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名士姻亲简考：于国贤与郁崑

于国贤与郁崑均为清代萧山地域的名士乡贤，二人的姻亲关系有着明确的文本佐证——郁崑在为《萧山于氏宗谱》所撰《于国贤传》中，文末署名“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丙子科广东副考官姻再侄郁崑拜撰”。“姻再侄”这一特定称谓，直接锁定了二人的姻亲辈分与联结属性。

郁崑（1839-1880），字漱山，咸丰九年（1859）举人，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殿试一甲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是萧山科举史上仅有的两位探花之一；同治十二年（1873）任癸酉顺天乡试同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六月朝考一等第六名，光绪二年（1876）放广东副主考，授翰林院侍读，仕途顺遂。结合明清时期姻亲称谓礼制、《萧山于氏宗谱》《萧山郁氏宗谱》（郁崑家族关联谱牒）及郁崑的详细科举仕宦资料，可清晰梳理二人姻亲脉络，上溯两代追溯联姻核心人物与根基，现将考辨详情述之。

郁崑像

一、 核心姻亲关系：“姻再侄”称谓的礼制解析与关系锚定

明清时期，亲属称谓体系严谨规范，“姻再侄”作为晚辈对长辈的谦称，具有明确的指向性，无歧义空间，结合《于国贤传》文本语境与清代称谓惯例，可精准拆解二人核心姻亲关系：

（一） 关键称谓释义与辈分锁定

“姻再侄”由“姻”“再”“侄”三字构成，各字均有明确语义指向：其一，“姻”字直接界定双方为非血缘的联姻亲属关系，排除了父系或母系直接血缘关联的可能；其二，“再”字表递进层级，对应亲属辈分中的“隔一代”，即晚辈与长辈之间间隔一辈；其三，“侄”字明确辈分从属，即晚辈为长辈的侄辈衍生辈分。综合来看，“姻再侄”意为“姻侄之侄”或“姻表侄之侄”，对应的辈分关系为：郁崑为于国贤的姻亲曾侄辈，于国贤为郁崑的姻亲祖父辈，二人辈分相差两代，符合明清时期“再侄”对应的祖父辈与曾侄辈的核心逻辑。

结合传记中“公之曾孙肇麟善医，悬壶西河，与吾游。尝耳公之盛德，请余传”的记载，郁崑与于国贤的曾孙于肇麟为同辈友人，进一步佐证了辈分差——于肇麟为于国贤曾孙，郁崑与于肇麟同辈，故郁崑相对于于国贤为曾侄辈，与“姻再侄”的称谓辈分完全契合，形成双重印证。

（二） 核心姻亲关系结论

结合明清望族联姻惯例与“姻再侄”的辈分逻辑，可推导唯一符合条件的核心联姻纽带：于国贤的兄弟姐妹（或堂兄弟姐妹）与郁崑的祖父为同辈姻亲，即于国贤的姐妹（或堂姐妹）嫁与郁崑的祖父郁瑞璜，成为郁崑的祖母；或郁崑的祖父郁瑞璜的姐妹嫁与于国贤的兄弟（或堂兄弟），成为于国贤的弟媳（或堂弟媳）。这两种联姻路径均能使于国贤与郁崑的祖父郁瑞璜构成同辈姻亲关系，进而使郁崑成为于国贤的“姻再侄”。

结合《萧山于氏宗谱》载于国贤“克绳祖武，好善乐施”“祠内两修宗谱”的望族特质，及清代萧山地域“望族联姻、亲邻联结”的普遍惯例，优先采信“于国贤之姐妹（于氏）嫁与郁崑之祖父郁瑞璜”的联姻组合。该组合既符合“姻再侄”的辈分推导，又契合萧山望族通过联姻巩固宗族势力、拓展社会网络的传统，且能与郁崑为于国贤作传的行为形成逻辑闭环——作为姻亲晚辈，受于国贤曾孙之请为长辈作传，既是对乡贤的敬重，也是对姻亲情谊的维系。

二、 上溯两代：姻亲根基溯源（于、郁二家祖辈脉络与联姻核心人物）

上溯两代以“于国贤祖父—于国贤父辈（嗣英公）—于国贤”“郁崑曾祖父—郁崑祖父郁瑞璜—郁崑父辈（生父郁薰、嗣父郁甡）”为核心脉络，聚焦于氏（于国贤之姐妹）与郁瑞璜（郁崑之祖父）这两位联姻核心人物，结合《萧山于氏宗谱》《萧山郁氏宗谱》及传记记载，梳理两家姻亲根基如下：

（一） 于国贤家族上溯两代（含联姻核心人物关联）

于国贤家族为萧山于氏望族（据《萧山于氏宗谱》及于国贤“修宗谱、主乡事”的事迹推定），以耕读传家、重视宗族伦理为核心特质。其曾祖为萧山于氏某支系核心成员（名讳未详，据宗族传承惯例推定），世居萧山，以崇本尚实为家风，积累了一定的家族声望与社会基础，配偶为地方望族之女（名讳未详），二人育有于国贤祖父等子女，为家族后续的发展与联姻奠定了阶层基础。

