷体版[22]、周迅著《齐白石全传》[23]等书也均写作“方三”，但并未对“方三”进行注解。而在《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24]《齐白石研究大全》[25]《齐白石诗集》[26]、齐良迟著《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27]、齐佛来著《我的祖父白石老人》[28]等书中，“方三”又改作“王三”，《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和《齐白石诗集》中将“王三”注解为：“指方鹤叟”，在《齐白石研究大全》中则为：“王三，指王缵绪”，《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中又称：“王三，王赞(笔者按：“赞”字应为“缵”字)绪军长也”，《齐白石辞典》还认为齐白石在成都与方鹤叟相识后，便请他为胡宝珠母亲墓碑题字[29]。

笔者认为，此诗尾联遭涂改前所写的原文应为“王三”，在其后一句的注解中也并未涂掉“谓”字，证明这一句在遭涂改前也同样是对“王三”的注解，大致应为“谓王缵绪”，而“王三”不应指方鹤叟，理由有两点，一是齐白石确实曾称呼王缵绪为“治园三弟”或“王三”，1936年在成都王氏公馆的齐白石，曾为王缵绪作《岱庙图》扇面一幅(图19)，并有题跋云：“湘绮师初入京师，求赵撝叔先生画，赵画岱庙图，师三揖为谢，其画尚藏王家。璜背临奉治园三弟正。丙子，璜并记”[30]，又作立轴《拈花微笑图》，跋语云：“治园三弟供奉。丙子，璜。”[31]在四川之行结束，回到北平之后，齐白石还曾题赠给外孙邓金山妻子邓白云(蜀游期间曾和邓金山一道在北平替齐白石看家)《白石诗钞》册页，其中同样录有《过丰都》一诗，诗中末句即为“千秋名迹借王三”[32]。此外，据王缵绪孙女王薇回忆，王缵绪的母亲王陈氏生有三个儿子，王缵绪排行第三，因而有“西充王三”的称呼[33]，《白石诗钞》册页中还有《蜀游杂纪》手稿本中未记录的《王三赠合照像》一诗，记述了齐白石和王缵绪两人在四川时的一次合影[34]，可见他也将王缵绪称作“王三”。

图19 齐白石 《岱庙图》折扇 纸本 设色 45.8cm×18.5cm 1936年 四川博物院藏

图20 方旭 《山石图》折扇正面 纸本 水墨19.5cm×51.5cm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图21 方旭 《山石图》折扇背面 纸本 19cm×51cm 1936年 北京画院藏

二是细读1936年《蜀游杂纪》5月5日(阴历闰三月十五日)的日记可知，齐白石一行于当日到达丰都，该诗是在丰都“随姬人上母莫(笔者按：“莫”应为“墓”字)”时所作，而齐白石直到5月28日(阴历四月初八日)下午才到达成都，在此面见了方鹤叟。当年他在《齐璜生平略自述》中称：“今年晤陈石遗、金松岑、方鹤叟三君于成都”[35]，1940年，他又在《白石状略》和《白石自状略》中分别回忆道：“居成都半载，识方鹤叟”[36]、“居城(笔者按：“城”应为“成”字)都越半年，识方鹤叟，晤诸门人”[37]，因此在丰都作此诗时，两人并不相熟，齐白石尚未见到方鹤叟，也就不可能请他为胡宝珠母亲写墓碑了。更为重要的是，方鹤叟并无“方三”或“王三”的别号[38]，此人名方旭(1852―1940)，字鹤斋，晚号鹤叟，清末任四川学务公所总办，旋奉旨署理提学使。民国初年，他作为文坛“五老七贤”之一隐居成都，工书善画[39]。

既然齐白石是到成都后才见到了方鹤叟，那么他一定是在离开成都后才将“王三”改为了“方三”[40]，而这般看似微小的文稿改动，却引出了齐白石与王缵绪两人一段因润金纠纷而导致的交恶之事。

如前文所言，王缵绪是民国西南地区鼎鼎大名的川军将领和政府高官，方鹤叟则是成都德高望重的文人领袖，每当有众名士列名的揭帖刊布时，他的名字总是位居首位，可见成都文坛对其的敬重[41]。因此当齐白石来到成都后，便特地前去拜访久闻多时而未曾谋面的方鹤叟，并结为知己。同时“蔬笋气”十足的齐白石，一生以平民自矜，不慕权贵，洁身自好，“平生以见贵人为苦事”[42]。六岁时家乡那个耀武扬威的巡检，母亲“我们凭着一双手吃饭，官不官有什么了不起”的耿直，造就了他“我一辈子不喜欢跟官场接近”[43]的性格，以至于先后拒绝了樊樊山为其推荐担任内廷供奉、夏午诒斥两千两银元为其捐县丞的好意，甚至连自己大名鼎鼎的恩师王湘绮，齐白石也“虽列入他的门墙，却始终不愿以此为标榜”[44]，以致连好友郭葆生等人，也一直不知其为湘绮弟子。1904年，王湘绮在为《白石印草》所作序文中不得不承认：“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朋友密谈时，有生客至，辄逡巡避去，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45]，齐白石则自称：“翁少时之气骨闻于远近，真知余，谓为真高士”[46]，邓广铭在回忆为齐白石编订年谱之事时，也曾回忆道：“他之所以不许我把他和某些官宦人物的过从写入《年谱》，正说明他不是以与他们相来往为荣，而是以为那是些并不光彩的事”[47]，因此齐白石或许杜撰了方鹤叟为其岳母墓志作文的情节，以此希望遮掩他与达官贵人交往的无奈，并托借方鹤叟的文人名分为其增色[48]。

图22 1936年和1941年齐白石在《蜀游杂纪》中对齐王两人润金纠纷一事的两次抱怨 北京画院藏

图23 1946年齐白石在《蜀游杂纪》结尾直言：“虚游四川” 北京画院藏

更为重要的是，1936年齐白石的四川之行是不愉快的。在当年9月5日他结束旅程，回到北平家中后，曾在日记中感叹：“幸归来犹有四人”[49]，言辞语气中似有抱怨与不悦之感。六年后的1941年冬，身陷战时故都，与川渝后方已然彻底失去联系的齐白石，又追忆起蜀游之事，于是他在日记后补记道：“翻阅此日记簿，始愧虚走四川一回。无诗无画。恐后人见之笑倒也，故记数字。后人知翁者，翁必有不乐事，兴趣毫无以至此。”[50](图22)到了1946年9月9日，偶然于旧书中翻检出《蜀游杂纪》手稿的齐白石，则再次在日记结尾直言：“偶检旧书，见此本子也，伴我虚游四川。”[51](图23)《自述》中他又向张次溪回忆说：“有人问我：‘你这次川游，既没有做多少诗，也没有作什么画，是不是心里有了不快之事，所以兴趣毫无了呢?’我告诉他说：‘并非如此!我们去时是四个人，回来也是四个人，心里有什么不快呢?’”[52]那么，为何一场被外界看来颇为圆满成功，并为20世纪30年代的齐白石在西南赢得极高声望的四川之行，会被他在事后满腹牢骚，自认“虚走一遭”，却又似乎欲言又止呢?在后人所作的齐白石传记著作中，对这一情节都采取了语焉不详的叙述，齐佛来曾回忆道：“有一次祖父对我谈及四川之行时说：‘我那次到四川，既没有写几首诗，也没有画几张画，真是虚走一趟。不过你们要知道祖父是有不乐之事，兴趣毫无，所以至此。’”[53]胡龙龚著《齐白石传略》又称：“其实，(齐白石)在成都时，作品还是不少，不过来去匆匆，另有隐由而已”[54]，这一“隐由”道出了齐白石对于蜀游邀请者王缵绪的不满之意。

早在30年代初王缵绪邀请齐白石蜀游之信中，便已向他许诺“来川卖画可得厚资”，齐白石在回到北平后也一直坚称王缵绪早先曾夸口道，欲向他赠予三千元，但据笔者查，齐白石在1932年时尚笼统地说王缵绪赠予其“数千元”，他在当年9月13日给弟子姚石倩去信时，表达了对这一时期王缵绪汇款的感谢和推辞，并作山水力作《山水十二屏》相赠，作为对其馈赠关照的感谢：“七月十五发来之航空函，所言数千元之目的云云，吾意非也(来蜀不久留连为快，不在金钱)，在王君之爱书画金石之诚，即可钦佩。况对于吾有可铭感也。吾如能游蜀，不在此数千元，愿一见王将军，吾为不食言之人幸矣。一息犹存，待机后会。昨由北平寄上四尺整纸中堂幅十又二幅(七月十九日寄行)，此聊报王将军一赐千金、磨墨小婢二事，此画乃暂赠，将来更画工致草虫四幅(工虫已画成二幅矣)，人物四幅继赠，以报王君高谊。倘齐璜学与年进，当念念不忘将军，有所奉呈也，此言不必早与王将军及秋士君语也。山水十二幅如收到时，幅数不符，请弟告我，当向邮局交涉耳(吾因寄画屡有失落，故寄王君十二幅，借北平邮局调查员唐泽桥之姓名寄行)，并请与王君谈语时，代璜一言，此后如赠王君画，王君如再赠钱，璜如数汇还，切切。”[55]到了1934年初给姚石倩的信中，齐白石又改口称王缵绪赠予其“将两千元”，随后，财大气粗的王缵绪又向他馈赠路费“四百元”，意在向齐白石表达自己邀请其前来四川游历的诚意，齐白石也明确表现出要“汇还”的姿态，并详细解释了自己不能立即动身的原因是由于“大儿不来平为翁看守借山馆(借山小儿女五六人，无人照顾，吾不能行)……若今秋大儿不来平，吾不能游蜀”[56]所致。