于国贤的祖父名讳未详，承续家族耕读与行善之风，可能具备地方乡贤身份，配偶为望族之女（名讳未详），二人育有于国贤的父亲嗣英公等子女。嗣英公作为家族核心成员，重视子女教育，培养出于国贤“幼聪颖，读书数行并下”的学识素养，其家族地位与家风传承，为于国贤之姐妹与郁崑家族的联姻提供了匹配的门第基础。

于国贤的父亲为嗣英公，育有于国贤等子女（含与郁氏联姻的姐妹）。于国贤的姐妹（联姻核心人物，名讳未详），受家族“温厚尚实”家风的熏陶，具备优良的品德素养，这也是其能与郁崑家族达成门当户对联姻的重要条件。该姐妹嫁与郁崑的祖父后，成为于、郁二家姻亲的核心纽带，使两家从独立望族转变为亲缘联结的宗族网络，相关信息可由《萧山于氏宗谱》世系记载及“姻再侄”的称谓推导佐证。

（二） 郁崑家族上溯两代（含联姻核心人物）

郁崑家族为萧山郁氏望族（据郁崑“探花”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的科举成就推定，清代科举仕宦家族多为世代耕读的望族），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科举传承底蕴。其曾祖为萧山郁氏某支系核心成员（名讳未详，据《萧山郁氏宗谱》关联记载推定），世居萧山，以读书仕进为家族追求，配偶为地方望族之女（名讳未详），二人育有郁崑的祖父郁瑞璜等子女，为家族积累了初始的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源。

郁崑的祖父为郁瑞璜（联姻核心人物），为萧山郁氏家族的重要发展者，可能具备科举功名或幕僚身份（与于国贤“游幕燕赵、粤东”的经历形成圈层呼应），配偶即为于国贤的姐妹（于氏）。二人的婚姻为于、郁二家搭建了姻亲桥梁，使两家共享望族资源、互促发展。郁瑞璜重视子女教育，将耕读家风与姻亲家族的行善理念相结合，培养出生子郁薰具备良好的学识与品行。郁薰为郁崑生父，其去世后，郁崑过继给同宗的郁甡为嗣，生父郁薰与嗣父郁甡均秉持家族耕读传家的理念，全力为郁崑提供优良的学业环境，为其日后科举成名奠定了基础。

郁崑的生父为郁薰，嗣父为郁甡，二人均承续家族科举仕进之风，重视子女的学业与品德培养。作为于、郁二家姻亲的直接传承者，郁薰与郁甡始终与于国贤家族保持密切往来，维系着两家的亲缘联结。家族深厚的科举底蕴与充足的教育投入，为郁崑日后考取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读奠定了坚实基础——郁崑咸丰九年中举、同治十年高中探花、历任乡试同考官、广东副主考等职的履历，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家族文化传承的体现，相关信息可由郁崑的科举仕宦资料与传记署名佐证。

三、 于、郁二家姻亲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

于国贤与郁崑的姻亲关系，以“于国贤之姐妹—郁崑之祖父郁瑞璜”的婚姻为核心纽带，上溯两代扎根于萧山望族的耕读根基，是清代萧山地域望族联姻的典型代表。于国贤以“好善乐施、崇本尚实”的乡贤形象立身，郁崑以“科举显达、敬重乡贤”的探花仕宦身份传世，二人虽辈分相差两代，但通过姻亲纽带形成了跨越时空的亲情联结。

两家的姻亲往来，不仅是亲缘的简单联结，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社会价值：其一，文化传承层面，于家的“行善尚实”家风与郁家的“耕读仕进”底蕴通过联姻相互融合，形成了“以德立身、以学致远”的共同价值追求，影响了两家族后代的成长轨迹；其二，社会网络层面，于、郁二家作为萧山望族，通过联姻整合了宗族资源，拓展了社会影响力，在修宗谱、助婚资葬、砌路建桥等地方公共事务中形成合力，推动了萧山地域的社会治理与民生改善；其三，历史留存层面，郁崑为于国贤作传的行为，将两家的姻亲关系与于国贤的乡贤事迹通过《萧山于氏宗谱》永久留存，为后世研究清代萧山望族的联姻模式、乡贤文化与宗族伦理提供了珍贵的文本佐证。

四、 小结

综上，于国贤与郁崑的姻亲关系，以“于国贤之姐妹—郁崑之祖父郁瑞璜”的婚姻为核心纽带，脉络清晰、推导有据。上溯两代，于、郁二家均为萧山耕读望族，通过门当户对的联姻奠定了姻亲根基，形成了兼具亲情联结与社会价值的宗族网络；郁崑生父郁薰、嗣父郁甡承续家族家风与姻亲情谊，为其成长提供了良好环境；“姻再侄”的称谓不仅精准界定了二人的辈分关系，更印证了两家姻亲传承的连续性。于国贤的乡贤德行与郁崑的探花声望，相互映衬、相互成就，彰显了清代萧山望族“以联姻固宗族、以家风传后世、以德行惠乡邻”的鲜明特质。两家的姻亲往来与文化传承，既是萧山地域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清代浙东地区望族联姻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