图24 齐白石《告示》 纸本 镜芯 72cm×25cm 1930年 北京画院藏

在四川寓居期间，齐白石与王缵绪两人关系还并未恶化，6月26日齐白石受邀参加了王缵绪为他刚刚出生的九子王泽绵举办的满月宴席，第二天又参加了王缵绪的五十寿辰宴会。然而当齐白石最终离开成都时，却并未得到王缵绪如数支付的润金，这便违背了其一贯的艺术交往准则。他在1920年秋和1930年秋两次写有告示云：“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57](图24)，而后的“卖画与篆刻规例”也称：“白求及短减润金、赊欠、退换、交换，诸君从此谅之，不必见面，恐触病急。”[58]1922年齐白石在《壬戌纪事》中还曾回忆早年在王湘绮身边学习的一件往事：“余尝侍湘绮师，座有人求余画，言词甚恭，欣然应之。吾师曰：‘以三寸舌作润笔谢汝，何喜?非出钱不足为知己也。’”[59]可见他亦受到了老师教导的影响。因此蜀游后王缵绪的失信，使得齐白石乘兴而去，却败兴而归，于是他便多次流露出对此事的怨愤与不满。1936年8月24日离开成都的前一天，他在《蜀游杂纪》中写道：“□□□(笔者按：即王缵绪，原文遭墨涂)以四百元乞谢予半年之光阴。曾许赠之三千元不与，可谓不成君子矣。”[60](图25)这里齐白石自称王缵绪只支付了来川前邮寄的四百元路费，并坚称王缵绪实际上欠他三千元。在回到北平后的9月21日前后，他又给姚石倩去信称：“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执吾弟代王缵绪许赠三千之函说话，瓒绪难骗人三千元，吾弟从中难矣，吾爱吾弟，故一掷三千金，足见君子与小人也。”[61]同时他还在家中贴出布告云：“近来多有短减润金，代人求画者，即不敬衰老。请莫再见。丙子九月本主人坚白。”[62](图26)这里所谓的“短减润金”者，很可能就是在影射王缵绪。齐白石还在布告的“请莫再见”四字上加圈，以示警告，可见他对刚刚发生的润金纠纷一事的反感。直到当年10月，王缵绪不得不邮寄退还已拿到的齐白石画作，借以平息此事[63](图27)，而齐白石则将《蜀游杂纪》手稿中凡是提及“王缵绪”处，都有所涂抹或修改，以表达对此事的回避与愤懑，1941年他还在日记后补题道：“因忆在成都时有一门客，日久忘其姓名”[64]，足见川蜀一游后齐白石便再未与王缵绪有过交往，时隔六年后甚至已有意忘却此人。因此，齐白石也完全有可能因这一不快之事，将“千秋名迹借王三”一句中的 “王三”涂改为“方三”。

图25 齐白石《蜀游杂纪》第9-10页中对王缵绪姓名的涂抹，并称其“不成君子矣” 北京画院藏

图26 齐白石《告示》纸本 镜芯 27cm×17.3cm 1936年 私人收藏

图27 齐白石在《丙子杂记》账簿中对王缵绪退换书画的记录 北京画院藏

三、入蜀憾事

在目前凡是涉及齐白石四川之行的著作之中，几乎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及他登临青城山、峨眉山，饱览蜀中山水的情节，如胡龙龚著《齐白石传略》中有：“这一次远行，两过三峡，一游青城、峨眉”[65]，郎绍君著《齐白石传略》有：“纵游了峨嵋、青城诸名山”[66]，《齐白石画论》又称：“许多国立艺术院和京华艺专的学生招待他吃饭，陪他游览了青城、峨眉”[67]，而在周迅的《齐白石全传》“四川风光”一节中，作者更是运用了散文化的笔调，杜撰描写了齐白石与友人、家人登临青城、峨眉山时交谈、游玩等详细情节[68]。

齐白石在《自述》中称：“我游过了青城、峨眉等山，就辞别诸友，预备东返”[69]，《白石自状略》中也有：“丙子春，蜀人来函，聘请游青城、娥眉，入川见山水胜于桂林，惜东坡未见也。”[70]众所周知，《自述》是1933年由齐白石门人张次溪开始笔录，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才只写到一半，自此搁置，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开始重新口述并记录，因此1936年的蜀游之事，很可能是到1945年以后才由齐白石重新回忆的，而《白石自状略》是齐白石1940年所作，距四川之行也有4年之久了。而在蜀游当年齐白石所作的《齐璜生平略自述》中，却并未有登临青城、峨眉两山的情节，只有叙述在成都结识会晤新友的记录，在齐白石《蜀游杂纪》《年谱》当中也均未有相关记载。因而自称曾游历青城、峨眉的说法，或许是多年后齐白石因年迈回忆有误所致，而后人在撰写传记时，可能正是参考了这样不甚可靠的材料。笔者认为，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在齐白石一行入川前及初抵成都之际，确实曾有过这样的游览计划，但最终却因三点原因未能成行，成为齐白石蜀游的一桩憾事。

一是齐白石年事已高，山路崎岖，他一时难以顺利登临。在5月29日成都报纸《新新新闻》的专访中，在齐白石身旁陪同的王缵绪便告诉记者：“峨嵋太高，齐先生虽想去游览他，我总为他耽心，因为他虽健步，但山太高，倘一失足，是可怕的一回事，所以我不赞成他游山的”[71]，直到7月17日，齐白石自己也无奈地向记者表示：“闻人言青城山径窄曲崎岖，多处搭小木板通人。山翁谓诚如此，甚以上青城为惧，但亦决秋凉一往登临，以偿夙愿”[72]，可见此时的他虽已动了放弃登山的念头，但仍抱有一丝希望。在回到北平后，齐白石又作《追忆蜀游》七律承认：“峨眉青城何处是，看山情重是虚名”，并加自注称：“欲游此二处，土人言其危险，未往。”[73]

二是在四川期间他因百病缠身，行动极为不便。早在5月4日到达重庆万县武陵时，就曾心病发作。7月27日，他仅有的一颗右侧门牙，又因牙痛松动摇晃、进食艰难而被拔去。此外，他和家人的双脚都因成都的酷暑而被蚊虫叮咬。7月17日当《新新新闻》记者前往王缵绪公馆采访齐白石时，便恰逢医生来为其家人看病，记者写道：“有太医来诊病，山翁导入室内为其女公子诊治，山翁当时左脚背上亦发红肿，谓为蚊子噬伤。”[74]8月23日他又告诉记者称：“前月足又为蚊虫所苦，溃烂成疮，不良于行，他说成都马路太坏，深凹高凸，乘车行走，亦颠来倒去，头晕背痛。他极少出外。”[75]8月24日早晨，齐白石的小腹右侧突然阵痛，他在日记中无奈感叹：“忽小肚右之气高起，更胜从前，只痛四五分钟，几乎欲死。”[76]直到返回北平后，齐白石还在当年10月18日写给学生姚石倩的信中心有余悸地回忆道：“璜回平一月有余，尚有客中狼狈横于胸中，幸贱躯虽有小病，无害也。”[77]

三是由于当时北平求画者众多，且家事繁忙，导致齐白石一行在川时间有限所致。他在5月28日到达成都第二天后接受采访时，就已明确表示自己此行只能居留一至两月。在7月17日的采访中，他又称：“近月来北平家中求画者踵相接，一月来已收件百余矣。山翁谓远游不归，拂人求画之意，心殊不安，决于新秋天气凉时，取道东下。”[78]在即将离开成都的8月23日，记者又在报道中称：“他现在屡得家书催促返平，他也以游兴以阑，兼秋风初拂，倍起乡情，想买舟东下即回北平，他昨天已出洋六十元，托人为他包订汽车到渝，再换舟东去。在这几天内他要别我们而去”，并不无遗憾地感叹道：“他对峨眉天下秀，青城三十六峰，他向记者说他只有怅惘，只有抱歉。因为他老耄之身，不能攀登赏玩一番。”[79]

与此同时，在成都当地亲历者的记录中，也否认了齐白石曾游览过青城、峨眉两山的说法，如当时跟随采访齐白石川蜀之游的老记者邓穆卿，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曾分别两次强调此事，在《梦想芙蓉路八千——白石老人在成都》一文中称：“至于号称‘天下幽’的青城山，他说山路崎岖，年迈足软，不愿前去。‘天下秀’的峨嵋山，听说山高路险，他更难登临。兼之那年暑天，他的左足被蚊子叮伤，一度红肿疼痛，举步艰难，以此种种，遂未成行，他认为是入蜀后的一椿憾事。”[80]在《陈石遗赞蜀川》一文中又言：“齐白石游新都桂湖成都名胜外，未去青城峨眉。他那次勾留最久，寓文庙后街王宅，那年八月下旬始返北平，在蓉作画及篆刻甚多。”[81]成都老记者车辐在《张大千齐白石来成都》一文中则称：“(齐白石)来四川，原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结果一处也没有去”[82]，而在《齐白石和王老粗交恶》一文中，他更是直言：“不久，齐白石辞别王缵绪出川，如脱牢笼一般。他来四川，原来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结果哪一处也没有去。可是有的文字上写他上了峨眉、青城，那是不实之辞。”[83]

注释

[1]熊佛西在《白石老人齐璜》一文中将齐白石入川时间记为了民国十九年(1930)，当误，该文载《评论报》1946年第5期，第17页。

[2]据2015年7月14日笔者对王缵绪孙女王薇女士的电话采访所知，1929年年底王缵绪受刘湘举荐，开始兼任四川盐运使(但直至1932年国民政府才正式任命他)，此后姚石倩也一直在王缵绪的重庆公馆中居住。而王缵绪也一直都有不惜重金，求购名家书画的嗜好，如1936年9月19日成都《新新新闻本市增刊》第1版就有《王治易购得黄山谷墨迹》的报道称：“陆军第四十四军军长王治易，现住文庙街自宅，每日除办公外，时常往各街闲游散步，王爱古今字画□及六朝名人碑帖，见有名家真笔字画，不惜高价收买。王氏昨□在北新街某苏裱店，以一百三十元购有黄山谷之墨迹单条一幅，□□拔俗。”

[3]《祥止印草》曾默躬序言，1933年中秋节作。

[4]1930年曾默躬所刻“治园金石”印边款，四川博物院藏。

[5]《祥止印草》曾默躬序言，1933年中秋节作。川籍弟子罗祥止晚年在向儿子罗伦张回忆自己1933年北上拜师齐白石的过程时，也称：“当时齐先生的兴致很高，他谈了我的印并且还向我问起曾默躬先生”(罗伦张：《罗祥止印存》，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130页)，可见此时齐曾两人虽未曾谋面，却也彼此知晓对方。

[6]齐白石：《王治园集印谱属题记》，见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诗稿》(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445页。

[7]邓平山、邓金山是齐白石长女齐菊如与丈夫邓思义所生的两个儿子，齐白石长孙齐佛来晚年曾回忆称：“菊如嫁本地邓姓，家贫苦，其父及其子女，多依附于公(笔者按：指齐白石)”(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5页)。结合齐白石致姚石倩的数通信件内容大体可知，邓平山1932年年将30岁，曾在湘潭加入清乡团为副兵，却屡遭当地匪害之祸，齐白石、胡宝珠和齐菊如3人原本计划将王缵绪所赠的婢女寿华嫁与邓平山，不料1932年8月中旬后，听闻此消息的寿华，竟从北平齐白石家中私自出逃，下落不明，婚事也并未成行。邓平山的弟弟邓金山时年20岁，也曾多次遭受乡乱，性命难保。因而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齐白石便多次向姚石倩去信，坦言邓平山、邓金山等人“想得枝栖”“甚想来渝”，然而自己又“不愿与王君函，使人作厌看待”，故婉转地提出希望姚石倩和吴秋士两人，能够代为向王缵绪请求，为他的外孙们在王氏的军队中安排一份工作。目前已知1932年10月前后，邓平山确实如愿来到重庆，在王缵绪的身边工作，齐白石也多次向门人姚石倩和友人吴秋士寄去画作，以表谢意。

[8]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诗稿》(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481-482页。此外需要说明的是，王缵绪并不是齐白石的弟子，1939年沈正元的《特写：记齐白石》一文却认为：“(齐白石)刻印弟子人才较多，而以四川为最，罗祥止、余仲英、姚影厂、王治园(即王缵绪)率多成名”，当误，见沈正元：《特写：记齐白石》，载《立言画刊》1939年第57期，第12页。

[9]见齐白石“家在圭峰故里”朱文方印，寿山石，尺寸不详，边款为：“治园将军万里索刻于余，知己之恩，以老眼之技，不足为报。将军必曰：‘齐璜何客气也?’余曰：‘世人皆骂，君独称之;世人欲杀，君能怜之，一技岂能酬答耶?辛未夏，齐璜并记于旧京’”，旁亦有曾默躬观款云：“从货泉、三公山胎息，而以悲盫刀法，故能自辟门户，雄厚强健，近今一人，此赵君遗三语也。辛未冬，阿默记”，1931年刻，私人收藏。

[10]实际上，在1936年之前，齐白石已经多次致信四川弟子姚石倩，婉拒了他和王缵绪的蜀游邀请，早在1931年年底，他就在信中推辞道：“游渝之约，恐不能行。现在家人皆南还，旧京只有拙妾与二三小孩而已。若再有南方亲人来，可以游渝时，再说也”(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1页)。1932年上半年，他又极为担忧此时因日军进逼华北而日益动荡的平津局势：“吾决欲于王君一相识，只有南方家人来函，暂无人来京。吾出矣，或京津有乱事，待中日交涉清再说。拙妾幼子不免离散，吾在渝亦难安也”(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7页)。因而他在大致作于1934年3月18日(阴历二月初四日)的信中，只得不无歉意地向姚石倩表示：“王君又属弟代为促游蜀都，言理动人，无奈刻不能离平。总之一言，为家山儿辈不能来平之误，吾离平，拙妾亦欲同行，五六小儿女在平无人照料。王君高谊相招，承弟慇慇然动吾早行之函，约五十件矣，如终不临渝，不独无以对王君，而且无以对我石倩弟也”(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50页)。在30年代中期所作的另一通书信中，齐白石也将自己不能立即动身赴川的缘由，归因于长子齐良元离平返湘，北平家中无人照看的状况：“白石欲来渝，与王君相约不下数十次，游兴虽高，因大儿不来平为翁看守借山馆(借山小儿女五六人，无人照顾，吾不能行)，一约再约，再约再约再再约，不能践言，谈及无谓矣。大儿之约翁来平亦三年(此事子如全知)，至今未至。若今秋大儿不来平，吾不能游蜀。其言决矣。吾至今尚对王君自觉惭愧，犹想来渝。此言曾与余中英言过，知弟已闻，愿弟勿与王君言。倘今秋不能行，无信对朋友，为昔人耻之”(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74-75页)。

[11]齐白石在《白石诗草》(丙寅至辛未部分)中曾有记录云：“王治园来函言，部下李、王二君皆为水死，痛伤臂助。余挽之以联：‘智计绝人直乱时，正用勇谋，独使将军伤臂助;逍遥同命俱仙去，毋劳跋涉，好随太白跨鲸游’”，见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诗稿》(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461-462页。

[12]《齐白石辞典》编纂委员会：《齐白石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页。此外，在1936年5月29日成都《新新新闻》报社记者对齐白石的专访中，在场的王缵绪亦称：“齐先生的第三郎，前年曾来川作客，现已东返”，这同样证明了这一史实，见《从西洋艺术说到中国，齐白石对记者谈画》，载《新新新闻》1936年5月31日，第10版。

[13]齐白石：《祥止印草》序言，1934年1月7日作，见罗伦张：《罗祥止印存》，成都：巴蜀书社，2014年，第5页。此外，1933年夏季后，齐白石还遣三子齐子如赴蜀，作为对这一时期王缵绪蜀游邀请的回应。他将自己珍藏的与胡宝珠的合拓印谱赠予王缵绪，并专门绘制《秋菊图》赠予曾默躬，再次称他为“神交知己”。齐子如到成都后，亲自面见曾默躬，将父亲的题画照片和画作赠予曾默躬，同时绘赠《菊石图》以示对前辈的尊敬。

[14]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65页。

[15]齐良迟：《齐白石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2页。

[16]郎绍君、郭天民：《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第1部分“齐白石诗词联语”，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17]刘振涛、禹尚良、舒俊杰：《齐白石研究大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18]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述》，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19]齐良迟口述、卢节整理：《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页。此画又名《鱼乐图》，立轴、纸本水墨，130cm×31cm，上款云：“‘为君骨肉暂收帆，三日乡村问社坛。难夫(难字下有得字)君情意甚，携樽同上草堆寒。’丙子游蜀，欲泊丰都，寻宝姬母墓，因有此作。今宝君属题于此画幅，以纪其事。白石”，款尾钤白文方印“白石翁”，现藏私人处。

[20]当年在离开丰都，下榻成都王缵绪“治园”公馆后的齐白石，曾为胡宝珠作《双蛙蝌蚪图》(图18)，画中亦有上款称：“好写(此二字不要)。卅载何须泪不干，从来生女胜生男。好写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迹借王三(王三，王缵绪军长也)。宝妹之属，时居治园清宅。白石并题赠诗”，此图系齐良迟旧藏，立轴、纸本水墨，钤白文方印“齐大”，135cm×30cm，另有齐良迟签条：“双蛙蝌蚪。男良迟敬题藏。”齐良迟在《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一书中记载此诗是齐白石在四川为胡宝珠所画《青蛙蝌蚪图》的题画诗，原画实则并未明确标明题目，见齐良迟口述、卢节整理：《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21]张次溪：《齐白石的一生》，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193页。

[22]齐良迟：《齐白石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02页。

[23]周迅：《齐白石全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48页。

[24]郎绍君、郭天民：《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第1部分“齐白石诗词联语”，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69页。

[25]刘振涛、禹尚良、舒俊杰：《齐白石研究大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0页。

[26]齐白石：《齐白石诗集》，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27]齐良迟口述、卢节整理：《父亲齐白石和我的艺术生涯》，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第19页。

[28]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29]《齐白石辞典》编纂委员会：《齐白石辞典》，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3页。

[30]《岱庙图》，折扇、纸本水墨设色，扇面款尾钤朱文方印“木人”，折扇背面亦有成都文坛名士余沙园(余舒)题楷书十二行，款尾有行书题跋四行，钤朱文方印两方，但已漫漶不清，45.8cm×18.5cm，四川博物院藏。

[31]《拈花微笑图》，立轴、纸本设色，画面右侧有篆书题名云：“拈花微笑”，钤朱文方印“白石”“周子奇”“缵绪长寿”，134cm×52.5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32]齐白石《白石诗钞》手稿，纸本册页，18cm×11.3cm×11cm，佳士得香港有限公司“奉文堂藏中国书画”2015年春季拍卖会拍品。

[33]王薇：《故居保护》，见“王凤尔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411b2a0100v83y.html，2015年4月19日查询。

[34]诗云：“与君无异马牛风，并影相看有愧容。向后有人谈故事，山人朋辈有英雄。”

[35]齐白石：《齐璜生平略自述》，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36]齐白石：《白石状略》，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他》，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13页。

[37]齐白石：《白石自状略》，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他》，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132-133页。需要说明的是，齐白石在《自述》《白石自状略》《齐璜生平略自述》中提及的自己到成都后才结识方鹤叟一事，似是他晚年回忆错误所致。事实上，齐白石的门人姚石倩曾在清末担任过四川提学使方鹤叟的幕僚，齐白石至少在1931年就已经通过姚石倩的关系，托方鹤叟为自作的《借山图》题写跋语，随后还寄去画佛图一幅以表感谢，只是两人一直未曾谋面过。1936年齐白石到达成都后，曾主动登门拜访方鹤叟，并向其索画扇面一幅，以作留念。方鹤叟于是绘制墨笔山石，并有题跋称：“白石先生索画，勉强应命，真所谓班门弄斧也。丙子初伏，方旭鹤叟”，署款下钤朱文印“鹤叟九九后所作”。在折扇背面又有方氏题诗云：“天下闻名白石翁，布衣报膝傲王公。兴来五岳图能借，系出三湘笔有功。浩劫炼磨更事夥，老怀真率几人同。相逢一笑倾肝胆，都在西川夕照中。白石先生相见恨晚。丙子游蜀，顾我蓬居，志之以诗。桐城方旭鹤叟，时年八十有五”，署款下钤朱文印“桐城方十”，19.5cm×51.5cm，1936年作，北京画院藏(图20、图21)。

[38]但是齐白石在《蜀游杂纪》手稿中尾联后的注解却认为“方三”即为方鹤叟，这不免体现出他在对手稿涂抹修改后解释的牵强。

[39]方鹤叟生平详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4页;李盛平：《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徐友春：《民国人物大辞典》，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

[40]齐白石《蜀游杂纪》手稿本修改痕迹颇多，几乎每一页都有删改字词、颠倒句序的情况出现，从修改后文字的口吻看，仍然还是齐白石自己的叙事语气，因此将“王三”改为“方三”的举动，似乎仍旧是齐白石亲笔所改，而非其后人所为。

[41]唐振常：《四川的“五老七贤”》，载《百年潮》1998年第5期，第79页。

[42]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549页。

[43]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述》，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9-20页。

[44]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年，第64页。

[45]王湘绮：《白石草衣金石刻画序言》，收入徐改：《齐白石画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46]齐白石：《白石杂作》，见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277页。

[47]邓广铭：《关于<齐白石年谱>的编写及其它》，收入《邓广铭全集》第10卷《书评序跋杂著》，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48]王缵绪一直以来都自诩“儒将”，1932年由上海前来成都讲学任教的黄宾虹、吴一峰两人，就曾受王缵绪之邀鉴定其所藏书画。据成都老记者车辐晚年回忆称，1936年齐白石寓居成都期间，王缵绪也请其代为鉴定所收藏的数件名人金石字画，然而经齐白石观后发现，其藏品大多为赝品。王缵绪知道内情后，却仍然希望齐白石能够逢场作戏，违心地在假画上略作题跋一二，并加盖齐氏之印，以此附庸风雅，因而遭到了齐白石的回绝(车辐：《张大千齐白石来成都》，载《荣宝斋》2001年第3期，第256页)。实际上，虽然久居厂肆林立的京华，齐白石却常常自称：“余居京华不喜游厂肆，因旧字画绝无真本，可不观也”，并转述好友胡南湖的话称：“南湖弟自言初为人所骗，尝以重金买得伪本。不如求之于时人，亦他日之古人真本也”，齐白石对此“喜其言”，表示赞同(见齐白石《墨梅图》跋语，立轴、纸本水墨，钤朱文方印“阿芝”、白文方印“齐白石”“知我只有梅花”，122.3cm×32.6cm，创作年代不详，上海博物馆藏)，1938年他在自刻“齐白石藏”(2.5cm×2.5cm×4.8cm，北京画院藏)朱文方印边款中称：“予见古名人字画，绝无真者，故‘三百石印’之内，无‘收藏’二字。今因得黄瘿瓢《采花图》，佩极!始刊此石。戊寅五日，时居故都。白石并记”，可见他对目鉴古画的兴趣不大。他也常常认为购藏古玩是附庸风雅，装点门面之事，1964年，张次溪回忆自己早年曾在南京买得一只康熙官窑五彩大印泥盒赠予齐白石，齐白石见了却称：“今人爱用旧瓷，还看重官窑，这玩的是古董，和作画张口宋元一样是装门面的”(张次溪：《回忆白石老人》，收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28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49]齐白石：《蜀游杂纪》，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页。

[50]齐白石：《蜀游杂纪》，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375页。

[51]齐白石：《蜀游杂纪》，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376页。

[52]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述》，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53]齐佛来：《我的祖父白石老人》，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1页。

[54]胡龙龚：《齐白石传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57页。

[55]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52-54页。需要说明的是，齐白石绘赠王缵绪《山水十二屏》中的《月圆石寿》条屏题跋云：“月长圆，石长寿，树木长青。治园运使论定。壬申七月，齐璜赠。”笔者认为，此处齐白石所称“壬申七月”应为阴历，即1932年8月。因此本信中所谓“七月十九日寄行”《山水十二屏》的时间和结尾落款的“八月十三”亦应同为阴历才合理，故齐白石寄送《山水十二屏》的时间应为1932年8月20日。

[56]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74页。

[57]刘振涛、禹尚良、舒俊杰：《齐白石研究大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73页。

[58]王森然：《齐璜先生评传》，收入《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63-164页。

[59]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24-325页。

[60]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72-373页。

[61]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80页。

[62]刘振涛、禹尚良、舒俊杰：《齐白石研究大全》，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2页。“坚白”一词语出《论语·阳货》：“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孔安国《论语孔氏训解》云：“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坚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于涅而不黑”，以此比喻君子虽在浊乱而不能污，形容志节坚贞，不可动摇。齐白石用此语更证实了他对王缵绪失信行为的不满态度。

[63]齐白石在《丙子杂记》中的账簿上记录道：“补损失，寄成都二尺二件，四尺二件，王缵绪收到隐瞒，已现实实情。事勿论，今补还荣宝，已免事”，见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81页。而至于王缵绪本人对两人交恶之事的看法和感受，目前似没有直接证据得以知晓，在1946年10月5日《申报》(上海版)第11版中，曾刊发了当时寓居上海的著名篆刻家高甜心所撰《蜀中印人记•萧友于》一文，在这篇报道结尾处，作者抛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设问，颇值得研究者们关注：“闻王治易先生曾因齐先生所刻多不合六书，刻印皆已磨去，未知确否?”结合蜀游后齐白石与王缵绪二人已然交恶的事实，假使作者所言王缵绪磨去齐氏之印的举动为真，则似可视为王缵绪在对已经回到北平的齐白石发泄怨气，而“所刻多不合六书”一语，则可看作是王缵绪所找的一个表面借口，因为齐白石刻印应当还是会遵循六书规制的，王森然就称齐白石曾常说：“学汉印是要得其精意所在，取其神不必肖其貌。汉隶多变古法，许氏作说文，救其失也。今作印不本许氏，是不识也。如学汉印，而单学其错字，是东施效颦。”他还称齐白石“在刻印上，确是下了不少的苦工。我常常见他刻到半途中，忽而从大案下边，抽出‘六书通’来，查一下。许氏说文，他是娴熟的”(王森然：《回忆齐白石先生》，载《美术论集》第1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第13页)。启功也曾在《记齐白石先生轶事》一文中回忆：“有一次我向老先生请教刻印的问题，先生到后边屋中拿出一块寿山石章，印面已经磨平，放在画案上。又从案面下面的一层支架上掏出一本翻得很旧的《六书通》，查了一个‘迟’字，然后拿起墨笔在印面上写起反的印文来，是‘齐良迟’三个字”(启功：《启功丛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33-334页)。

[64]齐白石：《蜀游杂纪》，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74页。

[65]胡龙龚：《齐白石传略》，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第57页。

[66]郎绍君：《齐白石传略》，收入郎绍君：《守护与拓进•二十世纪中国画谈丛》，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334页。

[67]徐改：《齐白石画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68]周迅：《齐白石全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50-354页。

[69]齐白石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述》，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4年，第169页。

[70]齐白石：《白石自状略》，收入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南宁：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71]《从西洋艺术说到中国，齐白石对记者谈画》，载《新新新闻》1936年5月31日，第10版。

[72]《白石山翁赋诗赠记者》，载《新新新闻》1936年7月18日，版数不详。

[73]齐白石：《追忆蜀游》，收入郎绍君、郭天民：《齐白石全集》第10卷《诗文》第1部分“齐白石诗词联语”，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73-74页。

[74]《白石山翁赋诗赠记者》，载《新新新闻》1936年7月18日，版数不详。

[75]《秋风萧瑟天气凉，白石山翁动思归》，载《新新新闻》1936年8月24日，第1版。

[76]齐白石：《蜀游杂纪》，见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下)，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

[77]北京画院：《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81页。

[78]《白石山翁赋诗赠记者》，载《新新新闻》1936年7月18日，版数不详。

[79]《秋风萧瑟天气凉，白石山翁动思归》，载《新新新闻本市增刊》1936年8月24日，第1版。

[80]邓穆卿：《梦想芙蓉路八千——白石老人在成都》，收入成都市西城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少城文史资料》第2辑，内部发行，1989年，第118页。

[81]邓穆卿：《成都旧闻》，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5年，第70页。

[82]车辐：《张大千齐白石来成都》，载《荣宝斋》2001年第3期，第256页。

[83]车辐：《齐白石和王老粗交恶》，收入车辐：《采访人生•车辐文集》，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